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传统制度的起源与变迁——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研究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1 次 更新时间:2003-11-07 0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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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 (进入专栏)  

  

  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顽强生命力和恒久的稳定性引起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如此“稳定”的社会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为什么仅仅起源于中国?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各自的解释,这对我们理解中国专制制度的起源与变迁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24]

  

  (一)传统制度的起源问题

  

   “古代”早已流逝,时间女神留给我们的只是残缺的历史碎片,而且有待于考古的发现。我们只能假设:中国特有的人种和自然地理环境、农耕的生产方式和弹性的所有制、家庭式的交往方式和习惯、独有的文化宗教意识等互动的因素偶然混合并产生“生化反应”催生了中国传统制度。

  

  1、从采集植物的方式向定居农耕方式的漫长转变

  考古学证明人类有别于动物至少已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中国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和陕西蓝田猿人就有几十万年至上百万年的历史。早期人类服从于霍布斯的“丛林规则”,在无法权的“公有”土地上靠猎取动物和采集植物谋生。可以想象,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某段支流的一支“群落”即我们的祖先是由森林中采食植物的类似于猿猴的猿人演变而来。我们的祖先以采集植物为主,当然也进行捕鱼和狩猎,但这当作“副业”和防卫的需要。[25]由于长期以食植物为主以肉食动物为辅,尤其是火的发明后的“熟吃”,这支人类部落——即我们的祖先在身体上和智能上逐渐与食肉为主的其它民族相区别,比如体格普遍较矮小、较少的体毛和较灵巧的四肢以及对植物和气象的兴趣等等,这与食肉民族的多毛健壮高大的体格形成鲜明反差(当然,也可能与种族有关)。从以往留下的古籍和传说也可推断出我们的祖先是从采集植物为主的谋生方式演化而来的。一般来说,采集民族主要与植物打交道,崇拜山林天地和崇拜祖宗。与此相反,捕猎民族时刻需要同各种猛兽进行血腥而壮烈的搏斗,自然产生出动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和对神的崇拜。

  正如启良指出,“翻开一部人类史,不难发现,世界各地都有神权祭拜,而唯独中国的汉民族没有这种文化现象”。[26]中国缺乏远古动人的“神权崇拜”的神话而留下多半与农业相关的民间传说反证了其食“草”民族的特点。与此相反,希腊神话“崇尚的是力量”,[27]是翻江倒海和血流成河的壮烈厮杀,是酒神和日神的英雄崇拜。这正是经历过狩猎时代的民族与毒蛇猛兽惊心动魄的厮杀而留下的血的记忆。我们的祖先更多的是“道德崇拜”和对高人先知先觉的赞叹,如对尧、舜、禹、神农氏、伏羲等“道德高人的崇拜”。[28]当然我们也有传说中的“英雄”,但却与农业生计和争夺王位的战争有关,如为消除异常炎热干旱的“后羿射日”;再如被作为篡位和反面教材的“共工触不周山”等等。中国的某些古籍也可证明我们是“草”食民族。《韩非子·五蠢》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号之燧人氏”。传说中的神农氏“尝百草”、“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等等。不论这些记载和传说是否神化,但从侧面证实我们的祖先是“草食为主”的民族,并从采集植物向农耕定居发展而来。

  可以推断,由于无产权限制的无效率的公共“滥采滥伐”使自然果实大规模减少,或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带来自然的果实减少,迫使我们的祖先从采集为主逐渐转向农耕定居为主的谋生道路上来。这在当初也许是个偶然的行为,如吃剩的植物种子遗留土地而后长出了果实,但却引起了革命性的后果。“从狩猎和采集向定居农业这个转变,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进程,大大加速了学习过程,这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超常发展的原因。所谓超常发展是指人类编年史上那种10分钟的发展相当于以前23小时50分钟的发展”。 [29]这种转变也许发生在公元前1万年至6000年前后。尽管在新石器时期,农牧业文明在华夏的土地上到处开花,既有聚集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又有散落在南方的其它农耕民族,现有的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就达7000多处,但是也有开花没有结果的,其中不少的部落已被残酷的生存竞争所淘汰或自生自灭,一些部落长期停滞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之中,唯独起源于北方黄河流域的一支叫“华夏集团”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并在往后不断扩展的岁月中兼收并蓄其它文化而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2、小农经济与家长制的形成

