李义虎:国际格局研究的现实主义取向和“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科整合研究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3 次 更新时间:2016-03-11 16: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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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虎 (进入专栏)  
各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是安全的 最大化,而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这意味着,多数国家注意的是限制或阻止任何一个国家 的权力最大化,即霸权的可能崛起;同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权力不是目的,而只是 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最高目标的手段。正是这种以谋求安全为“第一要务”而又兼顾权力 均衡的基本考虑,使得国家总是尽力维护它们在国际格局系统中的地位,它们在国家行 为方面倾向于相互制衡而不是顺风使舵,其结果是它们共同努力维持均势的局面,这一 局面即便暂时遭到破坏也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建起来。因此,就权力与安全的关系来 说,新现实主义强调安全而弱化权力的观点并没有减低它对国际格局结构的重视;相反 ,它的这一基本观点与强调体系结构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由于突出了体系结构的地位 ,强调力量对比(在结构现实主义的语言中被说成是“权力分配原则”)的作用,因而国 际格局在新现实主义的研究逻辑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国际格局被放到了一 个更为突出的位置上。而且,新现实主义在这样做的同时,它还强调国家在国际格局结 构中的地位或位置。其结果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融合了国家对权力和安全的实 际需要。这就在于:虽然跟传统现实主义一样,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生存系于由自助原 则控制的“战争状态”,但它认为在这种状态下要得到安全,就必须获得结构性的权力 。也就是说,国家生存和国际和平需要由一定的国际格局来加以保证。当所有国家在一 定的国际格局中寻找到相对的安全状态时,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局面才有可能形成。正是 由于重新解释了权力和安全的关系,新现实主义者在坚持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的同时, 其对无政府状态的解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他们并不排除国际秩序的存在,认为无政 府状态下的混乱无序、安全困境和自助并不是绝对的,在国际关系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 秩序。所谓一定的秩序取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因素,即国际格局的因素。因此,问题 是,一方面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权力排除出国际政治,另一方面国际政治总是 与权力相关的,新现实主义仍然认为国际格局是对权力的反应,但关键是如何确定和把 握其正确的定位。

     三

     新现实主义在解释国际格局方面确实有比传统现实主义显著进步的地方,但它与传统现实主义一样,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国际关系的结构,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注重国际关系的动态过程;因此,它实际上没有脱离典型的静态理论的窠臼。阿希利认为,在时间和变化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在进行论证时,倾向做出这样的假定:共时性(静止的)观点和历时性(动态的)观点之间存在着绝对区别,而且历时性(动力学)存在着对共时性(静力学)的单向依赖。由于必须在结构模型的环境中去理解变化,而在复杂结构模型中,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无论发生多少变化,这些变化都要受到结构的界定和限制。因而,在新现实主义中,历时性分析屈从于共时性分析,而变化只是在体系的固定逻辑下才能得到解释。也就是说,新现实主义关注变化动态的主要前提是,人们能够从理论上把握决定变化动态的结构因素。(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42—243、第264页。)对此,考克斯也认为,新现实主义重点研究国家,把国家化约为其 物质力量的维度,并同样将世界秩序结构化约为均势,把均势视为物质力量的结构。因 而,它对国际格局的理解和阐释只能是静态的。(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5 页。)阿希利和考克斯的观点说明,在对国际关系的理论解释上,新现实主义忽视或轻 视国际关系的动态过程所起的重要作用,包括可能对国际关系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这就 导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即新现实主义在解释国际关系时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根 据新现实主义对结构理论的解释,结构的制衡功能稳定而强大,追求权力最大化反而会 使自己陷入受到威胁的境地,所以在结构发挥经常性制衡功能的条件下,即便是大国也 不会盲目地追求超越结构限制的目标。由此,新现实主义的这一结论将结构设定在静态 的框架内,结构的功能在于维持现状。这说明,结构作为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和新 现实主义)的“共通项”,也是有局限性的,它影响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品质。正如阿希 利所说的,新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结构,即独 立国家所形成的权力结构。由于这个原因,它是静态的、保守主义的。(注:R.K.Ashley,“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5(2),1984,pp.204—236.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现实主义的分析视野 里,结构基本上被看作是物质性的,它排斥了非物质性的东西,而非物质性的东西如国 际制度等都更能说明国际关系的动态过程。)

