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精准改革“公共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 次 更新时间:2016-03-01 1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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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  
其中最关键的是,没有明确、完善的股东和董事制度,因而形不成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新三会”与“老三会”同时发挥作用。

  

   把企业家统一到“官本位”的体制内,就扭曲、破坏了他们正常成长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现在的党政领导实行任期制,而企业家(无论是公有制企业家,还是私有制企业家)最好是终身制,企业家的地位和收入随他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企业家的地位就多高;企业亏损、规模缩小,企业家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企业破产,企业家下岗。企业家的升迁是自发进行的,企业家有自主权;而党政官员的升迁是上级任命的,可以随时调动,官员没有自主权。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也纳入官员队伍,一是必然导致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不对所经营的企业和资产做长期打算,而是只作为官阶晋升的一个跳板;二是企业家没有自主权,搞好搞坏对官阶晋升也不关键,关键是掌握着调动和升迁权柄的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这种权力关系还会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免权,在某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对原有经营者取而代之,把企业搞坏搞垮后再回到党政官员队伍。这样怎么能把企业搞好?

  

   现有国企的资产,实质上是全民所有资产,但不可能所有公民都成为股东,那样因为股权太分散,仍然形不成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也不能完全让企业内部的人员作为股东——那样会形成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出现企业职工工资福利侵蚀利润的问题。具体共有制企业的股东又必须对企业有知识、感兴趣,能胜任股东的工作。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初步考虑,现有称职的国有企业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其它职工代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有关专家、银行主管贷款给企业的业务经理、熟悉企业情况的律师和会计师、原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员,等等,都可以作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经营具体企业资产的代理股东,经过资历审查或考试,评定合适的职级。也就是说,不同代理股东由于资历不同,经营的资产数量有差异:有些代理股东经营的资产多,可以进入董事会;多数代理股东经营的资产少,不能进入董事会,但有着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东所拥有的权力和责任,也可以进入监事会。确定代理股东的数量和职级,要以现有国有企业为基础,按照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所需要的合理人数和结构,来具体确定。实行股份制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合资企业,要考虑到其他股东的情况,按照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所需要的合理人数和结构,来具体确定。代理股东可以按一定比例从企业利润中获取代理费。

  

   在宏观上,可以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简称“全资会”),负责全民所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定期向人大(并通过人大向全体劳动者)汇报资产盈利和企业竞争力提高的情况,接受人民的监督。全资会下面设若干资产经营公司和分公司,建立内部竞争和监督机制。“国企”改制后的代理董事,就是资产经营公司的专职人员;“国企”改制后的代理股东,可以作为资产经营公司的兼职人员,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接轨。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一方面有利于全民所有资产(现在的国有资产)在经营中不断增值,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在工商管理中,把公(共)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促使公(共)有制企业的经营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改善管理和提高员工素质方面来,而不能再依靠特殊的地位和待遇;同时使经营有方的非公有制企业也能取得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条件,做大做强。

  

   经营好全民所有资产,搞好全民所有制企业,需要全体公民都提高对全民所有资产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关心与自己及子孙后代的福祉息息相关的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状况,要把全民所有资产的积累看得与自己家庭财产的积累一样重要。要成立自下而上的全民所有资产研究会、协会,形成有利于全民所有经济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高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增长

  

   在“全资会”建立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关停在行业中技术和管理最落后的企业和矿山,矿山收回,设备和厂房拍卖,用于其他投资及职工的安置。只有用于其他投资的资本才作为全民所有资本进入计算和经营。今后企业的产值和利润与当地党政领导的政绩脱钩。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一方面有利于全民所有资产在经营中不断增值,竞争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在工商管理中,把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促使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管理改善和提高员工素质方面来,而不能再依靠特殊的地位;同时使经营有方的非公有制企业也能取得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条件,做大做强。

  

