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慧思:中国缘,中国情

——专访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慧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2 次 更新时间:2016-02-15 12:07:13

高文斌  

  

   本文经戴慧思教授授权爱思想首发,转载需获戴教授授权

   戴慧思(Deborah Davis),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中国问题专家。

   高文斌,爱思想学术观察员,耶鲁大学宗教学系

  

   在将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戴教授研究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的课题,如老龄化、城市化、财富分配、婚姻与性关系等等。戴教授不仅是耶鲁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是耶鲁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从1992年开始,戴教授举办了十届暑期夏季社会学进修班,训练了许多来自大陆、香港和美国的学生运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理解中国。在新春佳节之际,奉上这篇访谈,希望读者能感到一个外国友人对中华大地深沉的爱。

*2014 年耶鲁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夏季进修班。前排左二为戴慧思教授。该年主题为"香港和上海对婚姻期望的变迁"。在三周的时间内,学生采访了婚礼策划师、摄影师、律师、法官和婚介。


   一、"还有比中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吗"

  

   谈起自己将近五十年的中国研究生涯,戴慧思教授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一领域:"还有比中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吗?"说话间戴教授露出孩子一样灿烂的笑容。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完全成了另一个国家。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是惊人的。而中国又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独生子女'这个政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怎么可能不吸引我这样的社会学家呢?"

  

   戴教授说自己的职责就是让英语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具体来说,就是帮助西方理解中国的变化并理解中国的独特性。戴教授同时表示,希望当一座中西之间的桥梁。

  

   戴教授的许多著作都不是独著,而是与中西方的学者合作完成。"桥梁"的作用其实就体现在团队合作中。2014年,戴教授与香港学者陈娟、陈硕和匹兹堡大学学者Pierre Landry(现为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合作,研究了城市化对中国城镇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How Dynamics of Urbanization Affect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Urban China,发表于The China Quarterly九月号)。研究指出,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居民主动申报的健康状况越差,但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过程却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而这一现象也许与新兴城市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有关。青壮年往往选择在健康的时候入城打工,年老后回乡养老。而自主选择"进城"的人生活水平也高于被城市化征用土地的农民或土生土长、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城里人。研究同时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城市化都对居民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消极影响。戴教授的团队得出结论:城市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区域的地理特征,更受制于人口迁徙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研究的数据来自大陆和香港的多个数据库,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发展数据库"(Barometer on China's Development)。BOCD致力于观察中国地方发展的动态,包括了333个地级市和2862个县的多年度的社会、经济、政治及社会领域内的各种指标,是关于中国发展最全面的数据库之一,而其团队包括了大陆、香港和美国的众多学者。

  

   戴教授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更"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也就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口述史搜集等社会学经典方法之上的研究。戴教授的下一部著作题为His, Her and Their Marriages,将继续自己对中国婚姻的探讨(戴教授曾就自己对中国婚姻的研究接受过《文汇读书周报》的长篇采访,见该报 2015年9月21日)。戴教授认为私有财产的重新出现深刻影响了中国婚姻生活的代际变迁,她也因此将当代中国的婚姻称为"后社会主义婚姻"(Post-Socialist Marriage)。通过截取"私有财产"这个侧面,戴教授将婚姻与当代中国的财富分配与消费联系起来。

  

   戴教授同时对探索新的技术手段与工具深感兴趣。比如,戴教授与Pierre Landry合作,利用NASA免费提供的卫星图片研究中国城市夜间灯光密度与城市化的关系。将不同年代的卫星图片进行对比,中国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实在震撼人心。戴教授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这太酷了,我对我们的研究非常自豪。"

*戴慧思教授就中国婚姻问题接受《文汇读书周报》专访。


*1992年(左)和2009年(右)中国城市夜间灯光密度对比图。中国城市化进展之速震撼人心。

  

   二、"我就这么去了香港"

  

   戴教授的中国缘始于1967年。当时正是美国"黑人力量"(Black Power)运动兴起的年代。刚刚从威尔斯利学院毕业的戴慧思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离开美国的白人文化,到一个自己是少数族裔(racial minority)的地方去。于是戴慧思来到了香港。

  

   "当时我只上过一门中国历史的课,会说一点广东话,除此之外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我甚至没吃 过中国菜。我就这么去了香港。"

  

   戴慧思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部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当了一名讲师,教授一门不计学分的政治学课程。她想和一个中国家庭住在一起,于是在报上登了一则寻租启事。她住到了一个香港工人家里。通过观察工人的生活,她开始接触工人运动。她为工人的子女办过夏校,也在工人活动家和香港政府的谈判中担任翻译,因为香港政府的官方语言是英文,而工人往往只会讲广东话。

  

   那时的香港还是一个贫穷的城市,很多工人还在领救济。在华南的炎炎暑热里,除了组织工人子女的夏校,戴慧思还在一个旅馆担任翻译,而这个旅馆收容了一些在香港没有亲属、刚刚离开结核病医院的老人。"这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努力。我从中的收获远比对别人的帮助大。"戴教授如是说。

  

   也是在港期间,戴教授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她参与了一项关于移民的调查。因为建造大坝,许多村民被迁移到城市中。香港中文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研究移民的异地适应问题,尤其关注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尽管农民的信仰与乡土紧密相连,但是在城市环境中,他们的文化和宗教却顽强地生存下来。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并非正规的社会组织,而是农民的家庭与个人观念。这一研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对制度(Institution)的研究遥相呼应,印证了"非正式限制"(Informal Constraint,包括禁忌、习俗、传统、行为准则等等)的重要性。

  

   戴教授的研究成果后被收入1981年的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一书中。以此为转折,她的研究志趣从政治学转到了社会学。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书影

  

   六零年代是香港社会学研究的起步年代,戴教授身与其役。那也是计算机开始被用于研究的年代,于是戴教授开始学习编程。她作为社会学家的一生就在香港的两年中奠定了基础。

  

   三、"我只不过特别幸运"

  

   我问戴教授她一生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戴教授答:"我不这么看自己。我只不过特别幸运。"

  

   "谁知道生活会怎么发展呢?我从香港回到美国,去哈佛读了个东亚学硕士。哈佛的硕士,这个文凭肯定没坏处吧,反正不用我掏钱。然后我觉得我中文还不够好,就又去台湾待了一年。我的未婚夫正在读博士,我就想:我也读个博士吧,反正别人掏钱。于是我就读了个博士。等我拿到博士学位了,我估计自己只能去大学教书了。教职可不好找,但是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去香港的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呢。我读博士的时候,越战还没结束,'中国'、'亚洲'天天出现在媒体上。等我博士毕业了,美国学者刚刚可以到中国工作了。我是美国国家社会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选派到中国的第一个社会科学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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