     尽管如此,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格局研究的新进展,可能使我们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诚如约瑟夫·奈所说的,在理解国际问题的复杂性之前,先要弄清现实主义理论,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深入理解国际格局问题,还要结合新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进行更为系统和更为扎实的研究。在这方面,迄今为止,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格局的研究是最系统的和最权威的。二是在注意到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格局的新探索时,还需注意到某些新自由主义者试图用结构与过程相结合的途径所作的动态性考察。 在这方面,新自由主义反对新现实主义只注重结构层次,而不关注过程层次的做法;反 对沃尔兹等人把国际结构仅仅看成是各国之间大炮、军舰和GDP的力量对比而忽略国际 关系中“动态密度”的观点。它认为,新现实主义特别缺乏对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和国 际制度等非权力性因素的关注;(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译序。)因而,新现实 主义的理论逻辑很难充分解释国际关系的实质和特征。基欧汉曾经说到,沃尔兹的结构 逻辑使人们在分析国际关系时把注意力放在结构上面,这固然有其简约的优点,但结构 概念过于简明,解释不了多少东西。虽然结构确实是重要的,但它的解释可以预测冲突 必然发生,却无法说明冲突的强度有多大,因而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正是由于看到新 现实主义的这种弊端,新自由主义的体系理论在保留前者某些简约性(即结构)的同时, 更加注重其所忽视的国家间互动以及战略相互依赖对互动结果的影响,把研究的触角深 入到了体系过程的层面。(注:Robert Keohane,“Th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in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75—176.)按照约瑟夫·奈和鲁杰等人的解释,结构不过描绘了权力 分布或体系内的组织,过程则指体系内持续运行的、表现为一定方式的单元间互动模式 与类型。显然,结构和过程相互影响,而且它们都可能发生变化。结构是更为基本的, 而且其变化速度比过程要缓慢,但是忽视过程可能会抹煞国际关系的动态内容。新自由 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和自身研究的新进展启示我们,在研究国际格局时必须注意到 它所存在的两个方面,即结构和过程;“假如我们不仅仅关注体系的结构,也关注体系 的过程,即国家间互动的通常模式,那么我们将学到更多的东西。”(注:小约瑟夫· 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 页;《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26页。)因此,如果说新现实主义注重的是国际格局 的体系结构,新自由主义注重的是国际格局的过程以及其中国家间的互动模式;那么将 二者结合起来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研究国际格局的结构,而且要研究它的过程;不仅要 研究浮露于“国际问题”表面的国家间关系,而且要研究其中所内化的国家间互动模式 。也就是说,虽然目前关于国际格局的研究基本上仍限于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 范畴,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国际格局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而需要进行理论上的“ 新的综合”(new synthesis)。这种“新的综合”对完善和深化国际格局的研究来讲是 很有意义的,很有可能将会扩张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容量,并决定其研究内容的取舍。

     四

     在某种意义上讲,国际格局的概念及其理论是理解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努力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因为从词汇学的角度看,国际格局是一个完全中国式的、或者说很受中国学者偏爱的概念(尽管它与结构现实主义所说的“国际结构”或“体系结构”实际上是一回事)。按照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定势和建立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某种偏好,使用这一概念有着明显的好处和方便的地方,即它能使人们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的发展轨迹,也能够排除许多不必要的或不稳定的干扰因素,如局部的事件或某些国家的国内因素,从而完成“理论要素”的有效整合,并使理论较为简约和有力。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就是它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研究范畴,而且带有明显的传统现实主义倾向。这同中国国际格局理论的来源和借鉴对象、以及把这些来源和借鉴对象纳入到国际格局范畴的努力不无关系,这些来源和借鉴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均势理论,二是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有关体系结构的部分,三是列宁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理论和力量对比分析理论。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绝对相互排斥和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在理论上有机结合和融通的。但是,它们把中国国际格局理论深深嵌入在(传统)现实主义这一有限范围内,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格局理论既受到西方现实主义有关权力结构和体系结构理论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了与它相近的理论特征;但又受到列宁关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理论和力量对比分析理论的影响,从而也表现出与西方现实主义不同的理论特征。但总的讲,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以国际格局为核心概念,形成了有自己特色和风格的现实主义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

     首先,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如均势理论、甚至包括地缘政治理论,是中国国际格局理论的重要来源。在概念和逻辑上,国内学者与西方现实主义学者有着不少可以产生共鸣的地方,而与理想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距离较远。究其原因 ,主要是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引进到中国的传输方式有关,由于“我们的翻译作品以 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 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 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很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 《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所以,这种情况所造成 的一个失之偏颇的重要结果,就是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惯性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注: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总序,载基欧 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而正是在这种研究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 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浸染,甚至中国式的国际格局概念及其理论本 身就带有明显的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色彩。

  其次,可以说中国国际格局理论近年来开始向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借鉴了有关体系结构的部分。如前所述,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与“国际格局”相对应的概念是“国际结构”或“体系结构”。在新现实主义学派中间,沃尔兹和吉尔平的“国际结构”或“体系结构”理论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但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长期发酵相比,它们尚未渗透到中国国际格局理论的深层;因为后者显然仍固执于国家(单元)层面的分析,并未将分析上升到“体系结构”的逻辑层面。另外,应该看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然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理论流派,它们之间的争论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中新自由主义理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理论空间,拥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份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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