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民国文学教育中的大历史与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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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  

   1912年中华民国新建,为现代大学的确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大学的命运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重建息息相关。北京大学成为现代学术和现代思想传播的重镇,同时也引发新文学运动,随后又推动大学的新文学教育。1922年1月《学衡》创刊,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势力形成。南北两所国立大学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出现明显的差异,呈现出激进与保守的取向。  

  

   一、从国语统一到文学教育

   时值晚清,与西方强大军事入侵相伴随的是文化的冲击,从技术、器物渐进入道统,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也面临效法外国的重大选择。选择一开始也许是不得已的,但大势所趋,强国先强体,强体先立人的基本理念,士大夫还是在阵痛中很快接受了。立人的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兴办教育。于是,沿海口岸和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兴学之风日盛。在西方传教士六大教会办学的影响下,政府自己所创办的大学仅有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太原的山西大学堂等。特别是1905年科举的废止,传统私塾、书院式的教育方法,被新式的公民学校逐步取代。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5月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此时正值中华民国新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崭新体制,为现代大学的确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大学的命运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重建息息相关。北京大学成为现代学术和现代思想传播的重镇,同时也引发了新文学运动,随后又推动了大学的新文学教育。1920年12月7日,由民国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设立国立东南大学。1922年1月《学衡》创刊,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势力公开登台亮相,大旗高树。南北两所国立大学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其大学精神和学术理念也开始显示出激进与保守的文化态势,并呈现出学分南北的局面,同时影响到1949年以前近三十年的大学文学教育。

   民国初建,对于一个在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统一来说,当务之急是语言的统一。武力的统一和政治经济的统一都可以一蹴而就,唯独语言的统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教育过程,往往是一代或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从民国初年的“读音统一会”到1917年底“国语统一会”的筹备,都是在为语言统一寻找积极的路径,因为“语言是造成民族的一种自然力量”①。这句话是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令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在最短期间厉行国语教育时所列举的重要理由:“各国都有标准语通行全国。我国自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议决以北平语为标准以来,各小学并不注意实行,仍以方言教学。我国人心不齐,全国人数虽多,竟如一盘散沙,毫无团结力量。这虽然不全是因为言语隔膜缘故,可是言语隔膜,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为此,恳请中央令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在最短期间,厉行国语教育……前大学院曾经通令所属各机关,提倡语体文,禁止小学采用文言文教科书。这是厉行国语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办法,应由各该厅、局,一面遵照前令,切实通令所属各小学,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务必遵照部颁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严厉推行;一面转饬所属高中师范科或师范学校,积极的教学标准国语,以期养成师资,这是很紧要的。望各该厅、局查照办理。此令。”②这说明,此时的“国语统一”主要依靠教育法令和教科书来保障,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化的全民教育行为。

   1915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因胡适为美东中国学生会“文学科学研究部”年度论题《中国文字问题》提交的报告《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而引发“文学革命”的讨论,特别是梅光迪与胡适的对立,把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从文言—白话的形式变革,到思想新质的内容呈现,特别是“国语统一”原本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与“统一度量衡”并重的“车同轨,书同文”的组成部分,实为文化统一的国策大计,并成为百年树人的直接工具,被整合进民国文化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内。而“文学革命”是继“国语统一”这种工具变革之后,思想变革的急速跟进,同时又在相辅相成中将“国语”的实力凸显,使得语言的形式与文学的内容有机融合。“国语统一”与“文学革命”的合流,促使文学迎来了白话文时代,教育的普及也因此展开。当新文学运动开展十年之后,新文学教育也顺势被提到大学、中学、小学的议事日程,即新文学进入课堂。当然,民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并非新文学的天地。大学教授中新文学作家只是少数。文学教育实际上包括文学创作、批评鉴赏、文学史研究、文学翻译四个方面。就文学创作而言,在大学的文学空间里,是白话诗文与旧体诗词曲共存在国文系、外文系和哲学系,新文学作家也主要出现在这三个系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北方大学所谓的“新”,主要表现在师生对新文学创作、新文学批评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同时也就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文学作家。而代表南方学术实力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所谓“守旧”,主要是该校教授对新文学的排斥、批评,在不允许新文学进课堂的同时,是师生们集体性地对旧体诗词曲的坚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文学创作只是极少数学生的个人行为或校外的文学结社活动(如“土星诗社”)。

  

   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师生坚守文学的古典传统

   在晚清的排满革命运动中,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强调并提升了汉语言文字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民族革命的一种文化力量的整合和斗争策略。进入民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以白话为主体的“国语统一”和“文学革命”,极大地消解了章黄学派的地位和学术范式。1928年黄侃到中央大学后对传统“经学”、“小学”的坚守和章太炎始终排斥甲骨文,都是文化守成的明显实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学的性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文学之用,被当成了涌动的新的意识形态主导下革命斗争的工具。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从反载道始到载道终”,是文学运动过程中“言志”与“载道”的轮回。