   全民所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作用是保障劳动者的价值(包括主人翁的地位和尊严)得到实现。现有第二产业的国企,如果其主业的产能已经饱和,技术创新一时难以取得突破,可以利用企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型产业,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吸收高校毕业生、城市失业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张文魁同时指出,现在讲供给侧改革的官员、学者,说来说去就是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这两件事,这两件事不是什么新东西。产能过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也非常严重,政府也花大力气处理过。新一轮产能过剩政府在两三年前就在处理;至于“僵尸企业”,就是九十年代所说的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技术落后、产品没有市场的企业,当时也想了很多办法来清理。产能过剩、“僵尸企业”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与国企是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说民企不存在这两个问题,但是民企通过市场机制基本上可以处理这两个问题,国企处理起来就不那么顺利了。如果不推进国企改革,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处理就难有突破性进展和根本性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国企改革的确可以提振经济增速、引导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五中全会还是重申了中央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就是2020年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未来几年(“十三五”期间)每年年均GDP增长要6.5%。如果是国企不改革的话,要实现每年6.5%的年均增长困难不是一点点,困难还是很大的。我这两年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国企虽然在GDP里头只占25%上下,就是1/4,但是它所造成的资源错配是全方位的,不是说只有这1/4才有资源错配。这种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对现在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拖累,拖累了现在的经济增长。我们做了一些模拟的分析,如果现在每年拿出10%的国有企业改成混合所有制,实行真正的市场化,如果是以十年期限来进行模拟的话,每年平均可以提高GDP的增速大约是0.5%。每年拿出来10%进行改革,非常渐进的改革都能提升GDP的增速接近0.5%。现在想要0.5个百分点的增速真是很不容易,拉投资、放贷款都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按照上述方案进行国企改革,估计五年时间可以(而且必须)完成,这样,平均每年可以提升GDP的增速接近1%。这对于实现“十三五”的GDP增长目标,也是很关键的。按照上述方案进行的国企改革,就是第二次“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它能够再一次解放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四、公共教科文体制机制改革与服务业长足发展

  

   现在我们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道理都知道了,也意识到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意识到教科文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需要服从学术权威而不是行政权力,还在用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和推动教科文的发展。由此造成的扭曲、干扰和破坏比对企业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公共科技、教育、文化的费用需要国家财政负担或补贴,掌握财政资金分配权和人事权的党政领导机关更容易控制公共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单位。我国的高校、科研院所、文化部门之所以被“行政化”,就是这样造成的。党政职能部门成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上级领导,学术附属于行政,行政职务成了获取学术地位和待遇的制高点,学术的神圣和尊严逐渐丧失,学术组织的学术性逐渐减弱,专家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淡漠。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即使是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研人员,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怎样获得行政职务并不断得到提升方面,而不是放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方面。在学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方面,又放在了按晋升的要求去跑项目、找刊物、找评审专家方面,重视练“外功”而轻视练“内功”。在科研上,又是找最容易出成果的地方着手,不去攻坚,重视练“软功”而忽视练“硬功”。这样还使学术、技术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发生了扭曲,大家不再关心学术上、技术上的进步,而是能不能立上项目和立上哪一级的项目?能不能获奖和能获得哪一级的奖项?能不能发表和发表在哪种刊物上?这种行政化的科技教育管理方式,必然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使全民族的科技素质得到实质性提高;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科技创新很难自主完成。教育、科研、医疗、文化事业发展大大落后于社会需求,形成上学难、看病难、大量学生都跑到国外去上大学和研究生、许多科技人才都到外国研究机构或企业从业、外国文化产品充斥国内市场的局面。既使科教兴国的目标不能实现,又阻碍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阻碍国民收入增长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改变这种局面的关键,就是要遵循科教文自身发展的规律,用学术权威取代行政权力,用公平竞争机制来取代等级体制机制。初步的构想是,在宏观上,把全国级、省级的学会、协会和全国级的专业委员会提升为半官方的组织,赋予其与本学科、专业相适应的设立和评定科研项目、评定专业职称和奖项、选定教材、鉴定新成果、主办学术期刊、推进学术创新、组织学术交流、开展学术讨论、调节学术纠纷等权力和责任,拨给需要的经费,设立必要的机构。在学会、协会和专业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教科文委员会(简称“教科文委”),上属于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教科文委可以按照议会制的方式开展工作、讨论问题和最后做出决议。议员由各学会、专业委员会推举,定期换届。

  

   在微观上,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按照学术、技术、艺术传承和创新的规律,实行大师、大家、名师、名家、重大创新者带动机制。这些专家根据其学科的覆盖及新学说、新技术、新艺术的辐射范围,可以成为有关教研部、研究所、学院、研究院的当然正职行政领导(或首席专家),并自选能配合工作的副职行政领导(或行政领导),并在聘任其他教研人员时有推荐权、决定权,同时承担带动本院(所、部)学术、技术或艺术水平提高的责任。在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上,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高校自治和专家治校,建立由各院(系)负责人和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选举校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也就是说,形成行政工作附属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体制和机制。

  

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公共教育、科技、文化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和创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办起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院所,推动我国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科研、教育等)的发展,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充实到企业,推动我国经济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创立,能够改变我国在世界论坛上缺少话语权的现状,同时也能够应用于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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