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os Eire:如此悲伤,如此独特

——专访问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Carlos Eire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4 次 更新时间:2016-03-08 13:01:11

高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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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os Eire,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古巴政治难民。除专业著作外,著有回忆录《在哈瓦那等一场雪》(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获2003年全美最佳非虚构著作奖。

   高文斌,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现就读于耶鲁大学宗教学系

  

*Carlos Eire

   作者按

   Carlos Eire是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专治欧洲宗教改革史。然而本文却无关艾尔教授的专业。我记录下的,是他闲聊中谈起的人生片段。

  

   采访艾尔教授并不在我这学期的计划之中,但是自从他在课堂上讲到哈瓦那的中国鞭炮,我就无可救药地被他的人生吸引。于是我一边与艾尔聊天、通信,一边断断续续读着他的回忆录,将这篇稿子磨了又磨,改了又改。

  

   我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一个古巴教授的人生经历这么着迷,着迷到发疯的程度。直到有一天,我在地下室里边吃着花生米边读着《在哈瓦那等一场雪》,我的朋友黄彼得走了过来。我对他讲我正在写一篇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写的稿子。他听了艾尔的故事,说了一句话:“This is the beauty of displacement”。这就是错位之美吧。

  

   一语点醒梦中人。

  

   Displacement,其实不仅有错位的意思,更强调主体与周围环境的不协调,甚至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力感。作为西班牙裔,童年的艾尔最愿意听祖父母讲欧洲的大雪。在哈瓦那终年的暑热中,他在等那场神奇的雪。几十年后,当他终于回到西班牙,却险些被冬天的极寒冻死,又险些被失火的电热毯烧死。而在哈瓦那、美国与西班牙之间,中国竟是一条最出人意料的伏线,倏尔出现又倏尔消逝,将我这个漂洋万里的中国学生卷入其中。因缘的奇妙,怎能不令人浩叹!

  

   错位之美,当然是一种悲剧美,但是也是对“同”与“不同”的抒情诠释。陌生感意味着发现,意味着觉醒,意味着绝望,意味着希望。艾尔教授用一生的颠沛流离验证了“陌生”与“错位”可能带来的种种。在犬牙交错的文化版图上,一个人的生命能否穿过偏见与仇恨的屏障?从一个在餐厅里刷盘子的难民,到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家,艾尔的生命奇迹多少给人以希望。

  

   艾尔教授对古巴政治有非常强烈的看法。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常常怒斥卡斯特罗政府的暴行,说起来就刹不住车。对于艾尔教授的悲愤,我无比同情。而他在斥责中也每每流露出对政治、宗教与人性的深刻洞见。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却不得不对这些洞见“割爱”,因为我希望这是一份赤裸裸的私人见证。由于一个中国学生的参与,这份见证当然多了一个中国视角。跨文化的心有灵犀,建立在共同的历史伤痛上,相信读者自能领会。

  

   艾尔教授不通中文,无法对本文进行审阅,所以我的解读成了某种独立的存在。可历史本来就是无数次的初读、重读、精读、泛读、瞎读。我在下笔时,感到中国与古巴之间无数条虚虚实实的经纬从体内穿过。这是一种触电般的幸福。

  

   回忆是最强有力的真相。如果你告诉我有一种历史与回忆无关,那样的历史只能是谎言;如果你告诉我有一种谎言与回忆无关,那样的谎言是谎言中的谎言。

   ——《在哈瓦那等一场雪》前言

  

   一、 “我亲爱的中国伙计”

  

   “我1950年出生,今年六十五岁。

  

   我是古巴人。也可以说我不是古巴人。因为我的祖父母来自西班牙,所以他们总是告诉我:你是西班牙人,只不过住在古巴。

  

   我小的时候,西班牙语里有一个字:Chinito,意思是‘我亲爱的中国伙计’。这可不是一般的字,而常常是恋人之间的称呼。中国人在古巴很受尊重。哈瓦那有中国城,全是中国人。很多是内战后跑到古巴来的。中国商人实在太多了。多到让我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经商。

*哈瓦那中国城的牌坊

  

