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历史的拐点与东亚国际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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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  

   事例之二:万历朝鲜之役。1590年11月,因国内武力统一的胜利进程冲昏头脑的丰臣秀吉误判海外形势,执意“假道伐明”,转移国内矛盾。丰臣在京都聚乐第会见朝鲜使节,表示要“假道伐明”。在致朝鲜国王宣祖李昖的信函中,丰臣宣称“欲假道贵国,直入大明国,使四百余州尽化吾朝之俗,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33)。丰臣要求朝鲜带路,遭到拒绝。1591年9月,陆奥国降服,日本完成统一,丰臣随即下达了朝鲜征伐令。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1月,在九州名护屋(今佐贺)设置为总指挥部“本营”,集结约14.8万人马和700艘战船,准备开战。4月,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兵分三路,侵入朝鲜。除水军将领李舜臣尚能牵制作战外,朝鲜陆军一路败退。日军攻陷釜山。5月陷汉城,6月陷平壤,7月占领图们江边的会宁府、钟城,俘朝鲜两王子,渡江侵入中国边境地区。接连到来的胜利,强烈刺激了丰臣秀吉建立大帝国的野心。汉城陷落后,丰臣秀吉提出取代中国、重构东亚新秩序的构想:丰臣本人坐镇宁波,指挥征明战争;获胜后养子秀次出任监护中国的宰相“关白”,支配北京四周百余国领地;部将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监护日本的宰相“关白”;两年内将天皇迎至北京,领有京郊十国;皇太子周仁亲王或皇弟智仁亲王留驻日本京都,出任天皇等。(34)随后,兵临“天竺”印度,建立日本称霸的亚洲大帝国。

   朝鲜八道尽失,亡国危机深重。朝鲜国王宣祖北奔义州,疾呼明朝援救。万历君臣“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35)。1592年8月,兵部侍郎宋经昌任经略。12月,李如松出任东征提督,统兵十万,过江援救。1593年1月,中朝联军收复平壤、开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议和提上日程。6月,丰臣秀吉开列了明朝皇女远嫁为日本皇妃、恢复日明勘合贸易、日明通好、日本割取朝鲜南四道、朝鲜国王可返京等议和条件。(36)12月,明朝同意在“勒倭尽归巢”、“既封不与贡”、“誓无犯朝鲜”的前提下,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37)1595年9月,明使杨方亨等抵达大阪城。丰臣接受了万历皇帝所赐金册和翼善冠、蟒袍,以为荣耀,却因明朝拒绝分割朝鲜而怒辞“髯虏”万历的日本国王封号。议和破裂,战端重启。

   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14万余人的丰臣军再次侵入朝鲜。明廷任命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诸军,御史杨镐经理朝鲜军备,备倭总兵官麻贵加提督衔,统领明军入朝作战。1598年8月,丰臣秀吉因帝国梦破产,家族统治危机四伏而忧急暴亡,德川家康等四大老下令全军撤退。中朝联军尽收失地,一路追击。在露梁海,中朝水军“直前进击,贼死伤无算”。激战过后,败退的“诸倭扬帆尽归”。(38)

   丰臣秀吉组建大帝国的狂想以失败告终,但两次侵朝战争造成局势的整体失衡,后果严重。史载:“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39)丰臣氏亡而战祸消弭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作为攻势力量,由丰臣秀吉将其发挥到极致,严重破坏了三国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为守势力量的明朝与朝鲜,为维护东亚和平局面,需要互为犄角,相互保护。实际上,明朝倾举国之力援救朝鲜,不仅是在尽国际义务,更重要的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恢复三国三足鼎立,维护东亚和平的格局。为此,三国均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甲午战争:万历朝鲜之役的近代版

   甲午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朝鲜万历之役的近代版。如同丰臣秀吉兵侵朝鲜明朝不得不全力援助一样,300年后,明治政府武力逼迫朝鲜开埠的举动,也引起清朝政府的高度关注。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炮击江华岛,朝鲜守军激烈抵抗。1876年1月,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到达北京。他致函总理衙门,谎称朝鲜无故炮击日本的火轮船,问责总理衙门。对此,总理衙门回复说:“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40)

   由于时代不同、三国政情国情的差异,两次大战的结果迥然不同。万历朝鲜之役结束后,托病避战的德川家康创立了江户幕府,对内元和偃武,对外实施锁国,东亚再现近300年的和平时期。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

