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谦:中国数据开放:经济逻辑和政法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1 次 更新时间:2016-02-06 00: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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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谦  
各种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数据和算法(algorithm)是其核心要素,其中尤以数据类型为重,归根结底算法来源数据;尖锐的现实是,贵州省相对孱弱的信息产业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类型,数据从哪里来?

   数据来源可简单分为增量数据和存量数据。贵州省贵阳市为了获得增量数据,在全国率先建设全市范围内的免费Wi-Fi系统,仿互联网平台经济模式,以免费商用网络服务获取市民网络行为数据,假以时日,数据积淀形成规模,再以数据交易或者开放共享形式孵化相关数据产业。而存量数据则以政府数据最为庞大和复杂。2014年,贵州“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开赛,率先开放政府数据目录,以此形式吸引参赛企业围绕政府开放数据或其它公共数据进行商业创新比赛,并承诺最终以奖金形式资助相关创新企业。无独有偶,在此前后,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办类似的政府数据开放的大数据创新竞赛。事实证明,贵州省的政府数据开放显然是其培育信息产业发展数据经济的内在环节,经济逻辑位居首位。当然,诚如一些观察正确指出,各地推进的政府开放数据良莠不齐,“云上贵州”数据开放平台并未脱颖而出,相反问题较多。如果将这一现象理解为各地区自身与互联网经济深度融合的能力差异,更能说明政府数据开放秉持牢固的经济逻辑。

   正是在经济逻辑的意义上,地方政府主导的政府数据开放突然身具“国际前沿”的光亮色彩,数据开放从宣示开明的政治姿态演变为动态复杂的经济实践,其内在的政治与法律意涵也获得了丰富增容。互联网大数据引发的数据商业实践革新,各国情势不一,其中中国与美国极为相似,因为两国皆有世界瞩目的互联网公司巨头。只是场景变换,主客异位,数据开放中并轨转换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产生了新鲜的化学反应。

   数据商业视野中的数据开放

   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数据开放的经济逻辑及其政法意涵,必须将其放置在当前互联网大数据商业视野中加以考察,这需要我们追溯数据商业实践的历史演变。

   以互联网产业的兴起为时间节点,可将数据产业划分成1.0与2.0这两种不同理想型的商业形态。传统的数据产业商业形态1.0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交替并存为特征,而新兴数据商业形态2.0则表现为筑基在互联网之上的平台经济,基本特征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交融并存。最典型的数据商业1.0实践形态就是基于个人数据的数据库营销,其基本商业模式为:“企业收集和积累消费者的大量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处理后预测消费者有多大可能去购买某种产品,以及利用这些信息给产品精确定位,有针对性地制作营销信息,以达到说明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目的”,

   典型即传统直销行业。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商家开始根据政府公开的统计人口信息来建立消费者档案,其中一例就是美国政府开始用磁带销售人口普查资料,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人口普查局将1500户为一组刻录磁带上,只提供住址而不提供姓名。但是,商家获得人口数据后利用电话薄和选民登记名单,将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地址和姓名相互对应,很快将人口资料中的匿名数据主体还原为具体个人,从而到达一对一精确营销的效果。

   数据商业1.0的行为特征具有不同程度的单边性和公开性,其在数据开放前身政府信息公开时代得到了有效规制。

   互联网产业兴起之后,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完全重塑了数据的商业实践。所谓平台(platform)经济是一种有待观察的经济商业现象,而不是一个已有明确内涵和清晰边界的经济学概念。经验地看,所谓平台,是指一种可以导致或者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交易的空间。

   古代欧洲的“市集”或者中国的“农贸市场”都是一种平台经济现象的雏形,甚至可以说国家及其税收也是一种平台经济现象。数据作为一种信息商品,其与平台经济现象天然亲缘,在数据商业1.0形态下,金融业个人征信服务本质就是寄生于银行等金融平台上的数据服务交易,通过收集个人信用数据同时服务于银行和个人的金融信贷,使金融平台上的相关业务达成商业闭环。个人征信数据个案可以窥见平台经济数据商业的特殊性:收集数据和利用数据等商业行为是某一个庞大平台商业流程中的一个基础环节,其受制于商业平台的整体逻辑的同时又反制于商业平台的整体逻辑。

   在互联网产业中,数据一开始就是基于用户与服务商之间的技术及商业互动而产生的,无数据则无互联网服务。数据既是黏合剂,又是助推器。通过数据挖掘算法能够系统、清晰地勾勒出用户的潜在需求,实现商业创新,而用户满足消费需求的技术及商业手段同样也取决于用户互联网行为所产生的数据供给是否充分。据此,双方在供需平衡的关节上循环往复,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锁定”效应的正反馈互动机制。正是此互动逻辑驱使之下,用户数据与产品供需之间的互动关系愈趋复杂多样,互联网创新迭现,WEB2.0、用户UGC、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无一不是产生于数据驱动的创新模式,这些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平台属性,而信息数据沉淀为基础设施和主要渠道,在基础支撑的技术架构和前台交易的应用供需上保障平台经济的稳定运行。互联网的弄潮儿们逐渐从一个单一的网络服务商演变成数据铸就的互联网平台,这一过程和趋势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产业及信息产业,其不断加深、扩大,逐步蔓延到传统制造业和更多服务行业,所谓大数据及其衍生的技术与商业正是此数据商业2.0的新形态。