  早期的中国人虽是群居生活,但“经济”却是以自然血缘的家庭为单位的。由于工具的落后和农业的性质,以黄河支流边的黄土地为耕作对象的最早的农耕是以家庭为单位的[30],当然这并不排斥家庭之外的互助。耕作的土地为群落公有并没有完全“固定”到每个家庭,但习惯被家庭独立使用。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改变了滥用公地的无效率状态。由于靠天吃饭的小农耕作的粗放性和重复性,年长的人的经验和智慧就有决定作用。“家长制”成为必然。年长的父亲自然成为家庭经济生活的主宰。定居耕作和动物(如猪狗)的饲养虽较采集植物辛苦,但有史以来出现产品剩余,人口的增长也就有了可能。多数家庭因人口增长出现裂变,家庭变家族,小家族变大家族,家族之间的交往发展为氏族,相互关联的氏族发展为胞族进而联合成部落。随着部落人口的增加,“地盘”也在扩大,新的土地会被不断的开垦出来从而使土地的部落所有家庭耕种的产权方式被固定下来。随着部落“疆土”的扩大,共同防旱防涝兴修水利的需要、联结各个村落的道路建设的需要、拜祖宗祭鬼神和拜天拜地的需要、安全防务的需要等等公共需要带来了部落共同体内部的分工,促进了公共事业的发展。生产衣、食、住、行等的劳动的分工职能和共同体内部的管理职能、军事防务职能等社会的分工职能也就随着需要被创造出来。于是在共同体内部出现了直接劳动和管理劳动的对立,出现了家长、族长和部落首领之间的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古典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家庭、家族发展的自然血缘关系看,很可能是按照“长幼有序”的辈份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则有可能是实力和武力的产物。不论是何种方式产生,可以排除的是任何类型的民主的产生方式。[31]

  

  3、从部落或部落联盟走向专制国家

  距今3600多年的商朝以前的历史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或其后撰写的。迄今的考古没有发现“文字”记载。“古人构想远古至春秋战国时的历史,是按照皇、帝、王、霸的顺次编造的”[32]即在“春秋五霸”、“夏、商、周三王”之前,有三皇五帝。尽管三皇五帝的归属众说纷纭,但指的是部落联盟或部落的酋长或首领是无疑的。[33]

  

  (1)战争推动了部落向专制国家的转型

  或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或由于各部落酋长(首领)的扩张欲望,中国早期部落争夺生存空间和“争霸”的战争此起彼伏,至少从“黄帝”时代开始,各部落之间的大型战争就有9次之多,如黄帝分别与炎帝、蚩、尤、荤粥之间的战争,尧、舜、禹分别与“三苗”的战争。[34]战争促进了部落之间的合并或统一。多数学者同意,当禹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并建夏朝,中国就出现第一个“国家”形式——夏王朝,然而,这只是刚刚从部落酋长(首领)制脱胎出来的国家雏型。[35]

  

  (2)从禅让制转向世袭制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禅让制”?儒法两家历来看法不一。法家韩非子认为没有禅让制,权力的更替是武力“逼”出来的。《韩非·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儒家则肯定了禅让制的存在,认为是禹破坏了禅让制,《孟子·万章上》云,“至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以今天的观点看,禅让制即使存在过,也不像儒家说的纯粹以“德贤”举才,很可能是部落联盟各首领及其内部各派别(家族)之间一种“政治平衡”而产生的“集体同意”,类似于“元老推举”最后由最高首领(酋长)认可的制度。

  从类似于元老推举制的禅让制转向世袭制,对于政治的集权和民族的统一及政治稳定都有决定意义,它促进了类似于部落联盟的“酋长制”向民族国家的“王权制”转型,结束了不确定的权力接班的争夺,并能从“王国”的角度建立统一的规章制度,从而节省了统治成本和交易成本。

