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妇女运动:中国革命实践对社会科学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16-03-07 11: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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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中国妇女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得解放的运动,本来应该作为阐释20世纪的整个女性主义或者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但这样一个资源,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叙述里。性别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种看世界的角度,是从实践中来的。把中国实践纳入性别主义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性别:看待世界的第三个视角

   性别研究,即所谓GENDER SDUDIES,在欧洲自1960年代开始,慢慢地成为社会学中一种比较热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它指的是我们看世界,要有一个GENDER的视角——GNEDER一词,翻译成“(男女)社会性别”比较恰当。

   社会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它把工业社会以来的社会基本结构,看作是一个阶级关系的结构,其中最经典的当然是马克思的分析。在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之外,西方社会(欧洲以及越来越重要的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引进的一个方法就是“族群”。性别这个维度,是社会学引进的第三个观察世界的维度,就是说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有一个社会性别(GENDER)上的差异。

   性别的视角一直被忽略、被轻视、被边缘化,是有科学本身的原因的。自然科学中“科学”程度比较高的数学、物理学,都是由男性话语构筑而成。孔德从一开始要建立社会学,原本的意思是“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即我们认识社会就要像牛顿认识自然界那样。这样构筑起来的概念、理论、框架,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没有性别这一个角度。最硬的科学是要求排斥情感的,它是最理性的,也是最冷酷的。但如果把情感的东西排斥在社会科学之外,再去解释人的行为,那是很难的,至少是很不完整的。古典的社会学要处理的,一个是社会关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但是如果看不见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里面活生生的人(现在社会科学里叫“行动主体”[agent]或者“行动者”[actor]),不能解释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相当一部分是和他的情绪、情感、心理有关系),那么社会科学就变成了一个机械论的解释,变成了简单化的解释,或者是千篇一律(所谓“可重复性”)的解释。20世纪的30~60年代,原来的社会科学逐渐暴露出它的不完整性。1930-1960年代,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就是引进了族群和性别的维度。有了这两个角度,再重新看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和18、19世纪那些经典大师所阐释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很不一样的。

   性别主义的发生,不是一个纯粹的智力活动/知识生产的产物,不是由一些聪明天才凭空制造的,不是从所谓的学术脉络里自动产生的。它是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兴起导致的,是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系。二战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万隆会议后叫作不结盟运动,或者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在1960年代风起云涌。与这些社会运动相伴随的,甚至比它还要早,有两场重要的妇女运动。第一场妇女解放运动,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白人妇女争取和白人男性一样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运动,这个运动没有那么急风暴雨,它通过改良一步一步地扩大。另外一场妇女运动,是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殖运动相联系的,这场运动是急风暴雨式的,有些是以革命的形式,比如说中国的革命;还有很多非洲、亚洲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以反贫困的形式,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兴起。亚非拉的妇女解放比较而言是更加急风暴雨般的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是第三世界开展的反帝反殖运动的一部分,它是第二场妇女解放运动,是和白人的妇女解放并不完全一样但又前后相随、彼此影响的一个过程。它和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一样,也是一个彼此影响的过程。

   可见,性别主义的兴起,它不只是一种智力推演,而是社会的运动或实践,是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反映,要是没有那么一些轰轰烈烈的,而且是彼此交集、交叉同时发生的运动的话,不会积淀下来成为一种学术的视野和方法。今天性别主义在美国的大学里,在欧洲的讲堂上可能变得很精巧、很优雅,包括著名的性别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如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很有教养、很有风度,但实际上她和一批印度裔学者的学术背景,是和印度1950~1960年代尼赫鲁领导的不结盟运动、乃至早期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以及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很深刻的关联。

   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与理论的空缺

   在中国的语境下,怎么来看性别主义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法?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第二场妇女运动的潮流中,也是其中比较激烈的。从秋瑾那一代人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和女性解放有关系。辛亥革命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妇女的缠足问题。“五四”以后,不但是解开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上学了——至少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比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这样的,她们甚至也可以参与政治。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这是独一无二的——要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女性是被压迫得最深的。从一开始起,中国的妇女解放,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反抗形式,即女性通过革命的形式,甚至通过参军的形式,用一种“暴力革命”来解放自己。我们有女红军,有“红色娘子军”,她们真是到了战争的第一线,这些篇章,在整个妇女解放运动中,都是最激烈的。

   中国的妇女运动,推动的男女平等和女性地位的改变,并不只是女性的地位提高了这么简单。在社会意义上,比如说女性的就业程度、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等等,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50年代以后,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全民的保健和防疫,把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降下来了。在1950年代,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人用了很短的时间,30年一代人的时间,就完全变了一个样。许多国际发展组织从1980年代进入中国,从那时起他们一直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健康(防疫、保健、医疗)、教育(包括全民扫盲,农村妇女扫盲)和基础设施(灌溉、农田水利等)这三个领域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做得最好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享受着这个遗产。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有着健康体魄的一代劳动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么一代健康的劳动者,如果我们还是东亚病夫,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教育,经济是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的。现在农村孩子失学很严重,农村的女童失学更严重,在珠三角,到城里打工的那些农村小女孩的正规教育也确实是初中都没念完。但是另一方面,她们心灵手巧,接受过基本的教育,很快就能够组装出包括索尼电脑、高级照相机在内的产品。也就是说,这是一支很强的劳动者队伍,这支队伍也是在妇女解放的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

