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近代史研究不必“抹黑”先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16-03-07 11: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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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无到有,终于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活力的分支学科。特别是经过最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更加细化,出现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且已经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

   然而仔细分析这套话语体系,人们也不难发现除了一些时髦的概念、名词外,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框架构造上并没有多大的突破,研究者依然沿用着半个世纪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框架。

   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框架萌生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所要解决的,或者说所要论证的,主要是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以便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因此那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几乎无不持批判的态度,几乎很少肯定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这种情况在那时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久已成为执政党,她所面对的问题久已不是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也久已不存在其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问题。作为一个对中国未来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建设与发展,是不断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精神需要的问题。

   因此,依附于执政党的正统的历史学研究,不应该再以论证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为重心,而是应该着重研究历史上的统治经验,古为今用,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的良性发展。基于这种判断,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就必须要有所改造,有所调整,整部中国近代史就必须重新改写。

   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的改造与调整,在根本点上应该放弃民主革命时期所确立的价值准则,在研究的具体细节上应该确立“同情地理解”的基本方法,重新评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那些主要人物。

   不必再将他们一概“抹黑”,而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贡献与失误。否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主导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西太后、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陈独秀、胡适等等,几乎都是具有“反面脸谱”特征的人物,那么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也实在太过于黑暗,而且这种状况也并不合乎历史的真实。

   “同情地理解”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在谈到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时,就曾经说过要“知人论世”,即从历史的观点去评价人物。历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不必论,关键是怎样去评价那些所谓的“反面人物”。

   所谓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历史进程的发展,许多在过去被看作“反面人物”的历史人物,却不意成为“正面人物”;而许多一直被歌颂的“正面人物”却不意成为“反面人物”。

   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促使人们在认识上的变化,人们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评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了。像晚清时期长时期主导中国政治的西太后,由于多年来的“革命话语”占主导地位,因此她的形象总是负面的,她除了生活的奢靡、腐败外,更是因为她对革命的仇视,对革命派、改良派的无情镇压,于是乎西太后的形象多年来总是不佳。

   然而当我们的“话语”系统发生转变之后,即我们不再单纯从“革命”的立场上去看西太后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在她实际主导中国政治的几十年里,正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化的时代,西方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引进来了,中国开始步入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而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西太后的默许、同情和支持,可能吗?

   于是有学者开始重新研究西太后的政治态度,开始研究西太后统治中国时期的社会情况,终于发现“真实的”西太后并非如百年来“革命话语”所渲染的那样极端丑陋,极端负面,她在中国历史上依然做出过她的那个时代所允许她能做出的贡献。

   “话语系统”的转换导致人物评价的变化只是一种情况,而另外一种情况却是我们应该承认“人无完人,金无赤足”。不论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抑或是反面人物,历史既然给予他们存在的基础与条件,他们总会有自己存在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如果站在“同情与理解”的立场上去“关照”这些人物,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反面人物”在做那些“坏事”时也有着难以真正捉摸的心理因素。

   像清末民初的强势人物袁世凯,其一生中最遭世人诟病和不耻的是两件事,一是“出卖”维新派,导致清廷对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的镇压,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一是“洪宪帝制自为”,闹了一场帝制复辟的丑剧。关于前者,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史料的角度论证并非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而是别有原因导致了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我们姑且勿论。

   而关于后者,多年来我们只看到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过程与结果,而相对忽略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背景与原因。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并非使中国人突然变成民主共和政体下的“公民”,不仅各种复辟势力蠢蠢欲动,而且就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实际情况看,人们更习惯于旧的政治秩序。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辛亥革命之后要求建立“强势政府”的呼声不绝于耳,国内的、国外的舆论在当时似乎都觉得中国在一夜之间走上共和可能过于草率,过于“激进”。于是出现帝制复辟的舆论,于是有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剧。当然不论出于何种背景与原因,袁世凯帝制自为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错误。

   但是如果真切地理解这些背景与原因之后,我们是否能够相信,袁世凯建立“强势政府”以恢复秩序的努力有其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性呢?

   总之,历史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多年来的研究实践使笔者觉得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作践”我们的先人,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更要承认他们的历史贡献。

   如果我们只是继承清末革命党人对清廷主导者的仇恨与谩骂,只是相信民初反帝制宣传对袁世凯的丑化与批判,一味地嘲笑那些所谓“历史反面人物”的无知、丑陋与罪恶,那么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很难有新的进步,重写清代以来的历史就根本不可能。

   善待先人,就是尊重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就是要以宽容心去看待和评价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或大或小贡献的一切人。

   他们在历史上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做过一些错事,但只要他们是真诚地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在工作,我们都应该承认他们的贡献与地位,都不应该求全责备地将之化为反面人物的范畴。

   重写中国近代史牵涉到的问题还有许多,尊重历史、善待先人只是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点。《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有意组织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的讨论,衷心祝愿这个讨论有助于中国近代史新体系的建立,衷心期待改良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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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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