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莫里斯:纬度决定历史

——从地缘学角度解读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6 次 更新时间:2016-02-12 23: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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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莫里斯  

   过去的500多年间,西方缘何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对此,人们有诸多解释。然而伊恩独辟蹊径地指出:西方之所以崛起并赢得全球霸主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先天的地理优势。

   “我穿的衣服是你们的款式,我说的是你们的语言,我看的是你们拍的电影,甚至今天是(公元纪年上的)哪年哪月哪日,都是你们说了算!”

   这是马来西亚律师沙德·法鲁奇(Shad Faruki)在1994年对采访他的英国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说的话。他的话不无道理。200年以来,聚集在北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国家(世人通常用“西方”来描述它们)史无前例地统治和支配着这个世界。

   大多数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是西方主导着我们的世界?这个问题有无数种理论解读。可能有人会说:西方人具有优于其他人群的种族优势;也许有人认为西方文化独具活力,或者是西方世界拥有更好的领导者,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基督教使它拥有某种优势。还有人干脆说西方的主导地位是命中注定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件颇具偶然性的事件;现在很多西方人注意到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长将世界拉出了经济衰退;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放言:目前西方处于主导地位不过是历史的小插曲,世界终将回归古老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专家们分歧如此巨大,这就需要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持西方主导论的人,如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员和社会学家等,他们倾向于依据当代所发生的事情,而对历史做出判断。然而,研究西方为什么能主导世界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另辟蹊径: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并观察其发展走向。正如这本杂志的主编指出的那样:“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于现在有着重大的意义”。

  

历史的形成

   为了解释西方为何占据主导地位,这需要我们以一种不同惯常的视角审视历史:我们关注的目光应该从某些历史事件中挪开、转向更宽阔的历史画卷,即全球范围内数千年的历史变迁。这样首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同一性,这一点会完全否定从人种决定论作为切入点来解读西方的主导地位。

   我们人类属于现代人种,在距今20万年至7万年前在非洲大陆进化而来,并在最近6万年的时间里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迁徙和繁衍。大约3万年前,我们人类的旁系先祖,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退出了舞台;到了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地球上仅剩下一支现代人种(那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并且他们占据了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这样广泛的分布也促使人类基因进一步分化,但是由此形成的人种之间的差别大部分是浮于表面的(如肤色、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而因基因突变造成的较大的区别(如头颅形状和耐糖性)则和西方主导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解答西方为何主导世界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事实:无论东南西北,我们去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现每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不同地区的人类历史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很多历史学家指出:西方文化有其独到之处。他们说,看看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圣经》里蕴含的智慧,或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辉煌成就;自古以来西方就独领风骚。可是这种所谓的“文化比较”显然过于偏颇。举苏格拉底为例,他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和他同样活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还有以色列的希伯来先知、印度的佛陀和耆那教的创始人,中国的孔子及道教创始人老子。这些圣哲和苏格拉底一样,都在苦心孤诣地探究这样的问题:“我能认识真实的世界吗?”、“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及“怎样才能完善我们的社会?”。他们的思想被记录下来,在各自的文化里都成了典籍,并被后人视为解答生命意义的不朽的着作。

   希腊罗马人、犹太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典籍中的思想如此相似,因此学者们通常把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意指欧亚人的思想史均以那个时代萌发的思想为中心。此后从地中海到黄海的广阔区域,出现了(比那个千年)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它们也都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和挑战,它们找到的解决方法竟然也是相似的。苏格拉底是恢宏的历史画卷上的一份子,但是他并不是引导西方走向世界主导地位的唯一的巨人。

   纵观人类历史全景,基督教同样也是如此。我们与其认为它是西方独有的文化优势,不如将其视为反映世界大趋势的一种地区性宗教,这样更为合理。公元前5世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时,人们产生了新的困惑(如“人是否有前世今生?”,“我能得到救赎吗?”)迫切需要得到解答,应运而生的新信仰赢得了将近4 000万信众;几乎在同一时期,随着大汉王朝的消亡,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也给出了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并一举赢得了4 000万的追随者;之后,伊斯兰教很快也在非洲、中东和南亚赢得了众多信徒。

   即便是文艺复兴时期成就斐然的人物,如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他们赋予古代西方智慧新的意义,并以此改造当时社会从天文到美术的方方面面。我们最好这样理解他们的历史角色:他们是中世纪后欧洲社会嬗变急需的新型知识分子。而中国早在此400多年前就有了中国版本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们也利用古代智慧(当然是东方智慧)来变革一切事物。以沈括(公元1031--1095)为例,他完成了一部鸿篇巨制,内容涉及农业、考古学、制图学、气候变化、经典着作、人类学、地质学、数学、医学、冶金学、气象学、音乐、绘画和动物学。渊博如莱昂纳多也当击节称奇。

