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寒秋:俄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关键节点期以及中国的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16-02-29 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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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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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21日,亲俄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暂停了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签署进程。于是乌克兰亲西方与亲俄两派政治势力展开了街头政治对决,反对派利用游行集会等非程序手段成功地将亚努科维奇拉下马。随着乌克兰亲西方势力上台执政,俄国针对乌克兰多年的经营和拉拢毁于一旦。2014年3月16日,俄国在乌克兰痛下杀手,在事实占领的前提下,启动全民公投作为合法程序,将克里米亚地区并入了俄国领土范围。并在东乌克兰的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以代理人战争作为手段,继续长期介入乌克兰内部斗争,俄国因此被逐出七国集团峰会。8月7日,途经乌东武装冲突地区的马航客机失事,进一步在全球引发针对俄国的外交孤立和羞辱;乌东亲俄地区脱离中央控制,低烈度内战不断;乌大选中亲俄势力靠边站,整个国家进入去俄国的节奏,进一步向欧盟和北约组织靠拢。俄国遭遇到的外交反制也相当激烈,欧美国家集体制裁俄国,力度一次比一次加大。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市场油价大幅反常跳水,卢布疯狂贬值。为保卫卢布,俄央行动用巨额外汇并大幅加息,但对卢布币值稳定全然无效,而且升息已经造成了俄境内企业经营极度困难。

   由于俄国财政对石油出口的高度依赖,俄国已经陷入了深度衰退的经济危机中,暂时看不到有摆脱的可能性。目前,国际评级机构已经把俄国债券资质调至仅次于垃圾级的水平,经济前景展望为负。欧美的制裁旨在打击俄国经济,最终破坏普京的政治基础,造成反普京的势力上台,从而对当前的俄国外交战略釜底抽薪。对于俄国这样的一贯有着大国雄心的国家来说,经济危机与外交危机互为表里,经济上的危机必然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深刻地反映出来。一方面,普京个人的支持率因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继续逆势上升;另一方面,俄国面临着欧美的长期制裁,尤其是其石油财政模式深受打击,其民族主义情绪能否长期持续是一个问题。此次油价暴跌,同样对一些对石油财政有深刻依赖而又有反美倾向的国家如伊朗和委瑞内拉也是巨大的打击。归根结底,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它们的战略决策从来就不可能就事论事,顺带收拾不听话的国家也是应有之义。因此,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助力将进一步减少,其外交举动有可能更加孤立与狂躁。

   俄国外交战略走向面临演变的关键节点

   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俄国得小利而失大局。虽然俄国的悍然出手有西方多年以来在东欧前苏联势力范围内步步紧逼,在乌克兰放出了街头政治胜负手的缘故。但俄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缔造俄乌白三国东斯拉夫核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独联体国家一体化或欧亚共同体设想停滞不前,本身就是俄国综合实力不足,文明吸引力不够的结果。俄国对乌克兰已经给予了多年的经济优惠,但还是不能挽回乌克兰的民心,不能使其死心塌地与俄国重新联盟更不要说重新一体化了。乌克兰是俄国与西方进行较量的地缘政治支轴地带。此次较量表面上俄国小输当赢,实则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改变了性质。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从此乌克兰将彻底倒向西方,让原本暧昧的格局骤然明朗。乌克兰已经与欧盟正式签署联系国地位的协定,正式放弃了不结盟的中立地位,启动了退出独联体的程序,并寻求正式加入北约,乌克兰脱离俄国势力范围的进程将不可逆转。

   俄国此次对乌克兰痛下杀手,虽然在俄国国内引发民族主义情绪而叫好声一片,但是波及国外的反响却非俄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能控制。哈萨克斯坦想必是对于本国与俄国接壤的土地更加警惕,庆幸本国领导人高瞻远瞩迁都阿斯塔纳,加强了对高度俄罗斯化北方地区的控制。夹在罗马尼亚与乌克兰之间的摩尔多瓦,同样存在着亲近西欧渴望与罗马尼亚合并的一派,极有可能重蹈乌克兰覆辙。像白俄罗斯这样高度依附俄国的小国,一贯仰人鼻息。一旦局势有变,在外无强援的前提下,被俄国牛刀再试难道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吗?因此一贯亲俄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乌克兰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会晤时,决定加强外交协作。乌克兰表示,将帮助白俄罗斯加强与欧盟建立外交联系。这一信号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周边小国看待俄国的某种心态,这也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俄国主导的独联体组织与欧亚联盟组织多年以来没有实质进展的原因。

