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生:从隐、桓年间史实看《左传》的叙事结构及其“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2 次 更新时间:2016-03-04 10: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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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左传》所重之“人性”即左氏之“史义”、“意蕴”所在,以此构成了《左传》“历史美学”之“内容美”的另一面。这在“郑伯克段”的叙事中有典型体现。

   《隐公元年》:

   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祭仲)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按,郑伯克段全文之前半段要害在一“待”字。“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昵,厚将崩”,“将”即“待”之义也。此“待”正郑伯“志”之所在。杜预《注》:“明郑伯志在于杀。”《正义》:“服虔云: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此郑伯之志意也。”郑伯“志”在“杀”段,此义《左》、《公》、《榖》三传全同。

   然《公羊传•隐公元年》: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按,郑伯于段终未成“杀”。《公羊》(包括《榖梁》)为“大”“郑伯之恶”而谓其“杀”段,不可信。因《左传•隐十一》郑伯即言之凿凿:“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是太叔段十年后仍然存活。

   郑伯蓄意即“志”在杀段。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解之略谓:庄公分京地与段为“曲从母意”,“济成其逆谋”,“然后从而讨之”,是“忍陷弟于罪以戾其母也。”“庄公诚爱弟者,不如勿与之”,“使无所资,则不生乱。”《左传》则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然郑伯之险心又岂在“失教”哉!其城府深算恰在“不教”,养成段恶以为罪证,此其“待”之深意所在。故“郑志”之解,《公羊》较《左传》为长:郑伯之“恶”,恶在一纵弟不悛以“待”其恶贯满盈,郑伯于冷静之中透出的冷酷最为左氏措意。又,《左传》中凡用“待”字每有深意。钱钟书尝引闵元仲孙湫论庆父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侍之”;定六公叔文子谏卫侯曰:“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并下按语云:“‘待’之时义大矣哉。‘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故本节下文云:‘公闻其期,曰:可矣’。”(23)庄七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钱文引后指出:二“志”之义“皆指隐衷蓄意而言,一欲杀害,一欲幽会,同为心事之不可告人者。”(24)

   然郑伯又非仅有阴险狡诈之单面。其人性中“善”的另一面似更为左氏所重。“郑伯克段”之下半段精义在此。

   段出奔后郑伯“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

   按,郑伯先“告”而颍考叔后“论”,是郑伯之悔非受颍考叔歆动而然,为其真情而非假意。“尔有母遗,繄我独无”云云亦郑伯真心流露;“公语之故,且告之悔”,郑伯孝母不忍之意复至再三,故终欣然接受颍考叔“阙地及泉,遂而相见”之议,入隧道母子相见并作赋云:“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出而亦回赋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母子复之“如初”。

   然而,《左传》之叙郑伯真情却遭清代今文家刘逢禄的横加指责。其《左氏春秋考证》驳左氏曰:

   证曰:凡“书曰”之文皆刘歆所增益,或歆以前已有之,则亦徒乱《左氏》文采,义非传《春秋》也。……《春秋》有杀世子母弟目君之例,谓视专杀大夫为重耳。若讥失教,则晋侯杀申生亦失教乎?

   今按,刘逢禄一秉今文家派立场谓《左传》不解《春秋》,故于郑伯克段多不可说而强为之说。他不顾段终未“成杀”之史实,更无视段的野心勃勃、多行不义,而强以晋侯杀申生类之。然晋献公杀太子申生之史实绝不支持刘逢禄之论。

   《庄二八》:

   晋献公娶于贾(姬姓国),无子。烝于齐姜(晋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郦姬男宠)……

   又,《僖四》: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晋献公)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辩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今按,晋献公,人间昏君首指;太子申生,天下孝子第一。献公受郦姬蛊惑,“将立奚齐”,废太子,屡屡加害于申生而申生以孝心一忍再忍,郦姬终置毒于胙而诬系申生所为。世间见有后母歹毒虐待继子者,皆无过于郦姬。申生遭构陷不申辩;身遇危亡拒遁亡,最终不惜自缢身亡,皆为取悦于献公。(即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献公对申生一片孝心却冷若冰霜铁石不化,故《经》并不谓太子自缢而亡,而直接加罪献公为申生杀手。《经•僖五》:

   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按,此“罪在王也”之经义重要。《左传•襄十三》:“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此适与《经•僖五》同义。是献公又何谈刘逢禄所比拟之郑伯“失教”哉!刘逢禄,“经学家”也,对《僖五》之经义竟“敢”视而不见,有失本分;以“历史美学”为视角,申生的不幸,实为“无辜地碰到他身上的”,故“设法营救和援助”应当是每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善良人自然而然的想法。“如果救援不可能,那种苦痛和灾难的情景只能使人痛心。”(25)对献公之昏聩刘逢禄不谴责,于申生仁厚孝父乃至于无辜受害不礼赞不同情,其史评或曰经论根本缺乏悲悯心仁慈心,已全然抛弃中国文化重“人性”之传统。传统学人中似刘逢禄者实不多见。其为郑伯加以“杀世子母弟目君之例”罪名,将郑伯克段与献公杀申生混为一谈,甚至将郑伯克段视同郑伯弑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莫此为甚!