   19世纪70年代,世界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等丛林法则依然畅行无阻。由于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更彻底地推行上述原则,构成帝国主义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强权政治。东亚国家的兴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决策集团能否看清世界大势,把握时代特征,采取相应措施,由被动应付转为主动进取,成为丛林法则的受益者。晚清中国,由于文化传统、自我定位、国际理念、体制构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注定决策层反应迟钝,疏于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并对强权政治规则格格不入,从而沦为这一规则的最大受害者。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规则,与武士阶级好勇斗狠、以强凌弱、热衷扩张的习性一拍即合。从幕末开港到明治维新,主要由武士构成的最高决策集团把握了强权政治的时代特征,制定了相应国策。幕府在开港后,避战缔约,保存实力并连续进行安政、文久、庆应年间的三次改革。幕府实行的对外开放方针,以及“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政策乃至总裁体制的政治改革,均对明治维新产生影响。明治建政后,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国策目标,实施“政令归一”,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推行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全方面改革,苦练内功,搭上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末班车,成为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源自武士阶级传统的冲破岛国狭隘发展空间、用兵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精神冲动,在融入欧美列强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时代精神后,演化成以邻为壑、侵邻自肥的“脱亚入欧”理念,并最终上升为对外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通过甲午战争,首次大规模地付诸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鼓吹“征韩”,意味着再次挑战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日本选择了与中朝两个“恶友”绝交的“脱亚入欧”方针并制定“大陆政策”,表明日本已同三国三足鼎立格局诀别而另起炉灶。日本在甲午战争的军事冒险中得手,中国被迫缔约、割地赔款,领土主权支离破碎。同时,日本介入朝鲜内战,扩充殖民权益。甲午战争过后,千百年间曾经发挥过维护东亚和平稳定作用的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早已荡然无存,军国主义的日本成为扰乱东亚和平的战争策源地,东亚从此进入多事之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继续以邻为壑,挑起日俄战争、吞并韩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继而,不断升级侵华战争,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用现代化的军事手段建立日本称霸东亚的“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荼毒东亚和东南亚。自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至1945年战败投降、殖民帝国崩溃,“大日本帝国”以武骤兴,也因武而败亡。历史的教训惨痛,但时至今日,却未必被某些人真正汲取。

   (四)“帝国情结”给力日本右翼势力

   战后初期,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按照以美国安全利益为底线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盟军总部(GHQ)在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解散军国主义军事警察机构,组建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战犯,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肢解“大日本帝国”。通过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工会立法,政党政治纳入正常轨道,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妇女获得参政权,社会面貌变化明显。言论出版自由,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平民主思潮深入人心。经济立国、科技立国和文化立国等立国方针,引导日本走过60年余年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惊异中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国。1952年日本恢复国家主权后,“大日本爱国党”等民间老牌右翼团体复活,在“爱国”的旗号下,制造事端,开着高音喇叭车招摇过市,宣传亲美、反共、反华的陈词滥调。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重新崛起,眷恋、吹嘘战前“大日本帝国”诸种“业绩”的“帝国情结”在日本社会的某些角落死灰复燃。由于战后初期美国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起用吉田茂、岸信介等帝国旧班底,留下了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的人脉基础。靖国神社、游就馆、“八纮一宇”塔等物化的“帝国情结”,依旧散发着“大日本帝国”的“余晖”,显示昔日的“皇军战功赫赫”,为日本右翼势力滋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土壤。

   受新“左”翼团体成立、日本国内和平民主力量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刺激,“盾会”(1968)、“日本皇民党”(1972)、右翼国会议员组成的“青岚会”(1972)等新右翼日益活跃。

   世纪之交,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并发。与急剧膨胀的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相呼应,群体焦灼不安的日本右翼势力团体从民间升级,迅速进入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右翼团体层出不穷,路数五花八门。从“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1994)、“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1996),到“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2010)、“维新会”(2012)等,右翼政客团体先后登场,招摇过市。尽管登录在册的右翼团体的数量不过900余个,人数大约10余万,但是他们调门高、能量大,对舆论掌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日本右翼势力无一不是“帝国情结”的痴迷者和热衷为“大日本帝国”招魂的狂热信徒。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皇国史观”、“神国史观”遂借尸还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由主义史观”等论调花样翻新,抨击所谓“自虐史观”、“东京审判史观”,鼓吹古代天皇的神话、民族优越感,重弹东条英机之类宣扬的“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等陈词滥调,增强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势头。

   日本政界政党政治的风云变幻,致使自民党加快了右倾化的步伐。1993年8月自民党失掉了38年连续独掌的政权,一夜之间沦为在野党。三年后自民党翻盘,1996年1月,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再次出任首相。7月,桥本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取悦右翼势力。此后,自民党在迎合右翼势力的过程中,自身愈加右倾化并助长了整个政界的右倾化。2001年4月,以改革为号召的小泉纯一郎在桥本之后,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了与中、韩等邻国的政治关系,赢得右翼势力的支持。2009年8月,自民党在经历了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一年一相”的三届短期内阁后再度失去政权。2012年12月,民主党大选失败,安倍晋三再度入主永田町。

   2013年2月,安倍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公布了其内阁的执政目标为建立“强大日本”。为此,在内政方面,将重建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实现经济增长,建立世界上最安全、最安定的国家;对外推行战略、价值观、主张国家利益等原则的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发挥日美安保体制的遏制力量;渲染对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和主权的“挑衅不断”和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强调自卫队以顽强的意志和忍耐力承担任务,“国家利益,万古不易”。在演说的结尾处,安倍仿佛不经意地提及修改宪法问题。在美国的支持下,安倍实行日元大幅度贬值的金融宽松政策,刺激出口,带动东京股票市场的股市暴涨,国民支持率攀升到70%以上。据此,安倍有恃无恐地追求其蓄谋已久的目标: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触及战后日本60余年国家发展道路的底线,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对安倍内阁形成巨大压力。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解禁集体自卫权,同样遭到民意的反对。7月,安倍在接受长崎国际电视台访谈时,首次表态欲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定位为军队。12月,安倍内阁提出变更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试行草案。

2014年5月15日,安倍举行记者招待会,借口援助盟国行动,再次强调要变更宪法解释以行使集体自卫权。6月的舆论调查表明,57.7%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赞成者为29.6%。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也一度对安倍的做法表示慎重。尽管如此,在执意推行“亚太战略再平衡”的美国支持下,安倍坚持其既定方针。26日,公明党最终妥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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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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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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