  

  (3)“治水”推进了专制国家的形成

  对于古代部落的小农经济,灌溉和治水是命脉,谁掌握了治水的领导权,谁就掌控了部落,禹有实力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是与他领导治水分不开的。在治水的过程中,禹的族氏在部落联合体内取得压倒优势而为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打下了基础。大禹治水对确立世袭制的作用与前述的将战争作为国家生存主要途径的观点并不矛盾。联合体的形成既是战争的结果,又是治水所需要的领土扩张的新战争原因,疏通河道而跨出“疆界”需要部落外的其他土著部落的合作,对不肯合作的部落必须以武力征服,禹与三苗的战争起因即是“苗顽弗即工”妨碍了治水工程的实施。[36]

  战争的胜利和治水的成功一方面奠定了禹的专制权力基础和无与伦比的威望,为权力顺利移交自己的后代——开创王位世袭制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战争和治水所形成的规模组织、权力结构、指挥和管理系统构成了专制国家政权的原型。

  

  (4)从血缘性诸候国的君主专制走向多民族国家的皇帝专制

  从夏朝立国到秦始皇统一全中国近2000年里,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机器经历了一个从发育到成型的漫长过程。一是地理疆界的“大一统”的逐步扩张,即中华大地上的大大小小的部落联盟、氏族国和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百余次大大小小的战争统一成为一个中华帝国,其疆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纵横数千里,版图得到空前的扩张,人口达到两千多万;二是血缘性国家逐步发展为地缘性的多民族国家,不论是夏、商、周王朝还是春秋时代的“五霸”都不过是建立在宗族和血缘组织基础上的“方国”联合体的盟主,随着数百年之久的王朝战争的结束和统一,以秦朝为标志的民族国家开始出现;[37]三是从远近亲疏的分封制转向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从此,始于战国时期完成于秦朝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取代层层分封的体制。凝固不化的“世卿世禄”制让位于流动性很强的选官制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凌驾于社会之上,凌驾于君主家族和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之上,成为国家权利的唯一的最高的拥有者,此后的各个朝代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不仅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变动和长时间的偏离,而且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38]

  

  4、战争和“大一统”与专制

  关于专制制度起源的叙述至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其起源和生成的逻辑线条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许多人类群落自生自灭或被淘汰了。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一支以植物采集为主、以动物的捕猎为辅的部落偶然地逐渐地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向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黄河支流边的黄土高源的土壤性质适合于生长期短又耐旱的作物(如稷-小米)的家庭式的耕种,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和无数次生存空间的扩张,这支群落逐渐壮大而发展成为被后来的史家称之为“华夏集团”的部落联盟。华夏集团与其它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无数次战争或交往促进了中华大地上的部落、氏族之间的合并和融合,形成君主“方国”盟主夏、商、周三朝,再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群雄混战,最后由秦建立统一的中华大帝国。在帝国形成的上千年漫长岁月中,华夏集团的农耕文明改造了所有被征服或融合的部落原始文明,使主要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趋同化。在政治上,家长制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及其官僚制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和政权形式;在经济上,互为补充互相依存的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国家强制分配的政府官僚经济以及依附于专制政权的民营工商经济构成帝国的主要经济形式,其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也相应从无效率的公用滥采转向排他性的氏族部落所有家庭使用制最后发展为家庭占用国家所有的两级所有制,即家庭拥有占用权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的产权制度。

  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战争对中国“大一统”的专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特殊作用。追求“大一统”始终是中国的王朝之间、部落之间、汉族与异族之间的战争的主要目的,(当然也不排斥掠夺行为)。这与世界其它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以掠夺为目的战争形成鲜明反差。秦以前各部落及诸国之间争夺“大一统”霸权的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促进了以汉民族文明为主流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传播。秦以后的战争多半是为维护“大一统”而进行的镇压性(边远地区的叛乱)或防御性(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的战争。就是农民暴动引起的分裂割据最后也必然走向“大一统”的格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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