   那时候爸爸常常领着我和两个兄弟去中国城买炮仗。中国城长年都有卖炮仗的。我觉得中国人都是天才,那红红的鞭炮皮和上面的中国字都有魔力!我们一帮捣蛋鬼到处放鞭炮,在家里放,在墙上放,在花丛里放,在马路上放,在蚁丘上放。我们甚至把炮仗塞到公园的榕树洞里。有一次我差点把自己的手炸掉。”

  

   几年之后,当元旦的哈瓦那枪声大作时,艾尔觉得枪声仿佛是“远远的鞭炮声”。几十年之后,艾尔仍然对隆隆的枪炮声念念不忘:“直到今天,当我即将入睡时,我仍然在等待零星的、遥远的爆炸声。那简直是一种安慰,一种催眠曲。”鞭炮对艾尔是神圣的,因为爆炸产生的气流仿佛耶稣受难时那一阵大风: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马太福音27:51》)。每一次炮仗爆炸,“上帝都随着气流渗入了我的身体”。

  

   “就在我爷爷家的街角,有一个卖热狗的小摊。摊主是中国人。他卖的热狗和炸薯条太好吃了!离开古巴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棒的热狗和薯条。我的奶奶总是抱怨,因为我吃了中国人的热狗和薯条,就不喜欢她做的菜了。

  

   我不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名字。我好几次试着跟他讲话,但是他应该不大会西班牙语吧。他只会说“热狗?薯条?OK”。我们没有真正的交流。他也就比我大十几岁,所以有可能他还活着。我时常想他现在在哪里呢,还在卖让人上瘾的热狗和薯条吗?他在陌生的国家,给陌生的人做菜,心里在想什么呢?虽然人适应新环境可以比动物还快,但是我们的肤色和语言是改变不了的。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讨生活,这就像蜥蜴被割掉了尾巴。

  

   我妈妈经常光顾的杂货店也是中国男人开的。每次我妈妈把需要的蔬菜写在一张纸上,他就把蔬菜装在纸盒里,送货上门。他常常在里面塞上一点点零食,那是给小孩子的。

  

   我的家庭很殷实。我的爸爸是个法官。他收藏了很多艺术品,爱听古典音乐。除了一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他就和自己的艺术品泡在一起。他不仅给我们买中国鞭炮,还用中国的红纸给我们扎风筝。他真是一个艺术家。

  

   我们家当然有一些特权。比如看电影从来不买票,也会有人给爸爸送酒、送水果。我上的学校是全古巴最好的,古巴总统的儿子是我的同学,每天他们的保镖就在校园里晃来晃去。有一个大胆的同学就上去掀开保镖的衣服,看里面藏着的枪。保镖也不生气,只是笑。我记得去古巴糖业大王的家里玩,满院子都是豪车,还有马厩、游泳池,大亨的儿子开着儿童版的跑车跑来跑去。

  

   当然这些人后来都完蛋了,我们家也完蛋了,因为卡斯特罗来了。”

  

   二、 那些绿色的自行车

  

   “卡斯特罗是靠苏联的。那个时候苏联和中国关系不好。但是古巴政府仍然和中国有‘特殊友谊’。他们要做两手准备。

  

   中国人送来了许多绿色的自行车。那大概是中巴友谊的象征吧。每个家庭限买一辆。”

  

   听着教授说起“绿色”的自行车,我突然想起了中国医院的急诊室,一律刷着半截子的绿漆。惶急的母亲抱着发烧的我,周围是吵嚷的、陌生的人群。记忆中中学的墙也是半截绿半截白的,写满了各种小情侣的情话,家长会开始前班长会认真地刮,于是大片的绿中露出星星点点的灰黄色。

  

   绿色对艾尔也有别的含义。当苏联人将一只叫莱卡的狗送入太空时,一群古巴的孩子决定将一只蜥蜴也送入太空。他们将蜥蜴绑在一个罐头盒上,下面塞了中国城买来的特大号火药。艾尔在自传中写道,在火药爆炸之前,他注意到那只蜥蜴“实在太绿了”。当时他肯定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也像卖热狗的中国男人一样,成了没有尾巴的蜥蜴。

*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书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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