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精准改革“公共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 次 更新时间:2016-03-01 1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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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  
采取交出农村承包地、出售住房和宅基地,换取城市居民的身份待遇和社会保障的办法,举家迁往打工的城市。其在农村的承包地,交由其他农户,发展农业专业户。农业专业户承包耕种足够供养全家的土地,兼营养殖业和其他副业,家庭成员不再需要出外打工。

  

   这样可以解决许多不符合科学发展的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例如浪费问题:农民工长期盲目流动,从他本人来说,存在着路费的浪费;从国家来说,存在着交通运输方面的投资浪费。农民工在农村住房部分闲置,到城市另觅住房,也是一种浪费。再例如,许多农民工存在夫妻长期分居、子女教育和孝敬老人方面的缺失,这使农民工家庭成员都失去了应有的一些生活和关爱,也影响了后代的健康成长。同时,发达地区及企业,也会形成有时是劳动力涌入过多,形成社会问题;有时候又形成“民工荒”,影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不利于企业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按照上述办法,经过长期发展,就会形成农村都变成了农业专业户,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都变成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

  

   如果当初就能照此决策:第一,贫富分化不会像现实中的那样快,腐败不会骤然成风,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会那样高,社会矛盾没有那样多和尖锐,“维稳”的费用也会大大减少;第二,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在当时可能要低点,但只是少了泡沫,减少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能过剩,保证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会出现经济结构严重扭曲,不会形成现在调结构的两难处境;第三,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可以同步协调发展。在城市打工几年以上的农村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都全家搬进了城市,农村农业专业户普遍形成,城乡居民家庭都过上了团圆的生活。城乡居民都吃上了由农业专业户生产的真正绿色的农产品,吃上了按家畜家禽正常生长环境、喂养条件和生命周期生产出来的肉、蛋、奶等副食品。而且,生产过程是循环经济,不会污染环境,能够改良土壤。第四,减少了许多浪费,如农民工农村住房及宅基地的浪费,由于农民工每年迁徙造成铁路公路增加建设资金及运输费的浪费,农民工回家过年造成打工地企业停产的浪费,等等;第五,把城市住房建设周转资金与养老保障基金捆绑在一起,使离退休人员“老有所养”更有了保障。

  

   有人会说:城市居民住房公营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该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后果已经造成了,城市房地产所包含的价值财富已经被极不公平地在国际范围内瓜分了,房价已经被抬高了,下不来了……现在还说城市居民住房公营有什么用呢?我说: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就像在“多生几亿人”后还要实行计划生育一样。现在房地产业面临着艰巨的去库存任务。要去库存,就要降价销售,可私营房地产商会这样做吗?只有实行公营,把积压的住房由政府统一收购,然后用优惠的价格卖给经济不太宽裕的无房户(包括大量要入户城市的农民工),才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解决这一问题,完成住房制度由私营变为公营的改革,为以后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三、国企改革与化解产能过剩

  

   (一)现有“国企”所有制的“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首先要对现有国有企业所有制“正名”。如果如现有名称,真正是“国有企业”,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决国有企业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竞争性国有企业全部卖掉。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原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不是政府的企业,是全体劳动人民共有的企业。这是我们之所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的关键。“国有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不仅资本主义国家有国有企业,而且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汉武帝时)就有,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当初改为“国有企业”,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增加了政府的权力和资源。现在的经济学家、官员、甚至民众多数都很浮躁,也许不屑于去考虑这类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人民的就是人民的,国家的就是国家的,人民的不等于就是国家的。人民的资产可以交给政府代管经营,也可以交给其他的组织经营,但所有权不能变更。变更经营管理方式是“改革”,变更所有权就成为“剥夺”了。中国人在小事上很精明,但在大事上却很糊涂,于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就不明不白地变成了“国有企业”,而且以后也确实按行政化的管理方式运行。现在需要正本清源,仍然恢复全民所有的性质。全民所有的企业也是民企,与其他民企之间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只存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优先,还是少数人(包括外资)的利益优先的问题。当然,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优先,这种优先只表现在:在某个项目的投资上,全资(全民所有资本)要投,个资(个人资本)也要投,这时候,全资有优先权,可以先投。在其他情况下,全资与个资都是一样的。比如,全资和个资可以合股建立公司,在成立董事会时,就不分全资与个资了,谁占的股份多,谁当董事长。在企业的行政管理和税收方面,全资与个资、中资与外资,同样对待,不偏不倚。

  

   (二)用长远眼光看全民所有资产存在的意义

  