   数据与互联网产业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数据既是消费性的,又是生产性的。因为互联网数据的消费性,使得用户个人必须将隐私数据公开披露出去才能满足消费欲望或说实现自我的消费想象,而这种隐私披露又是寄生于一种在先建构的、具有封闭特征的商业关系中,即互联网平台经济现象。一次性的数据消费是断然演化不出互联网平台经济这一庞然巨物,数据的生产性催生的用户黏性才是平台经济的根底。然而,这并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早期的中国互联网商业,免费与收费的商业策略选择一直困扰着无数创业者,当本土的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高举免费服务而最终击溃种种外来的国际互联网巨头时(典型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淘宝击败易趣),以免费服务换取用户数据进而依据数据巩固用户黏性、产生商业闭环、实现资本运作才渐渐成为一套融汇中西的新派“中国功夫”。这一底层架构正在不同的互联网商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中不断复制、变型和演化,大数据概念的炒作之下,数据的生产性俨然成为了技术乌托邦的新图腾,大数据视互联网数据为世界的中心漩涡,可以不断连接、吸纳和融合其他途径所产生的各类数据,以算法为技术核心,构建出一个近乎完美的技术社会和商业图景。而政府数据开放的公共数据正构成了大数据中的一个子集。

   互联网平台具有十分复杂的政法意涵,平台与用户、第三方等其他主体在商业演化中产生了类似于公法框架的权力-权利博弈态势,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方的平台私有权利异化衍生出公共权力,互联网治理中很多复杂问题都与此相关。例如,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信息平台与言论自由规制的问题、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主体间商业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问题、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侵犯知识产权、人身权利和平台监管责任问题等等。聚焦到微观的数据问题上,互联网平台与用户数据信息安全、数据合法使用等法律问题之中同样隐藏着平台异化公共权力的基本问题,当前尤其瞩目的是用户隐私与数据使用问题。由于数据在互联网平台中的底层架构功能,平台方对于数据的监控、管理和利用会直接衍射出面向互联网平台各层级(物理层、代码层和内容层)的支配性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互联网平台用户读、写、想的智识活动时刻处于互联网平台的监控之下,平台拥有能够运用数字技术和商业关系直接干预用户智识活动的强大能力,进而意味着互联网平台能塑造乃至操纵用户的人格养成和需求欲望。

   有两项最新的实证研究充分佐证了这一可能性。《美国国家科学院》2014年6月17日院刊发表一篇社交网站的数据研究论文,该研究发现:情绪可以通过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的形式相互传递,社交网站上的用户会在无意识中感受到相同情绪。更令人焦虑的是这项成果的研究手段,该研究团队涉嫌通过操纵用户的好友消息推送,通过秘密更改互联网平台服务,推送包含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好友消息,收到推送的相关用户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体会到情绪感染引致的负面情绪。

   另一个研究则更加尖锐,其指向政治选择的独立人格。据美国行为研究和技术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ehavio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实验研究,在模拟搜索引擎的实验下,从样本来自美国和印度具有有效投票资格的印度选民中随机抽取了2014年印度人民议会选举最后投票前4556位中间选民,被试选民随机分为不同小组,每一组接受的搜索引擎结果经过研究人员设计为偏向于某个特定竞选人。该研究发现,搜索引擎存在操纵效应(SEME,Search Engine Manipulation Effect),经过技术设计的有政治偏见的搜索排名可以改变中间选民的投票取向,而此平台界面和用户体验上,相关偏好可以经数字技术精心设计而相对隐蔽,以致平台用户很难意识到自己被操纵。因此,如果控制搜索结果排名,以搜索引擎为平台的互联网公司有能力影响选民决策、操纵竞选结果。

   由此,我们从数据开放的另一端看过来才更加清晰地理解数据开放的经济逻辑及政法意涵:政府开放数据的价值极其重要,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大众的个体与群体状况,而真实的原始数据的最大价值则取决于大数据的始作俑者——互联网平台的已有数据和数据算法能力。那么,政府开放数据的公共价值不仅会极大地促进信息产业和本地经济的深度融合,创造经济新点,同样也会极大地增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异化权力。如果以上判断正确,数据开放中并轨转换的两重逻辑将会出现新的运动,经济逻辑不仅仅主导了数据开放,还可能将重塑数据开放的政治逻辑。

   国家能力视野中的数据开放

   互联网、数据与国家的政法关系早已是论述纷繁的热门研究,国家主权、安全和法治诸多领域无一不裹挟进了互联网与信息数据。诚如胡凌指出,“为数不多的研究专注于互联网主权的理论、修辞或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没能看到控制信息基础设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深入互联网主权的底层,探寻其中信息基础权力(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al power)的政治与法律意涵被人忽略,更遑论去追踪基础权力构成的国家认证能力的微妙变化。

   作为政治学根本问题之一的国家能力,它会强大、会萎缩、会转移,进而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权力运行状态和国家的社会治理现状,最终将此变化传导到现代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苏珊•斯特兰奇对非国家权威崛起的经验考察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各行为体能力消长,进而促使权力向市场转移,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开始挑战国家权威。

   欧树军在王绍光九种国家能力分类的基础上提出,认证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础结构,应为最基础的国家能力,其它各项国家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依托于认证能力。认证是国家对国内人、财、物、行为和事务的识别过程,认证能力则是国家在可靠事实之上,确立和执行规范的能力。

   可见,政府数据就是认证的结果,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也是认证能力的体现。从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而言,数据就是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

我们以国家认证能力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的数据开放及其依处的互联网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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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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