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一本书与一辈子——我和《亚当· 斯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 次 更新时间:2016-02-15 09: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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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196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姐姐给我买了一张《三剑客》的电影票,地点是在东四的红星电影院。因为来的早,就到电影院对面的新华书店看书。在书店一进门的柜台上,摆了上市不久的若干本红色封面小32开本的《知识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一本是《亚当· 斯密》,定价0.35元,作者林森木。

  

   我的第一反应是“亚当和夏娃”中的那个亚当。我对“亚当”这个名字如此敏感,是因为大人讲《圣经》故事,提到过亚当。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哥哥朗诵过苏联“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1918)。我对其中一句印象极深:“让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都滚他妈的去”。如今翻译为,“我们厌恶,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还是老的翻译有个性。

  

   我正读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亚当·斯密》不过6万字,并没有多少生字。扉页是亚当·斯密的铜板黑白肖像。当我翻开第一页,看到讲亚当·斯密的家庭和早期教育,“结束语”的第一句话是:“亚当· 斯密是英国工业革命前夜的伟大经济学家”,才意识到此亚当非彼亚当。但是,识字不等于知识。不要说当时的我,即使一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短时间内要读明白这本小册子,不说没有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它涉及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背景。至今不能解释,我对自己完全没有可能读懂的这本书,怎么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冲动,看不明白也要看,最终买了下来。

  

   从小学的五、六年级直到“文化革命”岁月早期,我虽然不能读懂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亚当· 斯密的经济理论,但是,书中描述的亚当·斯密的人生和品性打动了我。亚当· 斯密一生不曾娶妻,活到九十岁的母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在六十七岁的时候,预感生命即将完结,将过去所写的许多手稿付之一炬;在私生活方面安分守己、懦弱和充满慈悲心肠。亚当·斯密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却是一个坚持不懈,富有创建的战士和伟大学者。后来,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发现,他的为人和思想是多么一致。此外,从这本小书中,我记住了一系列重要人名、经济学概念、经济学学派和地名。人名中有休谟、魁奈、配第、洛克、李嘉图;经济学概念有财富、生产方式、劳动时间、分工、资本、商品、价值等;经济学派有重农学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地名有苏格兰、格拉斯哥、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正是这些人名、概念和学派,成了我后来获取经济学知识的生长点。而与亚当·斯密相关的地名,多少年之后,我怀着崇敬之心一一造访。亚当·斯密逝于1790年,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狂飙时代,中国则处在乾隆朝末期,是和珅的黄金岁月,距离因为一本诗集和“逆诗案”导致的两次大规模的“文字狱”,不足十年。

  

   1967年,尽管“文化大革命”继续如火如荼,很多中学生已经开始和这个革命渐行渐远,进入大规模涉猎各种书籍时期,为了寻找书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阅读范围包括世界文学名著、世界历史,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和经济学的经典。那时最容易读到的当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阅读《资本论》,不仅是时尚,也是挑战。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只知道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对于政治经济学中诸如商品、价值、价格之类的常识性概念,完全没有实感。为了加快对经济学基础知识的扫盲和入门,我着重搜寻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书籍。此时获得了一本苏联人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数百页,从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讲到马歇尔、凯恩斯。这本书和我一同去了西藏农场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遗憾的是被什么人偷走了。另一本是熊彼特著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我还得到了萨谬尔逊《经济学》的摘要读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高鸿业译)。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并不乏这方面书籍,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各类书籍出版,只是不公开发行而已。

  

   在林森木的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在斯密看来,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顾名思义,《国富论》是要阐述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我对经济学思想史和经济学基本知识知道的越多,越渴望读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中文本。终于在1973年春节前后,我有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国富论》,书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1]

  

   自此以后的数十年,《国富论》始终伴随着我,有过三次深入阅读。

  

   第一次阅读是在1970年代初期。我在通读《国富论》之后,对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有了系统认知。人类的利己天性和“理性思考能力和语言能力”,“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贸易”的倾向,需要交换,因为交换产生分工,因为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交换过程需要市场和货币,于是产生自然价格。所以,增加国民财富需要提高分工程度,增加资本数量和改善资本用途。我开始陷入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从理性上已经折服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逻辑,每个人实现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导致经济自由和竞争,推动国民财富增大。这一切都是市场,或者那只“看不见的手”所为。另一方面,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否定个人利益追逐,否定资本和资本主义,否定自由竞争。现实生活和“文化大革命”思潮与亚当·斯密的主张完全不同。在这种思想与现实冲突的苦闷中,我也一度跟随主流思潮,相信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中国前途所在。在到黑龙江的第二个严冬中,撰写了数万字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2]但是,随着对民众辛苦劳作和贫穷的体验,接受“国富民穷”,更确切的是“国贫民穷”的事实,我开始怀疑现实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当时,经济学界主要批判对象是孙冶方。我一方面补习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历次争论的相关内容,同时尽可能透过对孙冶方的批判文章,了解孙冶方的主张,成为他的支持者。后来,在孙冶方住在协和医院的最后日子里,受陆裴文(1918-2005,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老师委托去看望他,讲到我通过批判他的文章而早已成为他的学生时,他不禁笑了起来。这是我后来积极投入1980年代经济改革最初的思想资源之一。1979年夏天,《学术月刊》发表了我的“社会主义制度绝对排除竞争吗?”[3]主张中国需要市场竞争,第一次以学术文章的形式表明我的经济学倾向和亚当斯密的影响,是那个只准说竞赛不准提竞争的时代较早有突破的文章。