   当初搞改革开放,来不及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为了不影响改革,就形成了不问姓“社”姓“资”的简单思维。在“猫论”和“摸论”的指引下走到今天。随着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姓“社”姓“资”的问题需要过问了,也能够说清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所有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过去我们想用“先富带后富”的办法来实现共同富裕,实践结果看来行不通,“先富带后富”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贫富两极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使全民所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处于主导地位。

  

   顺便指出,过去我们都提“公有制”,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说得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产权”的概念,只能是共有制;如果还是“公有制”,产权就模糊了。

  

   以个人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剩余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矛盾。这一矛盾形成的根源是私有资本要不断地赚取尽可能高额的利润(剩余价值),赚取的利润再投资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当社会生产对资本的需求供不应求的时候,加快资本积累与供求规律没有矛盾。当全社会的资本与劳动力相比已经供大于求以后,按照供求规律,资本的利润就要下降,劳动者的收入就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增加,消费相应增加,生产的商品才能卖出去。但资本家还要追求高额利润(继续剥削劳动者,不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就会与供求规律发生矛盾,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来缓解经济危机,又会使货币发行过多,游离出专门用于投机的游资,导致投机过度的金融危机。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爆发的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投机过度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全民共有制不存在剩余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根本矛盾。全民共有资本的利润和工资体现的是共有制经济内部积累与消费的市场分配关系(利润是积累,工资是消费),不存在剥削。现在的全民共有资本还太少,无法保证所有劳动者都能够按其所能就业。非共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使大量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得到实现;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剥削和贫富分化。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使全民共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增值和积累,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全有制企业(全民共有资本独资或控股的企业)就业。随着共有资本的不断积累,与劳动者就业之间的供求关系渐趋平衡,共有资本的积累率(利润率)就可以逐渐降低,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就可以相应增加。等到共有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到趋近于零,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也就接近自己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个人私有资本要么与全民共有资本一样,也使利润率趋近于零;要么退出生产经营领域——无论怎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都可以接近实现。如果我们现在取消全民所有资本,个人私有资本即使增加再多,也不会放弃利润,也会像西方资本一样,进行金融投机,或者把资本投到国外,而不会降低利润、增加工人工资。这样只能加快两极分化,不会实现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的强大是因为私有资本力量强,它产生危机的根源也在私有制。它的私有资本是在资本还不过剩或者资本过剩的危机还可以转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转化(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情况下壮大起来的。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摆脱国内高工资、高福利、严环保的政策使利润率下降的束缚,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和投资场所,使资本仍然能够获得高利润。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现代化,实业资本将逐渐失去获得高额利润的空间,获取高额利润的方式主要靠国际技术垄断、国际货币垄断和国际金融投机。金融资本的投机将变得频繁和花样不断翻新,给全球经济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私有资本现在已经成了危机加深的根源,我们不能东施效颦、又反过来搞私有化。在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经济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有大量的公(共)有资产和很强的权力控制的条件下,私有化只能形成公(共)有资产加快向权力资本蜕变,只能形成权力垄断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共同控制中国经济的局面,只会使两极分化加剧,不会形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更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所以,要真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千方百计地把全民所有资本经营好。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全民所有资产的不断增值、全民所有企业的不断发展强大,还有多重意义:其一,有了全民所有经济的不断强大,广大工薪收入者可以不再需要积累资本和“下海”,可以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第二,有了全民所有经济的不断强大,可以使领导干部不再“身在曹营心在汉”,担心有一天要私有化,从而利用职权为自己或后代提前奠定私有资本的基础;第三,全民所有资产经过长期增值和积累,发展到能够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起作用的时候,它就有了国际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一点体现出来。

  

   (三)怎样解决全民所有资本与个人激励的矛盾

  

   任何制度(即使是先进的制度)都有其优势和劣势(矛盾),其劣势(矛盾)可以通过与制度相对立(而在整体上统一)的实现形式加以弥补和解决,相反相成。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封建制度相比),但是,它本身存在着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资本主义采用的是私有资本社会使用的实现形式,即通过股份制的方式,把私人资本集中起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建立法人制企业。社会主义共有制本身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一致,但是,它也存在着资本共有与个人激励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可以反过来采用公有资本个人经营的实现形式,即把全民共有资本的经营权落实到个人,权责利统一,长期稳定。

  

我国的“国企”改革,大体上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应该说,改革是逐渐深化的,但是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从外部来说,没有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企”及其负责人还处在“官本位”的体制内;从内部来说,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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