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彬: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究竟如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9 次 更新时间:2016-03-04 10: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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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彬  

   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不久前出版的《毛泽东传》,由于运用了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大量的档案资料,被称为是“迄今为止有关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的最具权威的文本”(潘佐夫《毛泽东传》(中文版),封底)。这部书中文版出版后,受到我国广大读者关注。笔者不久前拜读该书后,受到许多启发和教育,同时也发现它在有的历史细节上还不够准确,与历史的原貌存在差距。现就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中国西安事变的态度问题提出来与著者探讨。

   季米特洛夫•格奥尔基(1882-1949)是保加利亚著名共产党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就献身革命事业,在本国和周边国家从事革命活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德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遭到德国法西斯逮捕,诬陷他是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参与者。在莱比锡敌人法庭上,他无惧无畏、大义凛然地揭露法西斯焚烧国会大厦嫁祸共产党的阴谋,最终获得无罪释放。他这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情操成为共产党人的楷模,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景仰和敬佩。在1937年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总书记,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领导人,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止。季米特洛夫从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起就分工负责中国事务。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十分关注,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完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时也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持者。

   可是,在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军张学良、杨虎城为制止蒋介石的“剿共”内战,把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扣留在西安,用武力逼使他改变国策,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这个关键时刻,作为共产国际领袖的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不是赞成和支持,他和斯大林一样,持反对态度,对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则加以攻击甚至污蔑。正如周恩来后来指出的那样:“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311页)

   其实,季米特洛夫贬低甚至丑化张学良不是从西安事变才开始,早在这以前4个月,他就无视张学良在政治上已发生的变化。事实上,张学良已由追随蒋介石参加“剿共”内战,变成了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爱国将领。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已由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而且他同中共和红军已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并从物资、给养、武器弹药等方面给予实际支持。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对刚刚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的红军来说,确是“雪中送炭”,对红军在陕甘这个新的落脚点站稳脚跟并获得发展壮大具有重要作用。可是当时季米特洛夫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中说:张学良不是最可靠的朋友,两广反蒋事件失败后,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背叛我们”(《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244页)。要求中共对张学良不要信任。就是在这个电报中,共产国际还批评了中共准备接受张学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打算。西安事变发生后,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听共产国际的“警告”,“已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甚至毫无根据地猜想中共参与了张学良的“兵谏”行动,他向斯大林报告说:“很难想象张学良在采取冒险行动时没有同他们(指中共中央——引者)商量甚至没有他们的参与。”(《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263页)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是持反对态度的,对这次事变的发动者历来就是不信任的。

   潘佐夫在他的《毛泽东传》中记述西安事变刚刚爆发情景时说,中共一些领导人在听到蒋介石被扣押消息后“兴高采烈”,接着他就写道“西安事变的消息于12月13日当天传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样感到震惊,季米特洛夫极为高兴。乐观、赞赏地看待张学良。苏联需要克制、灵巧地应对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反苏运动。”(潘佐夫《毛泽东传》(上),第398页)如果事实确如潘佐夫记述的这样,那么在如何看待西安事变这个问题上,季米特洛夫就与斯大林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唱对台戏。这种局面在当时无论从形势和地位方面判断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首先,要明确苏联之所以反对西安事变攻击张学良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恩怨。早在1927年4月,奉系军阀控制着北京时,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派兵冲进了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查抄档案资料,逮捕住在其中的革命者,包括中共创始人之一、北方革命运动领导人李大钊,并且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秘密地施行残忍的绞刑,将李大钊处死。张学良主政东北以后,单方面地撕毁中苏之间协议,挑起了“中东路事件”,与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张氏父子的这些反苏行动,自然招来苏联的不满和怨恨。

   但更重要的是与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有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面临着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夹击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将其精锐部队关东军部署在苏联边境附近,并一再叫嚣要“北上”。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不久,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剑指苏联。为了摆脱被夹击的威胁,斯大林在外交方面做出了一个战略决策,就是要联合中国的蒋介石,支持他统一中国,举全国之力,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减轻苏联在东线方面的压力,以便苏联集中力量对付西线方面的德国希特勒的侵略势力。在这个方针指引下,苏联反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反蒋事件。1936年6月1日,两广举起反蒋旗帜,与南京形成武装对峙的局面。苏联攻击它具有帝国主义的背景。及至西安事变发生,苏联更说它是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由此可见,争取联合蒋介石,支持他统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战略决策。作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这个方针只能是顺从地拥护、支持、践行,不可能反对。况且,季米特洛夫此前已经加入了苏联国籍,成为俄共中央一个部门的负责人,1937年又被选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作为苏联的一个公民,怎会与斯大林的决策相背而行?

   其次,从共产国际在应对西安事变的过程看,季米特洛夫对斯大林这个方针是绝对真诚和认真执行的。从现在已披露的资料看,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就派人给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送来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西安事变是直接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他们将这个意见“立即发给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指示”(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328页)。季米特洛夫根据斯大林这个指示,第二天(12月14日)召开了共产国际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国工作会议”,研究怎样看待和应对西安事变,以答复中共中央几次来电的请示。会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写信给斯大林,报告他们研究的结果,并附上了刚刚来到莫斯科的邓发有关中国革命情况的报告,请斯大林审阅指示。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西安事变的爆发,“对我们党和红军来说出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有必要劝告我们的中国同志采取独立的立场,反对任何内讧,以便和平解决冲突,一切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和所持共同行动,同时强调党以前给国民党的公开信中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的立场。”(《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263页)

   斯大林当时确曾一度怀疑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共产国际中的人有关系。12月14日午夜,他亲自打电话质问季米特洛夫:“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季米特洛夫用斯大林自己评论西安事变的原话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49-50页)斯大林在这次通话中,还询问季米特洛夫,王明在你们那里是不是一个挑衅分子?说他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季米特洛夫当即回答说,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斯大林接着说,他派人把这个电报送给你看。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2月14日午夜在电话中的这段对话,真实、生动地表明,在如何看待西安事变这个问题上,他俩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区别。他俩刚通完电话,莫洛托夫又给季米特洛夫来电话通知:“明天下午3:30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50页)季米特洛夫按时参加了这次会议,同时参加的还有库西宁、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王明、邓发、爱尔克利、晏达利扬。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又去克里姆林宫,参加联共(布)中央关于处理中国问题的五人小组会议,与会者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刚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经过讨论磋商,决定当天就给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指示,建议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封由共产国际署名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后来成为中国学者们十分关注和探讨的热门问题。它形成的过程概括起来就是:遵照斯大林指示,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由共产国际起草,最后又经过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讨论批准。

   最后我们要说明,是什么原因使季米特洛夫在《毛泽东传》中成了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感到“极为高兴”和“赞赏”的人物?原因十分明显,就是著者在使用史料疏忽大意,造成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3日在“日记”中写道:“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季米特洛夫在这里写得清清楚楚,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做出“好的和乐观”评价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来向他报告西安事变爆发消息的斯托马尼亚科夫。此人当时是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委员长。他在得知蒋介石被张、杨扣押的消息,急急忙忙地跑来向季米托洛夫报告,并谈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毛泽东传》中,潘佐夫作出“季米特洛夫极为高兴。乐观、赞赏地看待张学良”的断语,依据的史料也是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见:潘佐夫《毛泽东传》(上),第398页,及第五篇的注260)。很显然,潘佐夫在使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的这条史料时,误把斯托马尼亚科夫说的话当成了是季米特洛夫说的。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就是这段历史原貌失真的原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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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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