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左传》应验描写初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16-02-20 11: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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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道彬 (进入专栏)  

  

   应验描写是指借助于预言或预感与后来事实的吻合来预示人物命运和事物发展变化结局的描写手法。这种手法经常运用于我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而《左传》的应验描写是开先河的。但是这种方法迄今不被人重视,甚至受到种种责难。

   对《左传》的应验描写后世讥议颇多。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进学解》);清人韩菼在《左传纪事本末序》中说《左传》“好语神怪,易致失实”。这里讲的“浮夸”、“易致失实”就是指《左传》中大量的尚奇夸张的应验描写而言。今人论及《左传》的应验描写也常常突出它的消极面,说《左传》“好预言因果体咎而以卜筮为征验,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徐中舒《左传选后序》),“《左传》迷信卜筮,所记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部书大大违背了征实的精神”(朱自清《经典常谈》)。几本流行的文学史在谈《左传》局限性的时候,每每以它鬼神应验之类的描写为据。学者们从严格的史学角度指出它违背求实精神是公平的,但如果仅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予以简单的否定则是欠妥的。

   应该看到《左传》一些应验描写,的确表现出作者对鬼神存在的笃信,这是需要加以批判的。但它也确实有许多建立在客观事实分析基础上的预言应验,这些应验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即使对于那些荒诞离奇的应验的记述,我们也要把不科学的内容与作为一种艺术手段的积极效果加以区分,把它的历史性与文学性分开。有的预言描写从史学的角度看来是虚构的,唯心的,而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却使《左传》的文风形成一种前后呼应、跌宕起伏、叙事清晰的风格,达到引人人胜的境地。

   应验描写对我国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汉书》等一些以记实为主的史传文学都或多或少地加进了一些应验之类的描写。我国古典小说更是广泛地运用应验描写的手法。《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优秀长篇小说,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手法,为表达作品主题和加深作品内部结构服务。《红楼梦》中别具特色的诗谶为我们欣赏和研究《红楼梦》的人物命运、主题和艺术,提供了依据,对这样一种普遍应用而又有一定成功的文学描写上的手法,我们应当通过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应验观念的形成和应验描写的运用有它历史的原因。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应验最初是消极的鬼神迷信的产物。恩格斯指出:“鬼神迷信在人的头脑中发生的根源,最初是由于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迷妄无知,随后又因为阶级的划分,人对社会力量的感觉和对自然力量同样不可理解。”(《反杜林论》)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群众的觉悟,人们往往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产生不可捉摸的感觉,因此,他们把自己命运的主宰寄托于神灵,而这种神灵是万能的,它既能左右现实,又可预知未来。为了证明在冥冥中指挥一切的上帝的真实性,人们就试图在生活中寻找上帝指示的征兆,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在这里世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能在上帝那里找到动因,这样应验就产生了。最高统治者总把自己装扮成真龙天子,编造上帝指示他们的胡言乱语,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现实生活中一些偶然的巧合,也常使人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应验存在的感觉。

   但是,应验不总是依附于鬼神迷信。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鬼神卜笠的迷信开始动摇。人类在自然和社会面前不再是唯唯诺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人类不仅敢于支配客观世界,也敢于通过对以往和目前世界的分析预知未来世界。这就是那些闪耀着人类智慧火花的科学预言的基础,而这些科学预言的被证明,即是科学的应验。它加深了人们认识未来世界的信心,鼓舞人们去大胆地揭示世界的秘密。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中应验观念的形成决定了文学上应验描写的运用。先秦时代,我国的文学还处在一个自发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历史和文学没有明显的界限,古代最早巫史不分,其后祝宗卜史职掌也多相似,所以史书里总夹杂一些鬼神之类的应验描写。对此,《左传》的作者耳濡目染,因此,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他的历史著作里,同时进步的历史观的形成对于应验描写的运用也具有意义。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史学家们发现,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人物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人们能够认识到事物之间的联系,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他们还缺乏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他们还只能看到事物表面的联系,而找不到产生这种联系的内在动因,因此,在寻求这些历史动因的时候,史学家们常常带着自己的主三观臆测,甚至是带着落后的思想观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左传》的应验描写掺进了一些唯心的不科学的内容。

   《左传》的叙事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它利用这部书以事件为中心的这种写法上的有利条件,来宣扬自己的观点。突出表现这一特点的是《左传》借助于应验的描写来宣扬正统的礼义,鼓吹所谓“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作者往往是利用贤人之口,君子之言来强调它的意义,这类应验描写不仅是虚假的,也是庸俗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晋人铸范宣子所先刑书于鼎,对此,《左传》的作者大为恼火,借孔子之口大加斥责:“晋其亡平?失其度也……愆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而为刑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这里作者虽然竭力把孔子的预言同晋的衰亡相联系,但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是比附之词,铸法于鼎是新兴地主阶级打击没落权贵的一项进步措施,这同晋国分裂是毫不相千的,作者应用应验的目的无非是宣扬自己的因循守旧的落后意识。

