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喜荣:理解宪法基本价值的五个维度

——重塑依宪治国的观念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16-03-10 14: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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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喜荣  

   摘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中国的宪法实施和宪法理论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由于公民普遍的宪法观念还没有真正形成,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制度还不够完善,中国的宪法权威还远远没有树立起来。有必要从政治民主的维度、法治秩序的维度、公共生活的维度、个人权利的维度以及后代人利益的维度,分析宪法的基本价值这样一个时代话题,为中国最终走向“依宪治国”,为公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以及中国宪法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的支撑。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具有宪法精神的公民才能成为推动宪法实施的伟大力量。

   关键词:依宪治国;政治民主;法治秩序;公共生活;个人权利;后代人利益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提纲挈领地阐明了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以及依宪治国相对于依法治国的首要地位。然而,中国的宪法权威还远远没有树立起来,公民普遍的宪法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形成。近年来,宪法学者还在呼吁“认真对待宪法文本”,认为“在法治国家建设中,人们表面上都承认宪法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文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尊重和轻视宪法文本似乎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与倾向”[1],强调“中国改革到了‘摸着宪法过河’的阶段”[2]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分析“如何认识宪法的基本价值”这样一个时代话题,为中国最终走向“依宪治国”,为公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以及中国宪法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的支撑。

   美国批判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马克•图什内特在《宪法为何重要》一书中试图引导美国的法学界以及美国民众从“宪法重要,是因为它保护着我们的基本权利”的传统司法审查的视角中走出来,从民主的维度出发重新解读美国宪法的价值,提出“宪法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的政治提供了一种结构”[3]1。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政治宪法学也不满足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仅仅以宪法条文以及西方宪法学的规范主义,解释或研究中国的宪法文本”[4]6,而主张:“中国的宪法学应该正视现代中国的人民主权,把握其隐含的人民、党与宪法的根本性关系”[4]5。这启发我们对于宪法的重要性可以从多个维度出发加以探讨。笔者认为作为合格的现代公民应该至少从政治民主的维度、法治秩序的维度、公共生活的维度、个人权利的维度以及后代人利益的维度出发理解宪法的价值,从而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宪法文化氛围,弘扬宪法精神,为全面实现依宪治国提供观念和文化的基础。“维度”,在物理学和哲学的领域内,指独立的时空坐标的数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通常指称独立存在却又相互关联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视域。笔者使用维度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说明,理解宪法的价值应从社会发展的不同视域出发,达致宪法的最全面的认识。不同的维度展现宪法价值的不同方面,既紧密相连又无优劣先后之分。

   一、政治民主的维度

   宪法是近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律标志物,通过宪法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全面法律化。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Akhil Reed Amar教授将美国宪法比喻成“新世界的雅典卫城”,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所见“最民主行为”的产物。[5]5继美国宪法之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宪法在欧洲大陆的开端,随后宪法就成为民主国家的法律标志物在全世界流行开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灾难深重,政权数度更迭,却是中国宪法制定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民主革命最激烈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时期。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诞生,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宪法化。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颁布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化的结果。民主是相对于专制的巨大胜利。作为民主社会的法治成就,宪法全面界定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关系并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规范的可能。

   (一)全面界定民主的政治制度关系

   是宪法而不是其他的法律全面界定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关系,从而为国家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的政治架构。“从立法者的法理学出发,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法律如何建构国家主权并奠定国家政治秩序,这就要考虑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6]7举凡主权的所有者、民主代议机关的产生、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都可以在宪法中找到规范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的第1至第3条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基本权力关系,可谓开宗明义界定了宪法与民主的相互关系。在宪法文本的其他部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特别行政区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以及地方制度的规定,而且在国家机构部分还可以看到关于国家权力分配的细节性规定。

   (二)提供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民主化解决机制

   社会冲突的司法解决具有事后救济的特征,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首先会经历民主的制度化解决机制并主要被这一机制所化解。如现代选举制度提供了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容纳多元的利益诉求;现代立法制度则提供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平衡多元利益的竞争关系;现代地方制度则缓解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张力;民主的人事任免制度则化解了权力更迭过程中的统治危机;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的职权配置,则降低了权力冲突的几率并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上述制度都在一国宪法中有或原则或细致的规范依据,从而以根本法的形式提供了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民主化解决机制。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这些机制的细节由部门法完成,但其精神和原则来自于根本法上的规范依据。

