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历史的拐点与东亚国际格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6 次 更新时间:2016-02-29 1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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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有  

   马关缔约,意味着日本跻身欧美列强行列,在分割东亚殖民权益问题上,日俄角逐迅即展开。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在欧美列强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对中国东北、蒙古觊觎既久,急欲在远东寻找不冻港的俄国深受刺激,难以容忍日本触犯其底线,带头向日本施加压力。法国、德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与俄国联合行动。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奉命前往日本外务省,向日本政府发出内容一致的“劝告”,强调“日本领有辽东半岛,不仅危及中国之首都,也使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将永久妨碍远东之和平”,为了诚挚的友谊,“故今劝谕日本国政府确认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三国要日本限期答复,并以动用海军舰队相威胁。4月29日,日本驻英公使加藤自伦敦报告外相陆奥,战前曾表示友好的英国“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表示中立并建议日本作出让步。(14)美国同样表示中立,日本陷入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30日,日本向俄德法三国表示接受劝告,但保留对金州厅的占领。5月3日,俄国对日本的保留表示不满。4日,伊藤内阁决定退出整个辽东半岛。5日,日本向俄国表示“永久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但“保有放弃土地向中国要求报偿的权利”。(15)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芝罘岛互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已成定局,25日,悲愤不已的台湾军民成立台湾民主国,坚持抵抗至10月21日。11月8日,中日签订《归还辽东半岛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中国再向日本追加3000万两库平银的“赎辽费”。

   俄国发动的“三国干涉还辽”,引起连锁反应。

   1.俄国的国际影响大为增加

   俄国被清朝和朝鲜视为抵制日本扩张的后盾,日本也不得不设法改善对俄关系。1896年6月举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圣彼得堡,成了中日朝三国开展对俄秘密外交的中心舞台。5月,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签订《御敌相互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以中国口岸对俄国军舰开发、俄华银行经办中东铁路为交换,俄国与中国结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16)先于李鸿章抵达俄国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在预备会谈中,提出日俄南北瓜分朝鲜半岛的提议,遭到意在掌控整个半岛的俄方拒绝。经过讨价还价,6月初双方达成《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协定的公开条款规定日俄共同援助朝鲜财政、支持朝鲜自行建军设警、架设电线;秘密条款就双方派驻军队和用兵区域作出了规定,大体对等地划分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权益。日俄达成协定后,罗拔诺夫对朝鲜特命大使闵泳焕的请求作出五点书面承诺:俄国驻朝使馆卫队保护国王安全、派出教官训练国王卫队、派遣俄国顾问、给予贷款援助、连接俄朝电报线。(17)以上四国的双边互动,既有弱国对强国的期待,也有强强之间的博弈,其关系框架均由条约或协定来体现,东亚国际关系进入条约化时代。

   2.围绕朝鲜半岛殖民权益,日俄展开激烈角逐

   1895年4月“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激增,闵妃集团依托俄国,抵制日本;7月,发动政变,肃清亲日势力,另立亲俄派政府。1895年8月,预备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新任日本驻朝公使。10月,在三浦策划下,日本守备队、右翼浪人和朝鲜训练队等闯入景福宫,残忍杀害闵妃,重建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政府,制造了血腥的“乙未事件”。这种公使介入的公然行凶并焚尸灭迹的暴行,受到国际舆论的激烈抨击,日本政府陷入狼狈之中。1896年2月,高宗李熙携王族成员躲进俄国公使馆的“俄馆播迁”事件,受到俄国保护的高宗宣布缉拿金弘集等亲日的“五贼臣”。5月,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驻韩公使韦贝在汉城签署《关于朝鲜问题的日俄备忘录》(“小村—韦贝备忘录”),作为俄国答应劝告国王还宫的交换,日本同意保证李熙的人身安全,酌量减撤驻朝军队,但保有与俄国对等的驻军权。(18)这个备忘录为日本摆脱外交困境提供了便利条件。至6月签订《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划分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日本摆脱了“乙未事件”造成的被动局面。

   1897年2月,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返回庆运宫。日本进而走出“俄馆播迁”以来的尴尬,加紧对俄争夺。1898年4月,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巴兰•罗森在东京签订《西—罗森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日俄两国政府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不得干涉其内政外交;两国经协商后,方可派遣经济顾问、军事教官;俄国不干涉日本商民在朝鲜内地开市等事。(19)由于俄国此时集中力量经营租借来的商港大连和军港旅顺,满足于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均势,宁肯容忍日本在商贸上的优势。

   上述三个外交文件的签订,表明日本在与俄国的博弈过程中,攻防转换,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与此同时,日本加紧推行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日俄战争不可避免。

