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藩:人文学科何以不是科学?——从比较的角度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0 次 更新时间:2016-02-04 10: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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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藩  

  

   余国藩(Anthony C. Yu)著

   蔡淑菁(Tsai Su-ching)译

  

   一、引言

  

   本文的英文题目为“Why the Humanities Are Not Science",研究文学的英美学者或许会因之而联想到李文(Harry Levin)也有篇题目颇似的论文。李文曾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壁德(Irving Babbitt)讲座教授,并曾担任美国比较文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会长。该文最初发表於英国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标题《文学评论何以不是真正的科学?》(Why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an Exact Science?),时为 1967 年。李文这篇简短的论述,笔者读来颇感失望。他在文中认为,文学评论之所以难称科学,是因为学界尚乏共识,故无法决定经由研究而产生新知的研究对象为何。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字表达本身?是作者的创造与想像力?还是文学史呢?[2]

  

   另一凑巧也和剑桥大学相关的学术讲演,是史诺 (C. P. Snow)在 1959 年瑞德讲座(Rede Lecture)发表的那一场。史诺的论述远较李文的主张为人所知。史诺不仅因演说而声名大噪,他的研究主题也从此备受关注,引起不少争议。他不久後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论文集,收录了四篇文章,但统摄全书的标题仍取自第一场演讲的题目。有趣的是,史诺在所写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不断提及“西方社会之两极族群”,而这个称谓所指正是科学家与他所称的“文学知识份子”。该书方才面世的新版中,编者写了一篇《导论》,将此一文学知识份子最典型的活动称为“人文学科”[3]。该书在高才博学的研究界卓有声誉,但在笔者看来却是另一失败之 作,因为书中没有解释在看似无可救药的互相漠视与不了解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科学家与“文学知识份子”间产生必然甚至日益加剧的对立。更有甚者,作者对文学知识份子的定义极其狭隘拘束。笔者虽景仰史诺列出的寥寥几位小说作家与诗人,不过其他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在美国已经纳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如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经济学家,却仍然在遗漏之列,可谓扭曲了人类文化的实貌。 因此在一期研究当前美国人文领域的特刊中,美国艺术 学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正式集刊除了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反思七大人文领域(古典文 学、美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学、艺术史、黑人与文化研究、哲学),还加入了第八篇文章,专门钻研哲学与法律的跨领域关系。这一举动实在值得玩味。 [4]对知识进行分类的种种方法显然反映出後启蒙时代欧洲推出新形式来归纳知识并最终形成学科分野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在19世纪大大加强。[5]不过,这种历程更可远溯至中古欧洲的“博雅教育”或“自由民教育”,亦即所谓“三 科”(trivium)与“四目”(quadrivium)。前者包含文法、 修辞与逻辑,後者则为算术、几何学、天文与音乐。

  

   若我们再从中世纪往前推,西元二世纪一位不甚 出名的文法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出生约西元 125-128 年,185 年後仍活跃文坛),可能是最早提出“人 文学科”定义的人。格利乌斯着有《雅典之夜》(Noctes Atticae)20 卷,囊括了关於哲学、历史、法 律、文法及语言等(包括文学与文字评论)的阅读手札。在第 13 卷第 17 章里, 格利乌为“人文” (humanitas)赋予了特殊意涵,他将其与正确使用拉丁文的才能相联系,尤可以瓦罗(Varro)与西赛罗(Cicero)为模范:

  

   精通拉丁语的人对“人 文”的理解与常规不同。希腊人一般以为“人文”这个词是指 “philanthropia",也就是“友善的精神”或“无差等的爱”。但是精通拉丁语者将希腊语中“paideia"的力量赋予了“人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等艺术的教育与训练” 。那认真追求并渴望这些知识的学者,我们可 称之为“最完整的人”。 因为万物之中,唯有人类会追求艺术的知识并接受训练。此“人文”之所以为“人”文也。[6]

  

   格利乌斯对瓦罗与西赛罗这两位哲学与修辞学家的激赏或许是罗马人以文化自傲的典型心态,不 过他为“人文学科”所下的定义甚至获得了一位当代学者的部分认同。芝加哥大学已故的奎恩(Ronald Crane)教授认为,格利乌斯极力推崇“艺术的良善价值”是因为“对艺术又真诚热爱的学者最 具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所代表的道德与智慧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7]

  

   在今天的学术界,这种说法尤为聚讼所在,因为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所培育的“道德与智慧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甚至还可能超过“人文知识”。尽管这种批评一针见血,在我看来,如需将科学与人文学进行对比以搜求异同,最重要、最有前途的方法仍然是正本清源,研究一下在西方文明史和同样崇高的西方教育史上,学科分野到底是如何流变的。因此本文拟重新探讨这种知识分类法最早的一大出处,亦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的见解, 并借其人谠论阐明本文的旨意。

  

   二、文化差异

  