   辩证唯物主义反对神的意志,不相信有所谓预知祸福的神灵。但是,它同时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变化联系着的,任何事件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前一个或几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或结局往往是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动因或结果,因此,人们在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导下,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客观现实加以考察,就能够对未来的世界作出科学的判断。预言中有科学的预言,也有神奇的预言,列宁说:“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列宁选集》第3卷57页),神奇的预言荒诞离奇,充满着宗教的宣传,而科学的预言则显示了人的聪明才智,显示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

   徐中舒先生的《左传选后序》中说:“左传中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验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我们觉得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左传》的应验有神奇的应验,也有科学的证明,不能一概否定。

   《左传》的应验描写有人的预言的应验,有卜筮预言的应验,也有变化多端的梦境。在这种预言中,最有科学价值的是一些人的预言的应验,这些预言的应验的基础源自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分析。今天我们学习这些科学的预言,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历史的回味,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加深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信心。

   在这些科学预言中,首先应提到的是《左传》关于战争的预言常常通过战前对政治、军事及敌我双方力量的分析,来预言战争的胜负,表现了人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发生在鲁僖公三十二年的秦晋殽之战就是明显的一例。这时的华夏霸主晋文公新死,长期被晋国阻挡在西隅的秦穆公以为得到了向东发展的机会,因此决定远途袭击郑国,作为深入中原的基础。但是秦国老臣蹇叔却以为不可,他分析这次袭郑的不利条件是:“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蹇叔看出了秦师出兵的致命弱点,一是兴师动众。千里迢迢,偷袭势必变成攻伐,郑国有所准备,不能取胜。二是秦国此次出兵往返千里,途经他国,难免被人暗算。因此蹇叔预言:“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入”,并且根据殽地的地理条件,预言秦军在殽地被截击。蹇叔在作出预言前经过详细考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秦穆公却对这一难逢的机会十分热衷,只看到有利条件,轻视了不利条件,悍然出兵。著者就围绕蹇叔所指出的因素一步步展开来写,导致了秦军一步步走向失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对我们研究战争和战争规律是有帮助的。

   《左传》通过应验描写反映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它的变化发展的因素有许多还是实在的。它写战争总是预言有礼节和统帅和睦、士卒尽力的一方获胜,骄纵涣散的一方失败。它写历史人物总是深谋远虑和知礼义的人在事业上成功,暴戾和昏暗的人失败。这些,也表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左传》一些预言的应验反映了一定的辩证思想,成公十六年鄢陵大战之前,晋国历来老谋深算的士燮,在晋处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始终不主张打这一仗,战后晋军大胜,而士燮偏偏“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视我,使我速死,范氏之福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士燮战前不是看不到战争的胜利,而是透过战争的胜利看到了隐藏在胜利背后的阴影。一时的胜利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有益处的,对淫威无度的晋历公来说很可能成为它陷于祸难的原因,士燮能看到事物的正反转化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进步的民本思想也是《左传》预言应验的重要原因之一。昭公三年齐国贤相晏婴同晋国老臣叔向的谈话中曾预测到齐国陈氏代齐的命运。它指出重要原因就是齐国公室暴虐,屡贱踊贵,而陈氏则被人“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这个预言的提出就是以民心向背为基础的。正因为陈氏得到了一定的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在弑君被当做罪大恶极的时代。陈恒弑君并没引起多大波动。统治阶级的开明阶层已觉察到人民群众左右一个统治政权的力量。

   春秋时代唯物主义思想冲破唯心主义思想的种种束缚开始抬头,但神的意志还统治着人民。因此反映在《左传》这部历史著作中的预言既有神奇的,也有科学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区别,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

  

   《左传》标志着我国历史散文从纯粹的历史纪录向历史文学的转变。在《尚书》《春秋》这样的历史著作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孤立的,相互没有联系。《左传》则大量地记录了彼此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历史事件。这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飞跃,也表现了《左传》中这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常常是通过应验描写来体现的。

   应验描写有些类似于文学理论中经常提到的照应和埋伏,造成悬念迭起的艺术率果。前有预言,引人发问,后有应验,回答预言,笔笔落实。这一方面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一方面加深了《左传》内部材料之间的联系,叙事就显得脉络清楚、结构严谨。

   《左传》记春秋间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人物众多,年代久远,事件繁杂,而《左传》的叙事则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其间应验的贯穿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对细致的事件加以应验相联,即使在《左传》的整个大的布局上也是匠心独用的。《左传》叙述了许多大事,头绪纷繁,涉及的面很广,不限于某一次事件。通览全书我们就会发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是春秋时代发生的两大重大事件。《左传》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在整个著作中时隐时伏,贯穿全书,成为全书的主要结构线索。陈氏代齐的预言最早出现在庄公二十二年,作者有一段追记: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媯之后,将育之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这个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应验,直至最后哀公十四年陈恒弑君,前后共一百一十三年,真可谓遥相呼应。从一开始出现就紧紧抓住读者心理,作者借晏子、史赵之口几次点出这条线索,大大加强了它的吸引力,这种结构方式颇似后世叙事文学相当成熟阶段产生的优秀长篇小说的结构。《左传》的另一条干线是三家分晋,它的预言从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晋大夫毕万封魏。卜偃预言“毕万之后必大”开始,直至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韩、赵、魏灭掉智伯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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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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