   郑伯既已“悔”克段后置姜于城颍,却又碍于曾有“不至黄泉毋相见”之誓言而陷入两难。颍叔考用孝言馨动庄公,又为庄公设计一个掘地道使其母子相见,以此不违背庄公发誓在先“君无戏言”的两全方案。对此《左传》有赞语:

   君子曰:颍叔考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这纯是左氏天性流露发自肺腑的赞语。左氏史家,心有波澜,笔生春秋,行文至此衷心而赞。读《史记•郑世家》,太史公于颍叔考孝心之赞美亦隐于叙事中,含蓄而隽永。刘逢禄却驳道:

   证曰:考叔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

   今按,刘逢禄因视《左传》不传《春秋》,故不许《左传》有“君子曰”,强断为刘歆伪造;于颍叔考之与郑伯,则不许左氏流露天性,故以君臣有别病《左传》“施及”之“不辞”。然细味颍叔考规劝庄公之含蓄,再看《左传》赞颍叔考于庄公之“施及”,这里的“施及”不应像刘逢禄般解为含有居高临下的“布施”之义,而应解为类似于《易•乾》“云行雨施”之“施”,即润物细无声的散布感化之义。再退一步,臣下于君主即“切谏”亦当行,更遑论“施及”哉?据此,刘逢禄之“不辞”说非《左传》之“不辞”,而是刘逢禄之“强辞”。

   另,隐十庄公尝以防地归于鲁,左氏云:“君子谓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庭”谓宋忤天子,故郑伯讨伐,取宋之防地后归鲁)’”;同年,齐、郑伐许,庄公又有大段说辞,《左传》亦赞曰:“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可谓知礼矣。”此盖郑伯之“善”。以之与“郑伯克段”合观,可见左氏之“知人”而“论世”。左氏非谓恶人即不能有善行,君子绝不应有邪念。其笔下之“人”视之若亲且近,盖在诸人于左氏笔下均具有真实“人性”,故读来丰满鲜活栩栩如生。

   《左传》中郑伯集老谋深算阴险狡诈与仁心不忍爱母孝敬于一身,此种“识人”方法论在《史记》中可以见到明显踪影。如《史记》写项羽,其“言语呕呕与喑?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又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26),此种笔法与左氏如出一辙。左氏与司马迁“英雄所见”同,《左》之于《史》,沾溉显然。

   三 余论

   黑格尔曾经指出:“人就其为人来说”,其“心中”都有“本质的要求”,(27)这也就是性质为“史”的《荷马史诗》中“每一个英雄”何以在黑氏看来“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28)之原因,“动作的本身必然的目的”也由此而来。(29)黑氏并认为:“它们都是人心的力量”使然,因此“必须承认它们,让它们在他身上体现和活动。”(30)对于郑伯所为亦当作如是观而两面析之:段“多行不义”、“不弟”、“耦国”,危及“国家利益”。郑伯作为国君,其有“克”段之“志”而“待”段“恶贯满盈”后一举歼之,虽兄弟阋墙阴险狡诈,然此亦政客常用之“术”,仍为“合理选择”,故必须“承认”;然郑伯之于母,其不忍与孝心同样必须承认。因为这正是“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31)之表现。其中灌注着“普遍力量”即“理念”=“人的总和”=“人性”。“理念”的构成要素,既矛盾对立又和合统一:忠贞、仁慈;自私、残暴等正负“差异面”同时共存,于此形成“动作”与“反动作”的力量源泉,既体现出“艺术的伟大动力”,(32)归根结底亦即体现人性之“伟大动力”,因此“艺术”与“历史”在“人性”的追求与表达上交汇而沟通。通过此类叙述,最能见出“人类心中的有关本质的要求”,这一“本质”不是其他,就是“情致”亦即“人性”。郑伯“克”弟而爱母,此种看似矛盾实为合理之举,亦如《荷马史诗》中“心肠很柔软的”阿喀琉斯“怀着恶毒的仇恨拖着赫克托的尸首绕着特洛伊城走”一样。如此表现出的“每个人”才“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而“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33)如果说“艺术”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是因为她体现出了“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34)那么,“历史”将“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展现在世人面前,就更加责无旁贷。

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抓住事件、个别人物以及行动的转变和结局所具有的人的旨趣和精神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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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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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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