   (二)中朝两国自救的改革失败,东亚政治版图充满变数

   总数为2.3亿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与“赎辽费”,致使清朝政府的国家财政几近崩溃。欧美列强以借款为名,乘机获取殖民权益。1895年7月,以“还辽”邀功的俄国和法国,率先与清政府订立《俄法洋款合同》,乘机插手中国海关事务,获取巨额利息。1896年3月,英国与德国同清政府订立《英德洋款合同》,1898年3月再定《续借英德洋款合同》。为赔偿日本而做出的三次巨额借款,使清政府的国家财政沦为列强的金融附庸。此外,铁路筑路、矿山开发、投资开厂等成为欧美列强争夺的新领域,一时间形成欧美列强与日本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1896年9月,俄国依据“中俄密约”的条款,订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以及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兴办企业等利权,俄国掌控下的东省铁路公司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国中之国”。俄国的殖民扩张,刺激了欧美列强和日本划分中国殖民权益的贪欲。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897年11月,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12月,俄国舰队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港。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占据了山东半岛;同月,俄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吉东与辽东连成一片,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1899年11月,法国迫使清政府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西南和华南成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通过1898年强租新界和威海卫、1899年强租九龙半岛,巩固扩大了殖民据点,并将长江流域控制起来。1898年4月,日本将福建变成其势力范围。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多次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意图将整个中国市场变为美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可见,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和日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各地,并将牺牲中国权益作为相互妥协的筹码。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危机突然加剧。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下,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打开了列强鱼肉中国的方便之门。中国朝野无暇再如英法之役过后那样有条不紊地开展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用“夷”长技,营造“同光中兴”。图存救亡是当务之急,容不得慢节奏。情急之下,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在战败割地赔款屈辱的精神折磨中,选择了以强敌为师的变法图强之路,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康有为介绍明治维新的13卷《日本变政考》,成为光绪皇帝的案头必备之书,在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为期103天的变法期间,为光绪帝雪片般颁发的诏令提供思路乃至参考文字。与洋务运动注重军械装备等器物层面,即见物不见人的近代化不同,戊戌变法注重人的观念意识转变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从经济、军事、教育入手,触及官僚机构、广开言路等政治方面。农工商局、铁路矿山总局、邮政局、京师大学堂、地方中学堂、小学堂和译书局、报馆、学会等新设立的机构层出不穷,训练洋式陆海军、裁撤旧军等举措陆续推出。新令目不暇接,盘根错节的旧机构、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受到猛烈冲击,维新与守旧的较量日趋剧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派,变法最终失败。中国的政局酝酿着新的变化。

   在朝鲜半岛,日俄角逐暂时为朝鲜尝试自主性的改革提供了相应的空间。1896年4月,开化派徐载弼、尹致昊等创办《独立新闻》,7月组建官民一体的独立协会。他们要求拆毁昔日跪迎清帝诏敕的“迎恩门”,另建独立门;将接待清朝使节的“慕华馆”改称独立馆,抛弃“事大”主义;要求高宗建元称帝,设立君主立宪体制,制造了改革的舆论。

   1897年10月12日,高宗登基称帝,建元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推行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光武改革”。其内容包括:仿照日本的地税改革和殖产兴业,1898年启动“光武量田”,在全国丈量土地,确立私人土地使用权以增加税收;建织造劝业场,创办各种公司,发展工商业;收回了京义线的筑路权,成立西北铁道局、铁道院、矿学局,开展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仿效日本天皇为陆海军大元帅,高宗在俄国军事教官撤离后,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国家军队。1898年底镇压了发起“万民共同会”运动以限制君权的独立协会,1899年公布准宪法《大韩国国制》,强调“无限君权”,建立君主的绝对统治;仿效日本的文明开化,高宗率先穿用欧式元帅服,并推广官员公服的西化。同时,成立了多所国立小学、外语学校、医科学校、师范学校,派出留学生,重点发展实业教育。

   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朝鲜近代化在艰难中蹒跚而行。1900年开始设置国家预算,完善财政。1901年,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筹划发行货币。1903年设立中央银行和汉城银行等民间银行,竭力组建本国的金融体制。1902年,下令创制国歌,仿俄国和日本的首都体制,宣布平壤为“西京”。另外,还发展市政建设,使用电灯、自来水、下水道,营建公园等。1903年,准备实施军制改革,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筹划海军建设。总之,从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君臣实施“甲午更张”以来,朝鲜半岛上先后搞过1895年的“乙未改革”、1896年的“建阳改革”和1897年10月开始的“光武改革”,体现了自立自强的主观愿望。由于上述改革缺乏必要环境的保障,日俄角逐经常打乱改革的进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的进程与日本将朝鲜保护国化的进程相同步,“光武改革”戛然而止,亡国危机深重,东亚政治版图巨变在即。

   (三)传统中日关系框架面目全非,影响深远

   在17~19世纪江户幕府锁国220余年期间,中日民间商贸和文化交流依然频繁,两国和平相处。1871年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双方建立对等友好的条约关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上述的一切,两国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

   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千余年间对等关系,转变为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宰割与被宰割的不平等关系。侵略、宰割中国需要舆论支持。以倡导“文明论”著称的福泽谕吉从理论上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们侵华国策提供依据。战争期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将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定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日军的烧杀劫掠成了“为人类幸福文明的进步而履行正当的天职”,因为日本是“谋求文明开化者”,中国则为“妨碍进步者”;主张日军“果敢进攻要害地区,蹂躏四百余州,加速其亡国”;否认日军在旅顺的屠城暴行,指责欧美记者的报道是“捕风捉影的误报”,“实在令人可笑”等。(20)还是这个福泽,要求对台湾、澎湖“断然使之日本化的方针”,叫嚣当地人“若抵抗日本兵,则不管是兵是民,全部杀光,以奏彻底扫荡之效”;对不当顺民的中国人,一概“按军法处置,且不许任何人有何异议!”(21)福泽内心根深蒂固的武士阶级的残忍、冷酷本性和日本资本主义固有的贪婪野心,在其仇华、侵华的言论中一览无余。

在经贸关系层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内陆通商口岸,将触角伸展到长江广大流域;规定废止战前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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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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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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