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国民党少将观察员徐佛观眼中的延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7 次 更新时间:2016-02-16 15: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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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召  
曾在课堂上夸奖,“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他当时的同学介绍,“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常放言高论,压倒群伦;有时举止脱略,自校门进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无人……徐先生的自习室在楼下,夜间多高声朗诵。”限于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徐佛观读书期间还兼任小学教员,以弥补生计。

   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湖北国学馆关闭,徐佛观被迫放弃求学生活,卷入时代激流之中。他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营部书记,军旅途中广泛阅读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革命著述。但是一阵浪潮过后,徐佛观差一点被当作共产党而杀头。惨痛的经历促使他断然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928年获得机会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在此期间,他比较多地涉猎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著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佛观因为参加抗议日本侵略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后,驱逐回国。为了生计,他经人介绍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两年后离职,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的幕僚。此后大约五年时间里,他跟随黄绍竑走南闯北,协助其侦察进军新疆路线、驻节归绥、筹划沪杭甬抗日军事防御方案,特别是直接参加指挥山西娘子关战役,亲眼目睹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涣散混乱,黎民百姓流离失所,一颗书生报国之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在娘子关一役中,我深切体验到,并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太弱。我们的弱,不仅表现在武器上,尤其表现在各级指挥官的无能。无能的原因是平时不认真的求知,不认真的对部队下功夫。再追进去,内战太久,赏罚一以派系为依归,使军人的品格及爱国心受到莫大损伤,更是根本原因所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涣散混乱不同的是,徐佛观看到的共产党八路军,从容镇定,行动迅速,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们,其精神状态与国民党将领截然相反。有一次阎锡山在太原宴请国共双方高级将领,徐佛观“留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萧克坐在我的左边,从颈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这些八路军将领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并且他们早已胸怀大志,当时是急忙展开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们的行动干净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觉。另有一次在石家庄,徐佛观聆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讲,对黄绍竑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黄绍竑只有笑而不答。

   1938年春,徐佛观离开黄绍竑,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二师团长,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军官集训。随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政治指导员名义,考察鄂东地区和冀察战区。曾短暂时间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高级参谋,因派系斗争,于1941年11月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任教员。一年后,经人介绍认识唐纵,并被推荐给康泽。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的康泽,任命徐佛观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康泽晚年回忆,“关于被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是与别动队有联带关系的。1938年5月,我虽解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但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的更动,仍规定由我提出,直到1945年10月我出国,才完全由军令部第二厅直接任用管理。”这里所说的“别动队”,是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基础上成立的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特务组织。康泽兼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所以,派驻延安的八路军联络参谋,实际上都同时兼有国民党特务职责。

   与毛泽东数次长谈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接替陈宏谟、郭亚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同学,此次受命出任八路军一二零师联络参谋。“由于前后来的联络参谋在我军内不断搞特务活动,我们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于是,从1941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不许联络参谋再上前线,而只让他们留在延安。”(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所以,郭仲容自始至终都和徐佛观同住在延安交际处。

   徐佛观是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这两位联络参谋骑着毛驴进延安,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

   他们住宿在延安城南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稍事安顿就提出希望拜见毛泽东、朱德。经请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他们。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和叶剑英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朱德向他们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方的斗争情况和“皖南事变”后敌后战场的形势发展趋向,明确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以民族命运为重,坚持争取两党团结合作抵御侵略的方针,希望你们来延安后与我们共同为两党继续合作做出贡献。”叶剑英强调说:“如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军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你们重庆军政部对我军长期以来断绝一切物资供应,不发一枪一弹,不发一分钱,我们还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有奶便是娘,,我们现在是‘无奶也是娘,呀! 希望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今后对许多根本问题就不难取得一致的看法。”

   徐佛观讲话中高度称赞延安的精神面貌,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真是令人敬佩!他竭力表现为国民党内进步分子的姿态,痛斥国民党内的贪污腐化行为。虽然双方话中暗藏机锋,但总体气氛融洽。谈话后,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邀请他们共进午餐。

   大约一周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徐佛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对此,徐佛观颇以为是。谈到《论语》,徐佛观询问:“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

   毛泽东想了想答道:“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

   徐佛观补充道:“应当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泽东也点头称是。徐佛观记忆中与毛泽东谈天闲聊时的印象都是好的。

   时值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送给徐佛观一本《整风文献》。下次见面时,毛泽东问道:“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面,有没有好的?”

   徐佛观认真研读过这些文章,回答说:“有。”“哪一篇?”

   “刘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泽东听罢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连声说:“你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好?他在这里,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刘少奇果然到招待所来看望徐佛观。一个受命而来,一个关心军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谈得很。留给徐佛观记忆里的这位中共领导人形象是:“瘦瘦的个子,态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顿后,没有谈什么,所以再记不起一点谈天的印象。”当时徐佛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住在窑洞里,徐佛观除了参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务参观活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献资料,其余时间就是“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因此,又多了一个与毛泽东谈话时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在谈论游击战术时强调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

   徐佛观对此不敢苟同,辩论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

   毛泽东一时无以回答,面有难色。那次徐佛观告辞时,毛泽东送出窑洞门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别。

   当然,由于双方站在完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纵然学问见识上相互倾慕,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1943年7月,抗战爆发六周年前夕,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道: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

   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我们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佛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佛观坚持其反动立场,中途退场。郭仲容听完了各界代表反击顽固派反共的声讨。会后徐郭急电向重庆报告。他们从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63页。)对于这种行为,徐佛观不依不饶,他表示不能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词,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绝食抗议。“为此,总司令亲自来挽留,关心他们的生活,稳定他们的情绪,但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后闹到绝食,两个人几天都不吃饭。”后来是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并且亲自到招待所来宽解一番,矛盾才算缓解。

   在对中共领袖人物的接触交往中,徐佛观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

   对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印象,徐佛观觉得这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有很宽厚的态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见时,略有差距。

1943年10月,徐佛观获准先行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一餐饭后,简单交流,徐佛观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佛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佛观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以流于一般官场逢迎拍马,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文献》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没有这些文章资料,徐佛观答应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转送给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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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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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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