   (三)使公民全面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

   公民对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应该持续化、多样化、细节化。当代民主实践的发展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每4年或5年一次的选举不能真正解决民主参与问题,这推动了参与民主或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参与民主理论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只有在大众普遍参与的氛围中,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欲实现的基本价值如负责、妥协、个体的自由发展、人类的平等等。”[7]8参与民主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新型公共治理范式的形成。“公共治理,就是让公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既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又对自身事务实行高度自治。”[8]我国宪法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根本法的规范依据。宪法关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逻辑前提;关于批评和建议权的有关规定,为信访、听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权利基础;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规范依据;关于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的有关规定,为公民的经济参与提供了规范依据。《决定》中对公民的民主参与问题的规定,是对宪法相关内容的具体化和细节化。

   二、法治秩序的维度

   宪法确认了一个国家的基本法治秩序。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张文显教授提出“法治和国家治理要实现的秩序是‘包容性秩序’”,即是“一种使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和人道主义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秩序,是摆脱了单纯偶然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的秩序,是各种社会分歧、矛盾和冲突能够在道德精神和法律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和平解决或缓和的秩序,是社会组织健全,社会治理完善,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秩序”[9]139。具有上述价值特征的法治秩序,可以在我国宪法中找到基本原则性的、概括性的规范依据。

   (一)现代法治秩序的基本表达

   赋予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从而实现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重要价值之一。“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法律的效力位阶中处于最高处或者最顶端。这是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和通例,其他所有的法律的效力都来源于、当然也就低于宪法的法律效力,任何违背宪法的法律都是无效的。”[10]109以宪法为统帅构建起的法律体系的实施可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法治精神是宪法的基本精神,宪法的实施是法治精神在社会诸领域的贯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晶,与法治对立的是人治,如果人治意味着专制、集权、善变和奴性,法治则意味着民主、秩序、稳定和尊严。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法治是国家权力运行的精神或原则,法治精神是融入在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确认,对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职权的法律限定等内容中。我国现行宪法最初也没有将法治原则直接写入宪法,1999年在修改宪法时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补充进宪法第5条。考虑到我国历史上漫长的人治传统,对法治原则的具体规定有利于明确国家的法治发展方向。有学者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的法治观念,指出中国正在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11]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对宪法精神的贯彻。

   宪法是主权者意志的集中体现。主权者的意志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宪法则为主权者的意志提供了规范化的表达方式。我国宪法第三章通过对国家机关性质的界定和职权的配置,实现了国家机关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宪法在序言和总纲当中还对国家的经济秩序、意识形态秩序、民族秩序、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以市场经济秩序为例,我国宪法总纲的第6至第18条都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目前通过的31条宪法修正案有14条是关于经济条款的修正,2条是关于国家发展阶段的修正,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改革和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内容,也与经济秩序相关。我国宪法全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需要,著名宪法学家韩大元教授因此指出:“中国改革到了‘摸着宪法过河’的阶段”,所谓“摸着宪法过河”,就是指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应当严格依照宪法所建立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运行,确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机制,设定改革的宪法界限,通过宪法和法律权威释放改革的红利。[2]

   (二)对国家公权力的宪法控制

宪法是“限法”,即限制国家公权力之法。在我国,国家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是国家治理中的制度顽疾,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众多。对此有学者指出:“不论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人治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威权统治,还是现实利益集团的阻碍和社会对强势政府的需要,抑或是一党执政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都会导致公权力超越法律之上从而破坏法治。而对于权力的制约不应当停留在理论论述上,而且要做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12]宪法的实施是最“有效的制度”。我国宪法序言以及总纲的第5条分别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明确了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地位的同时,也明确了对各类社会主体特别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权力进行控制或制约的立场。上述规定符合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监督的世界法治潮流。宪法第三章则全面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权力、责任、运行程序等内容,但是“宪法的制定并不是简单地给国家机关授权,而是在一系列限制约束条件前提下给国家机关授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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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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