   1921—1922年间、1934年间中国文学界和教育界两次公开主张复活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肇始者都是在南京活动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教授、学生为主力,其中多人为“学衡派”的成员。也就是说,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1月24日关于全国各国民小学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的通令,和1930年2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电文,对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保守势力没有实际的作用。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民国大学的教授享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因为他们一直在为追求教育独立而不懈努力。

   1935年《人言周刊》第2卷第46期的“艺文闲话”专栏登有邵洵美的《青年与老人》一文,他提供了一位美国记者在中国旅行后的观察结果——对各大城市的印象:“南京:青年=老人。北平:老人多,青年少。上海:青年多,老人少。杭州:青年在湖里,老人在家里。苏州:青年在家里,老人在茶馆里。天津:青年在报馆里,老人在衙门里。”③这一方面是所谓的“朝气”和“暮气”的显示,同时也是地域政治文化和文学思想空间的展示,是民国的文学地理、形象的文学地图。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城给人的感觉是:青年等于老人。从20世纪30年代南京文坛的实际状况来看,的确有历史和地域文化的特殊原因。

   事实上,就南京与文学的关系,文学史家已多有论及。长期在南京执教的胡小石有专门的《南京与文学》一文。他指出:“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其在六朝以后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胡小石特别列出南京对文学的真正创造性贡献有四个方面:山水文学;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列入大学分科;文学批评之独立;声律及宫体文学④。这里我着重引述他对所谓的“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列入大学分科”之说。胡小石引用《宋书·雷次宗传》的记载,说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在北郊鸡笼山(今之北极阁)开四馆教学,以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谢灵运从祖弟)主文学,此为宋之国学。此前,文学在国家大学中无地位。这次开四馆,可为世界分科大学之最早者。以文学(诗赋)与儒学(经学)平列,又为文学地位增高之新纪录。因此胡小石认为“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有同等重要”⑤。

   但1917年以后的情形却有悖南京在文学上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传统,陷入文化保守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在大学教育中,许多年间,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文学教授不允许新文学进大学课堂,唯一写作白话新诗的心理学教授陆志韦,在不被理解和非议中,于1927年北上执教燕京大学。原本在上海写作白话新诗的宗白华,留学德国归来执教中央大学后也就不再写新诗了。学生中后来成为新文学作家的,其新文学的写作时龄也较短,能够坚持下来的更少。他们的名字依次是顾仲彝(1923届,英文科)、侯曜(1924届,教育专修科。在校组织东大戏剧研究会东南剧社)、濮舜卿(?届,政治经济系)、卢前(1927届,国文系)、陈楚淮(1929届,外文系)、汪铭竹(1931届,哲学系)、关露(1931届,国文系)、常任侠(1931届,国文系)、陈梦家(1931届,法律系)、方玮德(1932届,外文系)、沈祖棻(1934届,国文系)、苏青(1935年外文系肄业)。这些当年的学子,最初是新文学中人,后来卢前、常任侠、沈祖棻都转向写作旧体诗词,研究古典文学、艺术学,陈梦家研究甲骨文。几乎没有一个将新文学创作坚持下来(关露、苏青1949年以后因为政治因素,消失于文坛)。中央大学毕业生钱谷融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⑥

   大学校园里排斥新文学的一批教授和学生,却坚守中国文人诗赋词曲生活化的传统,热衷于游山玩水、宴请雅集时作诗作词(“禊社”、“上巳社”、“潜社”、“如社”)。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王瀣、吴宓、胡先骕、黄侃、汪东、吴梅、汪辟疆、胡小石、胡翔东、王易等都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曲,同时还留下有师生结社的刊物:《潜社诗刊》、《潜社词刊》、《潜社词续刊》、《潜社曲刊》、《潜社汇刊》、《如社词钞》。影响力更大的其实是中央大学教授与社会名流的修禊联句,这在中央大学师生中曾有过长时间的文学回响。我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⑦。南京山水相依,江河湖城掩映生辉,庙宇楼台丝竹不绝,这就成了中央大学师生修禊联句的好去处,并留下了大量的诗作为后人乐道。所谓“禊社”的“禊”,本是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后来发展成为文人骚客游山玩水时借酒赋诗联句的聚会,以至于有“曲水流觞”等“兰亭高会”和“西园雅集”这样脍炙人口的禊集雅聚。春天的聚会通常选上巳日。这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的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称为“上巳”。三月初三或逢巳日,因此后人习惯在这一天相聚。民国开国后有影响力的一次修禊,是1913年4月9日(农历三月三日)梁启超邀集四十余人在北京万牲园“老宿成集”的“续禊赋诗”。梁启超在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⑧“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矣。再阅六十年,世人亦不复知有癸丑二字矣。”⑨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这种传统的文人雅聚在南京兴盛,并在中央大学蔚然成风。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南社成员、《学衡》作者曹经沅(纕蘅)。是他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院诗人群体与社会的古典诗词阵营联通,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古典主义诗人群体在南京的复活。作为诗人的曹经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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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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