   上述事实一再表明了:西方文化虽辉煌,却绝非混沌世界中唯一的文明之光;它只是人类文明发展洪流中的一条支流(位于西方的一条支流)。如果我们按人类学的视角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看待西方文明,西方历史也会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模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不是绝无仅有的发展历程。在人类历史初期,原始人以打猎兼采集果实为生,过着群居的生活,人群规模小却是人人平等。冰河时期之后,一些人择地定居下来,形成村落;他们开始种植野生植物和驯养野生动物。渐渐地,一些村庄演变为城市,精英统治阶层开始形成;再往后,一些城市变成城邦,继而形成帝国,最后变成工业化国家。没有一个社会能从打猎、采集阶段一跃而入高科技时代(除非有外力影响)。无论人类身处何方,就人本身而言,他们几乎都是一样的;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社会几乎都遵循相同的文化发展顺序,西方社会也不例外。

  

地缘,地缘,地缘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我举的例子,如意大利、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位于一条狭窄的纬度区间,即北纬20°-35°之间,也跨越了整个的旧世界。这并非纯属偶然;事实上,它是解释西方为何主导世界的关键所在。任何地方的人也许大体上都是相同的,可是他们所在的地方并不尽然相同。地理位置的优劣决定了世界上这些差异的存在。

   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冰河期将近尾声时,气温开始升高。全球变暖对地球各地都造成严重影响;不过跟现在一样,它对一些地方的影响要甚于其他一些地方。在北纬20°-35°之间以及美洲大陆南纬15°至北纬20°之间的地区,由于气候转暖的缘故,产大粒种子的野生植物和较为温顺的大型野生动物出现、并且大量繁衍。这些野生植物包括小麦、稻子、类黍类(玉米的前身),野生动物有野山羊和野猪等。这对于食用它们的人类而言是个福音,在侍弄这些生物的过程(培育并照料植物,放牧并挑选动物配种)中,人类也无意间学会种植这些野生植物并驯化了这些野生动物,并分别将其变为庄稼和家畜。我们大肆改变了它们的基因,以至于它们变成了新的物种,这给我们提供了远多于从前的食物。可以这样说,转基因生物早在那个时期就出现了!无缘生长在这些“幸运地带”(lucky latitudes)的动植物本来也有可能被驯化和被人工种植,不过它们的数量相比之下实在太稀少了。确实,在很多地方,如西欧大部分地区、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和澳大利亚,那里本土基本上没有可以被驯化的物种。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便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人,可是在那些幸运地区的人们要远早于其他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家畜、从而进入农耕时代。幸运地区的人们并不见得比其他地区的人更聪明或更勤劳,可是大自然就是赋予他们更多的生产资料,并保证他们的生产劳动发展迅速。

   大自然在幸运地带的内部也不是完全公平的。所谓的“丘陵侧翼”(Hilly Flanks),即从今天的以色列一路经由叙利亚、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直至伊朗西部的那片区域,尤其受大自然的眷顾;中国长江和黄海之间的区域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次之;墨西哥的瓦哈卡和秘鲁的安第斯山脉一带则更逊一筹。其结果就是丘陵侧翼成了这个星球上第一个进入农耕时代的地区(公元前7500年之前),接着便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公元前5500年前后),然后是瓦哈卡和秘鲁(公元前5000年前),最后才轮到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他们在接下来的7 000多年时间里陆续进入农耕社会。

   农耕模式能从其若干个起源地向外传播,究其原因是比起狩猎和采集,它能养活更多的人。虽然农夫们的生活通常比猎人辛苦,伙食也赶不上猎人,但是这些都不是关键所在。农夫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其处于萌芽期的劣根性(源于群居生活,与家养牲畜的“品行”有类似之处)、效率更高的组织(较大的村庄维持秩序所需)以及更优良的武器(解决不断争端的必需品),使他们与猎人的较量中稳稳地处于上风;猎人要么为了自身利益,投身农业劳动,要么选择逃离。

   世界主要农业区在它们发展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复杂的机构。在农耕时代开始前的3000-4000年间(即公元前35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地区、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河谷、公元前1900年前的中国、公元前1500年前的墨西哥和公元前1000年前的安第斯山脉一带),最初的城市和国家初具雏形。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开始有官员专职记录大事;在2000多年前,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帝国,其人口规模达千万。帝国的军队和商人那时已将农业、城市和文字推广到幸运地带之外的地方,直至西北方寒冷多雨的大不列颠和东南部炎热潮湿的柬埔寨。这些伟大的帝国--东方的大汉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伊朗的波斯帝国和最西边的罗马帝国--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其中地域最广阔、最富有和气势最为磅礴的帝国是罗马帝国,它是欧亚文明的继承者,它就位于丘陵侧翼,是世界最西面的主要农业区。

   地缘学解释了农业为何最早发祥于旧世界幸运地带的最西端;如果西方能一直保持厚爱它的大自然赋予它的这一领先优势,如今用地缘学来解释当今西方的主导地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距今1万年的历史里,西方并不总是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和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超过1000年的时间里(最晚从公元600年一直到1700年),扮演这个角色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世界。

罗马帝国和大汉王朝灭亡后到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而西方仍然是呈小国割据状态,还受到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公元700年前,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很可能人口已达百万,中国的文学也正处在鼎盛时期。木刻板印刷术使中国人印出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购书时人们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10世纪的发明)来支付。公元1000年之前,文化蓬勃发展之外,经济也迅猛发展:公元11世纪中国每年生产的铁相当于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整个欧洲的铁产量总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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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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