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晚清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7 次 更新时间:2016-03-07 19: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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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是主动革命。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各省咨议局,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官员。张謇作为清朝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诸如曾国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严修与蔡元培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和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严修(1860-1929)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主持一省之学务。很可能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他于1897年上奏,提议开经济特科。光绪帝接受了,相关的准备也正在进行,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项。至戊戌政变后,他请假回到天津,办理女学堂,自我学习西学,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是直隶(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发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学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凯组织内阁,再任学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而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向新式教育转变,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他对清帝的退位,似乎并不意外,是顺从的;对民国的创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欢迎的。他后来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已经看不到太多过去儒学或经学的特点。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变后,请假回籍办理中西学堂,后到上海,参预办理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1904年,他参预组织了光复会,后加入了同盟会(他有种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销假回京申请,未能成行。次年,他随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到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旁听三年(孙宝琦曾给予他一定的资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学。辛亥革命时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北洋时期,再次出洋赴法国。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校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严修与蔡元培,都是进士出身,都进入翰林院,都去了东洋或西洋,主动从传统思想中走了出来,并进行新思想、新学术的传播,开始办学。就清末时期而言,严修更多一点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点民间色彩,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他们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并从事于思想革命。他们在当时和后来都是影响极大的人。

   顺便地说一句,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爱国”一词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爱国学社的教员与学员,后来大多是反清的。

   叶昌炽的课题与废八股改策论

   严修与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说从传统主动迈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于上课的原因,我在读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缘督庐日记》,作者叶昌炽(1849-1917),苏州人,学问精深,今天被视为金石学家、文献学家。他于188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甘肃学政。1903年8月,他在兰州求古书院出了三道课题:

   允犹翕河义(典出于《诗?周颂?般》,指允水、犹水合流为黄河)

   问欧洲各国皆用金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银币论,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钱二分,易中国银,浮于所之重数悬绝,是同一银币,中西贵贱不相敌,不变圜法,匮可立待。何策以维持之?

   兰州新设官书局应排印何书议(《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书院是兰州最重要的书院,此时的学问已经完全变化(叶昌炽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记中称:“省城兰山书院,督臣为政。求古书院,学臣为政。旧例也。”)。第一题仍比较传统,叶昌炽此时在兰州,似乎也是颂“时周之命”。第二题我不知道今属大学哪个学系的专业内容?经济系、政治系、金融系、社会系似乎都有点关系。第三题是有所指的,即当时最为缺少的时务书。叶本人此类书籍不多,主要来源是西安。西安此类书籍也很少,兰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这些没有读过时务书或读过不多的兰州学子,又如何比较,如何回答?叶作为一省学政,须在各府、州进行科、岁两试。其中在巩昌府的院试,所出的生古题为:

   问地为球体行星之一,其体皆有尽界而浮于空中,所见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线,试言其理

   问巩昌石刻上溯汉魏,下迄宋元,年月书撰,或存或佚。各举所知以对

   哥舒瀚论

   所出的童古题为:

   问空气流动而为风,由于冷热涨缩,试言其理

   问巩昌陇右名区,人文所萃,前贤撰述,文献足徵。试以四部条例其目,并论其著书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维论

   其中第一、二题是“策”,叶昌炽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题(分别谈地平线和风的产生),特别说明“两策任择一题,无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识来补其西学之不足(《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宁府的三试题中有:

   问古人以兵战,今东、西各国以商战、工战、农战而实以学战,试申言其意(《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从这样的课题出发,学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叶昌炽不以西学见长,与冯桂芬、江标、费念兹、张之洞有交往。我很怀疑他对国际汇兑、地平钱、风和“学战”等课题是否有完整并大体准确的知识,也不知道他的评分标准,很可能由他的幕僚来操办之。他不是新学的一派。他这么做,是其职务使然。他所出的题目,应当被认为是晚清最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表达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读了这一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叶昌炽日记,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关的背景,即两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从明年起废八股,乡、会试皆试策论。叶不能不变。1906年,清朝又废学政,改设提学使,叶也就不再做官,返回乡里。他曾任江苏存古学堂历史、地理总校,民国后不再出仕。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时,有一点欣慰,但认为不会长久。

   叶昌炽日记中所描写的这一年,1903年,清朝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济特科,清朝通过了“癸卯学制”,规定了三段七级的教育体制。后一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朝在开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即“甲辰恩科”会试。考题大变。第一场史论(五题):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题):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三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大学》)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易?系辞下》)

   从考题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与原来的科举会试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以今天的知识水准来判断,第一场史论,大约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据史实来回答,出题者另有其意在内;第二场西政与艺学,属政治家和各行专家讨论的问题,且也不可能有标准的答案;第三场四书五经义,实际上也潜藏着对当时国政的新解。用这样的题目来选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经国济世之才?

   清代最后一榜(也是中国最后一榜)会试进士共两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这两百七十六人的后来经历,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此时离清朝灭亡已经很近了,但我记得这一批人中没有忠清、殉清的。该榜探花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极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又一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了。在新的教育体系之中,经学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举的支撑后,传统的儒学软软地塌了下来,在青年学子的心中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传统的由“知书”通向“达礼”的路上,人迹渐稀。

   张之洞的内心世界

   科举试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而科举消亡又显示着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张之洞(1837-1909),主持着晚清的学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当称《劝学篇》,虽由其幕中人士代笔,仍体现出他的思想,完成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读《徐世昌日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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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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