  

   第二次阅读是在1980年代初期。我直接参加经济改革。首先关注经济结构问题。《国富论》的第三篇,探讨欧洲国家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对外贸易的产业结构的演变顺序,也是实现富裕的自然进程。亚当·斯密描述了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农业的抑制和农民的困苦,城市的兴起,制造业、商业、贸易的发展过程。所有这些,对认识中国当时的产业结构,农村和城市改革具有启发作用。在这个时期,我和一些朋友编著《走向未来》丛书,大家讨论中国现代化进程,涉及金观涛提出的中国落后根源是“超稳定结构”。我企望《国富论》有所解答。亚当斯密通过他那个时代,即18世纪后期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马可波罗关于中国描述的相似性,通过分析中国的劳动工资,手工业者的生存方式,底层的贫困程度,以及杀婴现象,推测出中国“似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亚当·斯密认为,中国可能在马可波罗之前很久,也许就已达到“自然法则和制度所能实现的财富的极致”。中国尽管处于停滞状态,似乎并未倒退,并没有发生民众放弃任何一个城镇和耕地搁荒情况。原因何在?因为用于维持劳动的年工资基金没有减少,可以延续同样的或大致的劳动工作。“最底层的劳动者即便极度缺衣少食,但总还能勉强传宗接代,维系劳动力的总量不变”。亚当·斯密还注意到,贫穷并不能阻止结婚,甚至好像激励生育。人口过剩和贫穷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亚当·斯密触及到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社会底层长期支撑着一个停滞,却没有破溃的社会经济。亚当·斯密的这些结论与历史事实的接近程度是惊人的。

  

   第三次阅读是2000年前后,我为了撰写《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远流出版社,2012年),温习《国富论》中关于货币的思想。第一篇的3、4、5章,第二篇第2章,直接探讨了当时与货币相关的主要课题,包括:金银比价;美洲金矿大发现对欧洲金银价值的影响;在英国各种金属货币,铜的价值被高估,银的价值被低估的后果;货币中实际含有的贵金属数量最终决定商品价格;货币税;纸币和金属货币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银行券“似乎最合适执行货币的职能”;纸币发行量的约束条件。此外,率利息和富裕程度的关系,利润和资本存量,利润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关系。以及,英格兰银行创建至《国富论》写作时期的历史,“英格兰银行的安全性和不列颠政府的稳定性相关”。所有这些,成为我的《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资源。

  

   因为林森木的《亚当·斯密》小册子,我不仅知道了《国富论》,而且多次系统阅读。《国富论》介绍给中国知识界,首先应该感谢严复。没有严复,还不知道《国富论》方可介绍到中国知识界要等多少年。严复的《原富》译本为后来各种版本的《国富论》提供了参考范本。其实,我更喜欢《原富》作为书名,符合英文书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nature”的原意。当然,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从1930年代初至今,影响了两、三代人。今年还与王洛林先生交谈他父亲王亚南在1930年代在上海的翻译生涯,为了更好地翻译《资本论》,故先翻译《国富论》等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构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提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哲学前提,奠定了他在经济学殿堂中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地位。遗憾的是,当下重复引用《国富论》只言片语的人很多,而读《国富论》原著的人有限。对亚当·斯密的各种空洞的赞美性评价常常掩盖了他的思想。相比较故去的很多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这种现象发生在亚当·斯密身上是最严重的。在中国,自郭大力和王亚南《国富论》的译本之后,近年来不同出版社又出版了《国富论》多种译本。在引进的经典著作中,它可能是仅有的。

  

   1978年10月,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很快参与到经济改革。大约是1979年,因为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薛宝鼎,我见到了林森木。那时他从事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戴眼镜,可能还不到五十岁。我问他是否写过一本《亚当·斯密》,他说是的,我还得知他写此书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不过二十多岁。我告诉他,这本书对我影响至深。我当时并没有解释“影响至深”的内涵。现在,我知道了,这本小册子是我少年时期所埋下的亚当·斯密的思想种子,竟然在不断的成长,至今如此。

  

   近年来,不乏有提出“回到亚当·斯密”的中外经济学家。我并不赞同这个口号。因为这并不符合亚当·斯密思想的真谛。亚当·斯密的理论,绝非是简单的“经世济民”之学,更是一种智慧,一种哲学,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如今,作为亚当·斯密研究对象的那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却没有终结,在进步,也在异化。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演化历史中,亚当·斯密对道德和伦理的思考,始终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亚当·斯密之后,不论经济学怎样发展,终究无法超越《国富论》所开拓的思想和理论的疆域,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不会枯竭的思想源泉。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那些影响历史的思想家,超越时空。只要你呼唤,他们就会出现;只要你聆听,就会感应他们来自天籁之际的回响。

  

   此刻,这本小册子就在我电脑旁边。1962年12月初版;1962年北京第1次印刷。五十三年了,保留着当时的签名和自己在尺子上刻的“朱嘉明藏书章”。

  

  

   最后,想告诉读者的是,在文化革命之前,我还买了几本《知识丛书》,现在保留的一本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和英国的庸俗政治经济学》(1965年1月初版)。这套《知识丛书》的命名,显然是来自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培根不仅是哲学家,更是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期反对神学统治科学运动中的斗士。1962年,中共党内党外和举国上下,已经开始进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育,在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下,愚昧之风已经兴起,商务印书馆能够成立《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实在难得可贵。

  

   [1]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1930年翻译出版。商务印书馆,1972年。

  

   [2]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

  

   [3]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

  

   写于201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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