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谦:中国数据开放:经济逻辑和政法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5 次 更新时间:2016-02-06 00: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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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谦  
就会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首先,如果说,以往人们常常认为互联网并不能被形容为人类真实社会,仅仅是“虚拟社会”。那么,在当前大数据图景之中,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即将被改造成一种“映射社会”,个人、群体与数据一一对应的真实性将越来越来逼真,网络数据与人类社会之间将形成“镜象关系”,彻底超越了所谓“虚拟社会”。随着物联网、精准医学、智能制造业等前沿技术逐步深入,物、身体和生产活动的数据都将汇入大数据中。然而,推动并主导这一历史进程的并非是国家政府,而是互联网公司。

   从现象上看,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技术能力替代了国家的认证能力。环顾我们生活周遭的互联网服务应用,百度地图对于大众每时每刻地理位置的收集与识别,淘宝对于大众日常消费行为的收集和识别,支付宝对于中国市民阶层金融支付和日常金融的替代,滴滴打车对于城市日常交通的收集和识别,以及腾讯微信对中国大众生活的全面渗透等等,对这些事实和行为的认证,未曾如此精细化和动态化。这些事实和行为是社会大众最为普通的日常状态,数据“粒度”比政府机构的宏观数据要微细得多,每时每刻的沉淀和更新能够透视一个社会的基本状况。

   但大数据之精义是整合各种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数据,统合整体而抽绎算法,再以数据算法进行模式识别,其饕餮数据的雄心必然需要政府数据。如果说互联网数据是最重要的非结构化数据,那么政府数据就是最重要的结构化数据。因此,政府开放数据对于互联网大数据之迎合可谓恰到好处,而这一开放过程,将伴随着国家认证能力的分化和转移——2015年11月2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战略合作,通过淘宝平台数据锁定当事人常用电话和地址,把法律文书寄往淘宝收货地址。而中国刚刚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和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的《网络安全情报共享法案》(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都将反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分与数据巨头互联网公司。

   其次,政府开放数据以“开放政府”的宏伟理念为根本,而互联网公司则以数据兼并和数据垄断为依归。本文前引的公司领导演讲就是互联网企业的夫子自道,互联网公司深谋远虑地将数据视为商业经营、产品创新和技术突破的驱动力和原材料,数据拥有了金融资本才有的主要资产地位,与此呼应的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层面上数据成为网络与信息安全最主要的核心和指标,必须封闭保护。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隐私秘密三重属性叠加在互联网数据之上,每一个互联网平台都是一座座巍峨庞然的数据孤岛,网络服务和用户数据相互锁定,形成正向反馈,满足用户已有的消费需求,塑造用户潜在的消费需求,而用户则因数据而生于斯(用户注册)死于斯(用户注销)。双边互动与封闭运营使得数据商业形态呈现为一种数据孤岛式的商业闭环,这不是去中心的过程,而是一个再中心化的进程。伴随着政府开放数据,大数据融合进一步加剧,政府与社会将会更加依赖互联网公司的数据能力,而互联网公司的帝国孤岛也将其庞然阴影投射到社会大众,当年轰动一时的3Q大战即初见端倪。

   所以,与其说互联网平台的权力异化,倒不如说这是互联网平台认证能力膨胀的自然结果。截止目前,互联网平台的能力膨胀仅仅受到一份自我拟定的标准合同即互联网服务协议的承诺约束,且常常单方更改,随意毁诺,各项政治和法律的监管措施要么缺失到位,要么隐秘难测。对于这一切,弗兰克•帕斯奎尔有一个贴切评断,互联网公司将以自己的技术和意志用代码算法重新塑造社会、改造权力,就是黑箱社会(black box society)。

   在此意义上,开放数据的真实内涵恐怕就很难再仅仅指向政府数据开放。

   最后,历史地看,国家是一个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反思性监控机构

   ,依凭强大的认证能力以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直接治理。然而,随着认证能力的分化和转移,事实上,政府已经很难自足地直接治理国家社会,必须与其它数据所有者合作,间接地重新控制融入互联网的弥散化个人及其“地方性知识”,本质上,这恢复成一种貌似前现代的间接治理形式。但是,与前现代极为不同的是,除了少数互联网产业发达国,大部分国家试图寻求间接治理的合作者时,只能面对横亘世界各国的跨国互联网公司,而不是本国企业。欧盟几近完美的数据法律框架在实践罕见其功,因为数据所有者根本不是欧盟主权的治下者。面对谷歌、脸书、苹果和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的“服务器资本主义”——数据尚无坚定的产权法律基础,然而承载数据的服务器却有着原子世界极为坚定的物权法定基础——最高主权必须呼应其声,唤其合作。因此,政府数据开放必须认真面对跨国公司攫取数据,竞争认证能力的现实形势。

   回到互联网产业发达国,“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在冷战竞争中形成的“资本-技术-权力”的“军工复合体”已经牢固地扎根在美国互联网产业,斯诺登作为一名政府软件外包商员工的身份切入各大互联网公司的数据监控就是一小注脚。

   反观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本国互联网公司牢固占据本土市场,尽管其国际化程度远低于美国企业,但凭借庞大的中国市场,依然从资本体量上跃居世界互联网巨头前列。但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有着非常复杂的“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变利益实体)股权结构问题,几乎所有重要的互联网公司都受到外国资本间接控制。美国数据开放的安全基石显然是其稳固的“军工复合体”,而中国数据开放的安全基石又是什么呢?

   回到中国语境,中央政府已经布局全国性的政府开放数据战略,但从政府数据的原始真实和微细粒度来说,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性更加重要,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惯性将数据开放的经济逻辑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令人不得不起疑技术官僚理性中内含的某些病变将会渗透其间。中国经济的腾飞确实离不开地方政府及其构成即所谓贤能体制下的技术官僚,但其同样带来了沉痛代价。除去政府腐败、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疏离等官僚理性的病变,在经济发展的肌理层面还存在一个微观的病变现象,即政企合谋,地方政府为了当前的经济利益,违背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针和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与企业共同选择不利于社会大众的行为,这样的事例一再出现,放纵环境污染、操纵地方房价和放任矿难人灾等等。

   哈贝马斯在其新著《技术官僚统治的漩涡》中一再批判欧洲的技术官僚与市场精英苟合,认为“市场的独裁”已经隐然出现,只不过其形式多样而隐秘。某种程度来说,官僚科层的技术理性是数据统计的认证能力支撑的,其与大数据商业实践更有意会神遇之处:推崇计算量化、模式决策、预期实现和封闭操作,漠视歧异多样,意图积极干预。中国互联网产业原本就是在一种有意无意的“低法治”状态中野蛮生长起来的,无独有偶,美国的互联网产业也同样得益于“低法治”。

   这意味着,也许政府数据开放貌似是一种单方的单边行动,但它却是更宏大的互动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对这一现实运动的政法意涵和历史意义,我们尚未有足够清晰的认识。

   结语

   本文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分析,意图揭示数据开放只能是“开放政府”的一个模糊不清的起点,现实挑战并非是一种静态的权利缺失或者权力失控,相反,而是非常复杂的动态的权利交易、权力委托或权力分化。数据开放的两重逻辑的并轨转换会引致复杂的政法意涵,由此引发意料不到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审慎应对。过去,数据和权力的文学隐喻总是令人悚然警觉,远比理论说教入心得多,如奥威尔之《1984》、卡夫卡之《审判》。在凝视着数据开放和大数据,让我们保有这一份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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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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