   在当前客观存在的中俄美大三角关系中,相比中美两国,俄国现在是同时具备能力和心态进行搅局的一方。因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和设计者,而中国目前由于在经济上成功融入了这个体系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受益者,两国目前都没有迫切的需要和强烈的动机采取破局手段。而俄国在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外交对抗中将采取何种反制措施,是否会采取极端行动,以及报复的矛头针对谁,都相当微妙诡谲。俄国如今的软硬实力以及外交地位和地缘政治处境相对而言皆远不如苏联时期强大,甚至连帝俄时代都比不上。相比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远远大于俄国本身以及俄国外交所能调动的力量。在这种力量对比前提下,俄国要么隐忍示弱,伺机报复要么就会立马铤而走险,奇招险招频出,反正绝对不可能就此罢休。值得中国高度注意的是,俄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和外交危局,与中国面临的同样问题正好是一对矛盾而此消彼长。中国要特别加以关注,一定不能让俄国把外交报复和战略转进的焦点集中到中国身上。

   美国不肯让俄国与其平起平坐统治世界,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虚名也不肯承认。这是因为美国本质上是一个拥有国家的商业股份公司,美国政治的本质是生意人政治,美国外交的本质是生意人外交,总是习惯于从资本投入和利润分配的角度看国家联盟与外交体系问题。当年对于法国的处理就是这样,因此造成了戴高乐式外交的辉煌。欧盟不肯让俄罗斯这个巨人挤进小人国的乐园,即便俄国的加入有助于使欧洲恢复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也是如此。这是俄国的尴尬,也是当前欧洲缺乏戴高乐式高瞻远瞩为历史服务的第一流战略家的报应。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俄国、美国和西欧大国的外交都是借鉴和教训,必须深刻体察其间的微妙曲折之处。它们成功的经验未必能照搬模仿,但失败的教训则一定要深刻汲取。根据俄国的民族性格和外交记录,俄国外交很难说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纯出理性而不动感情,尽量使国家利益在付出最少的前提下获利最大化。往往是在极端情势下,出于嫉妒虚荣报复绝望等非理性因素而赌气任性。根据俄国外交的历史记录,其外交决策过程中,最高领袖本人的意志、情感和偏好通常就是最大的主宰,与国内民族主义的汹汹民意相表里。俄国总统普京能否在今后的几年中继续执政,或者普京之后的继位者将是何种外交政策,都还是未定之天。中国如果不作战略策划和投入,在俄国外交战略演变的窗口期中形成较大的利益权重,中国的利益很有可能在俄国外交战略幡然转向的时刻被当作牺牲品甚至成为其出气的对象。

   如何认识俄国的文明特性和外交性格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化性格极不稳定的混合民族。俄国是文明史上后起、边缘性和被外来力量主导和塑造的国家。俄国上层的力量一贯是外来的冒险家主导,如维京海盗商人战士、拜占庭帝国的传教士、蒙古征服者、讲法语的外来高等侨民等等;底层则是无数文盲农奴,屈服于暴力和迷信的统治,生来狂热而不知克制。上下两层,如同油水互相分离,疯狂情绪互相传染却不能形成有效稳定的政治契约,因此俄国历史上数次发生的上层统治阶级彻底换血的大变动。蒙古金帐汗国三百年的残暴统治,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多年战争,则让俄罗斯民族学会了敌人和对手的一切特征,并形成了文化基因和文明路径。野蛮残酷的农奴制、亚细亚特色的君主专制、贪得无厌不知克制的领土扩张主义、以及用成吉思汗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其行为模式均根源于此。