   探索亚氏的哲学前,笔者必须在此提出“文化差异” 这个有范围限制而我们也必须谨慎以对的观念。如果本文的阅读对象是只西方读者,那麽除非是要比较研究东西文化,否则这种谨慎就非属必要。可既然我现在身处台湾,而台湾又是东亚文明史上不容质疑的一环,任何比较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体认到一件事:直到最近两百年前,中华文化从未使用西方这种“人文/科学”的二分法来创设学校、开发课程或聘任教师。虽然四百年前,耶稣会会士就将一些西方教育中通行的科学和人文科目带到了中国,但是其影响实在有限。中华文化辉煌灿烂,也拥有最悠久而延绵不绝的教育史。不过,从远古时代 以迄清末,中国发展出来的知识归纳或分类的方法,却与西方大相迳庭。

  

   我在此强调,上述的浅见绝非断言中国古代没有科 学知识。其实正好相反,我们早就知道中国在远古时代即在今日称之为科学与科技的领域上享有丰盛的成果。中国科技史常以天文学(对相关历法学的发展贡献尤多)、数 学、光学、医学、农业、草药学、化学、地质学、矿物 学、地质学、地理学以及工程学着称。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1-1995)在其伟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目次中就列举了 26 种主要探讨项目。他在 1970 年初步构想的篇幅是五大卷,但过世十多年後,今日一系列系于他名下的权威着作却已多达七大卷,足足有 22 本 书的份量。

  

   众所周知,在绝大部分前现代知识门类中,无论是学科性质,还是获得知识的方法,抑或是学以致用的途径,中国人的理解都与西方不同。且更有可论者。语言乃塑造并延续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中国的语言与印欧语系的拼音系统又迥然不同。中国语言及其分支对思想、情感及逻辑的影响,恐怕本文不能完整概括;但即使篇幅有限, 也需要在重要的讨论点上提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因为 要检视人文学科与一般科学,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以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史料而论,早期的分类法似乎源自蒐集与传递载有语言、文字的材料,其内容多为关于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历史或传说,《尚书》即属此类。这种类型的文字记载保存於各种制材中,包括甲骨(讽刺的是清末才挖掘出土)、金属、石材、 竹简等天然物与发明制成的帛,还有最後出现的纸。历史主义的母题不断重复,扩展成各种文体:祭祀乐歌与民歌(《诗 经》)、国家或诸侯国的纪事(《春秋》、《竹书纪年》), 以及宫廷中预卜吉凶的方法(《易经》)。上述四种宫廷书记及抄写员执笔的书写,不久在周朝晚期又增加了第五种,即礼法规范(《礼记》)。这点相信研究中国文 化的学者都耳熟能详。从西元前 136 年到西元 1905 年 为止,上举《诗》、《书》、《礼》、 《春秋》与《易》一直被奉为五经,因据说获得孔夫子本人承认而地位崇高。用一位当今学 者的话来说,“五经是科举考试的一部分,而科举是绝大多数人的入仕途径。”[8]

  

   《尚书》记述历史的模式,後有司马迁继承并加以修改,在日後所有重要的史书坟典里不断沿用且日趋 精细。在《史记》中,司马迁主要采用了新的体裁,有记载帝王家族的“本纪”、记载帝王年代 的“年表”、记载世袭家族的“世家”、记载其他人的“列 传”,此外太史公还特地添加了“八书”一类,收录了似乎是不相干的其他文类。这些有关典仪、音乐、天文、历法计算、律令宗教仪式、民生经济与治水的文本之所以与上述篇幅较长的类别能在结构上地位等同,是因为此一 类文本对治乱干系重大。而随後出现的 《汉书在文类分法上不但沿袭司马迁的作法,还增加了新的主题,例如“刑 法”、“食货”、“五行”、“地志”及“艺文”等等。就像汉初奉“五经”为经典一样,在正史中扩展主题的目的乃在藉此为国家主义服务,强化宫廷权力且对其利益进行阐明与合法化。即使我们承认知识的定义及其作用本来就取决於历史、社会等因素,中国古代显然并非纯为知识而求知。

  

中国古代的书写当然不只局限於上述的“五经”与 两部史籍。另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文献,我们称之为“诸 子百家”。其年代从战国时代早期绵延到汉代,最近还因考古而发现先前不为人知的诸多史料。这些文献记录 了格言、对话、辩论、巧训、轶事、故事寓言,还有各 种不同主题的学说与教导,包括政治、道德、语言、逻 辑、法律、医学、房中术以及宗教等等。不过,无论是早期来源有自或作者佚名的文献,还是数世纪後的百科杂录(例如宋初着名的四部典籍:《太平广记》、《太平御 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是用来巩固政府的绝对统治权及对知识的垄断,因而其终极目的仍是为国家服务。此外,这些名目繁多的书籍若非有政府的极力介入,也无法完成典藏、抄写、编辑及印刷等工作。以後来改称为《太平御览》的 《太平御览总类》为例,可知中国古籍文献资料不断细 分、再细分的最终原由就是物以“类”聚的分类法。[9]西元 977 年皇帝有令,将大量包罗万象的现存文献依主 题、文类甚或韵脚加以收集、编纂。这样做的目 的,据说是为了方便皇帝“御览”。帝王“御览”也有总结提炼的作用 ―若皇帝真能日览朝臣呈交的三卷文章。正是皇帝挑选、宣扬文章的权力决定了这些知识领域的完整性与意义:“御览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兴废之由,道德性命之 奥……。太宗皇帝为百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10] 类此想法早可见於汉代儒学官吏。自汉代以降,这种沿袭已久的类书编纂传统蓬勃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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