   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中国妇女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得解放的运动,本来应该作为阐释20世纪的整个女性主义或者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但这样一个资源,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叙述里。对比一下,斯皮瓦克她们其实是把印度的资源介绍到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叙述里,所以她不但自己变成了西方意义上的一位知名教授,而且她能够把印度的经验带进主流的社会科学中。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也有一百多年了,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给千百万妇女带来了这么大变化(在持续的变革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的曲折)的解放运动,却基本上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如果有,也是少之又少,充其量只是一些事实和个案,而没有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没有形成相应的范式和概念。

   性别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种看世界的角度,是从实践中来的。把中国实践纳入性别主义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现在主流的叙述其实是西方的白色男人主宰的,而性别主义基本是西方的白色女性争地位、争权益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不只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我觉得广大的亚非拉女性和她们的实践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面。我们社会科学必须努力把我们的实践总结成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哪怕是一些概念、新的看世界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看发展可能就不只是GDP,不只是收入,像联合国开发署多年来做的那样,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识字或者教育纳进来,这样就有一个人文发展指数,这样看世界至少要全面得多。

   推而广之,不只是性别问题,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我们自己的实践是如此的丰富,但是我们的理论却是如此的苍白!中国现在讲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中国怎么样进入世界,别人怎么看我们,确实都很重要,不只是个面子问题。我们有时候说话办事不知道怎么说,说的方式可能别人不容易接受。这个意思不仅是说我们应该适应别人,照着别人去说,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方面印度做的比我们好。虽然印度的社会发展好像比我们落后得多,贫富悬殊比我们严重,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基础设施都比我们差,但是印度确实培养了一个人数很少的——比如说300万的精英,那批人基本上知道怎么去对世界说话:从甘地到斯皮瓦克、阿玛蒂亚•森这些人,他们都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既用别人能明白的方式说,又能保持自己的自主性。这个不但和形象有关,还和我们实际上确实做了什么、怎样做有关。其实,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说得极端一点,1980年代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倒掉了一样。我们过去做的事,也不只是阶级斗争,19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们走的道路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以前动员群众,从爱国卫生运动到全民健身运动,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是最典型的“花小钱办大事”,做到了提高识字率,增强全民免疫、保健,降低婴幼儿孕产妇的死亡率,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增强了人民的体质等等。这些实践,这些资源,迄今也没有被整合进社会科学,没有经过整理、吸纳,把它变成理论,没形成自己的解释概念。我们的社会学几乎也就只有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再也没有其他自己的概念了。像“社会”“国家”这些概念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人借用汉字,从西方的语言里翻译成日文,然后我们再从日文拿过来,于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旅行到了中文,和我们的理解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也好、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好,大量的实践概括不成理论,这是很被动的。当然,社会实践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需要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可能需要多少代学者,耐着寂寞的长期研究才能成功,现在的研究,太急、太快,显然是不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

   从性别主义看社会科学的整体困境

   性别主义,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整个文明、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的一种挑战。但从19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们再去看西方女性主义的叙述,已经变得很优雅,甚至也很没意思。全世界性别主义的研究,似乎有点走不下去——它卡在了解释西方白人妇女怎么争取权益、获得和男性一样地位的位置上。

   这个障碍首先是因为它没有把其他地区、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实践纳进去;而且这个障碍是很难被西方人自己克服的。这相当于为什么性别主义研究很容易就变成了“女性” 的研究——男性很难跨出那个男权、父权的框子,按照男女平等的眼光来看世界,因为他一直享受着这个不平等的好处。同样,让西方人获取非西方人的视野是很难的。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这些非西方的人受到了西方的教育,非西方人也学着用西方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也是越看越不顺眼,不会实实在在去看自己有过的、还继续有的那些丰富的实践,也不会从中来总结、提炼我们的理论。社会科学真正难做的就是在话语层面怎样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我们自己得有一套对这些问题的说法,而这“说法”的背后是对自己实践的认同。

   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变化太快。比如说美国这么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大国,在“反恐”问题上走得如此不顺,从根本上说,是它的制度设计、体制适应不了新的形势。现代社会科学和国家建设是同一个过程,它即是现代国家的产物,又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也负责解释并合理化国民经济、国家防务、国家文化、国家建设。整个社会科学现在从所谓最硬的、最成熟的和最科学的经济学到其他很多学科,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当然很重要,直到现在国家仍然是最大的组织和制度,是最有力量的利益代表,但另一方面,这里也确实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现在的全球化形成一些非国家的力量和现象,原有的社会科学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原有的概念、范式也解释不了。

   而在这方面,性别主义又确实非常有参考价值:性别主义的锐利在于,它认为,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启蒙运动,包括中间经过文艺复兴,整个最基本的叙述都是不合理的,是男权的,它都要去挑战。性别主义挑战的是人们关于世界的基本认识:我们这个世界不只是线性的、进步的、阶段的、以男性支配和男性叙述为主,不只是一个越来越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世界。其实,这种视角和我们现在寻求科学发展观,讲和谐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交叉关系。西方的性别主义叙述构成了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现在,社会科学的最大难处,是所谓“杰出人才”(往往就是20世纪训练出来的)所操持的基本上还是20世纪那套老的话语,讲的还是那套老的概念。那么,怎么面对未来?现在中国倡导和平发展,提出了“和谐世界”的观念,这至少是个引领式的命题,也提供了讨论的可能性。这种观念的提出,不但对我们有意义,对社会科学有意义,或许可以整个地改变我们的话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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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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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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