   俄国是一个没有自然边疆的国家,凭借着本能四处扩张,是一个因想象兴起,以武力聚合的政治机会主义共同体。横跨欧亚两大洲,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帝国的兴起,得益于西亚的地缘政治薄弱环节,以及北亚和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真空。当时土耳其帝国主要集中精力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两大分支奥地利和西班牙进行海陆综合较量,忽视了黑海地区的防务。波斯则因为与土耳其帝国你死我活的长期争斗,而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鞭长莫及;而清代中国始终以中原地区为战略重心,对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均视之为战略缓冲区,仅以不出现强有力挑战力量为限度。相比欧洲诸邦,俄国当时远离地缘政治斗争焦点,且地广人多,经得起总体战消耗战;针对亚洲,俄国则拥有技术和组织优势,因此俄国当时对东西方都有战略优势。这是俄国当年偏处东欧一隅却能通过巧取豪夺鲸吞蚕食成为巨型领土帝国的特殊原因和机遇。

   俄国历史上外交战略上经常是随着最高领袖个人的意志与虚荣,翻烧饼一样自我折腾。在十八世纪七年战争期间,在位的女沙皇暴毙,继位者彼得三世极为仰慕普鲁士体制,从而退出对普鲁士的战争,让普鲁士大难不死,终为祸害。欧洲诸君主国反法战争期间,英国大使主导政变后,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弑父继位,一改其父之亲拿破仑外交政策,毅然加入到英国主导的反拿破仑阵营,充当了反法战争的主力军。帝俄在神圣同盟时代无条件地维护俄奥普三国协作机制,克里米亚战争后则坐视奥地利分别败于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普鲁士。德国统一强大之后,俄国外交则从亲普鲁士演变为反德意志。1789年以来俄国在外交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一贯坚决反对法国革命,十九世纪后半期反德之后则跟法兰西共和国成为生死盟友;俄国从共同合作打败拿破仑之后,就把英国当作全球大博弈的最大对手,最后因反德亲法而与英国在一战期间并肩作战。

   俄罗斯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民族,极为记仇,报复心极强。失败或者逆境时,怨天尤人从不自省,经常如赌徒般孤注一掷,将本国的对手和本国都拖入深渊之中。俄国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被英法土三国联合击败后,便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中亚和远东地区,中亚诸汗国和清代中国均深受其害。1871年普法战争后,由于法国失败,限制俄国在黑海地区军力存在的《黑海条约》失效。俄国便再次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打出手,扶植保加利亚独立,在巴尔干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充当斯拉夫—东正教诸小国的保护神。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被英国成功剥夺绝大部分实质成果后,怨天尤人,迁怒诿过,把满腔仇恨撒在了无辜的会议主持国德国身上。俄国自认为在普法战争中以庞大兵力监视牵制奥匈帝国防止其倒向法国,间接助了普鲁士一臂之力,于是乎想当然的认为德国此后就应该在外交场合对俄国无条件地知恩图报。按照当时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本意,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当那个费力不讨好的主持人角色。反而是因为俄国在外交上对德国寄予了厚望,声明非柏林不去,最后俾斯麦戴上了会议主持人的炭火篓子而里外不是人。德国统一后,经济科技双双腾飞,与俄国在力量对比上强弱易形,于是俄国对德国羡慕憎恨嫉妒恐惧的情绪兼而有之,最终与德国的死敌以及俄国一直憎恨的无神论革命共和国法国建立了死亡同盟。

    柏林会议之后,俄国对巴尔干的野心受到了限制,于是乎把战略中心又转向远东地区,掺乎中国事务,在朝鲜惹事生非,与日本在东北亚明争暗斗。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败后,则再拾进军沙皇格勒(君士坦丁堡)复兴第三罗马帝国的旧梦,再次吹奏起了泛斯拉夫主义的神曲,深度介入巴尔干那个火药桶,终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内部革命而使得沙皇俄国政权彻底覆灭,这是俄国对外对内综合国家战略的大失败。类似的历史场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时代末期又重演了一次升级版,只不过是把关键的地缘政治导火索从巴尔干换成了阿富汗。

   让俄国尽得虚名而中国尽得实利

尽管苏联解体已经多年,但俄国的心态一直还是超级大国的帝国心态,自视为世界级外交玩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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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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