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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余国藩先生出生于正值山河破碎的1938年，自幼随祖父生活和学习。1956年只身远渡重洋，入读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富勒神学院，三年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苦读六个寒暑，并在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70年，余国藩先生动笔翻译《西游记》，1978年升任正教授。余国藩先生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并为该校唯一由神学院、比较文学系、英文系、东亚系及社会思想委员近四十年。余国藩先生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的院士，并荣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通信研究员。余国藩先生向以英译《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四册）饮誉学界，此外还有《重读石头记》等各类论文。2015年5月12日，余国藩先生与世长辞。谨以此文，追忆先生。

国际著名的比较文学和宗教学宗匠余国藩（Anthony C Yu）先生于2015年5月12日仙逝。光阴如梭，转眼又是冬去春来，眼看就要到余先生的周年忌日。余小子不学，有幸拜读先生大著，深受震撼，故发愿撰一短文介绍先生的学问。然而先生学问横贯东西，我虽然生吞活剥过几本西洋著作，却不敢对先生的西学贡献稍赞一词，所以本文将仅限于汉学方面。唯愿有高人译介先生的西学著作，方可体现先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读宇宙文章"的治学特色。

一、 翻译与翻译理论

先生最为人敬仰的是穷尽十数年之功，完整翻译了《西游记》。这一成就被布朗大学的汉学家大卫拉铁摩尔（David Latimore）誉为"当代人文学翻译与出版领域最伟大的冒险之一"。

《西游记》的翻译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书韵散结合的体裁和复杂的佛道隐喻根本无法在英语中准确传达。余国藩先生的翻译可以说无限接近了"似真"（verisimilitude）的境界。

*余先生译《西游记》（The Journey to the West修订版，四卷）

本文不拟对余先生的翻译本身多作颂赞，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自行查阅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译本。我下面要着重谈的，是余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洞见。

先生敏锐地捕捉到翻译的"不可能性"，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为中文西译开拓了新的"理论境域"（theoretical discourse）。对于"中文尤其是中国诗歌无法翻译"这一论点，先生在充分肯定其合理性之后反写其意。在《可读性-论宗教和对其翻译的接受》（Readability-Religion and the Reception of Translation）一文中，先生大胆断言（以下片断是我的拙译）：

读者需随时谨记一点：翻译的真诠并非是表达的完全相等或是让诗人垄断对诗歌的翻译，从而印证雪莱的雄论："植物只能从自己的种子中再生，否则将无法开出花朵"。如果沿用植物学的比喻，我的观点有所不同：翻译应该是另一品种的花，是杂交的后代。因为翻译的文本会永远结合相似与不同，文化传承与文化对比，还有表意上的透明性与模糊性。

*余先生译《西游记》第三卷封面图

在讨论中国历史与中国小说的特质时，先生多次提到"似真"（verisimilitude）一词。将这一术语延伸到先生对翻译的看法上简直再贴切不过。翻译的意义恰恰在于原文和译文的互动，译文的"不准确"反而可以具有比较文学的价值。从这一观点出发，先生进一步挑战部分西方汉学家"西方框架无法研究中国思想"的观点。先生并非无视西方汉学"削足适履"的危险，但是先生明确表示：不应该被文化差异所困，进而对比较研究望而却步。在《论中西文学传统》（Chinese-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一文中，先生先是指出了中文作品西译的严重匮乏，然后正面挑战了西方框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适用性问题（以下片断仍是我的拙译）：

既然当代的文学理论一致认为即使文学史的书写都不能避免"估值"的行为，且任何阐释都不能发生在理论真空中，那么对于一个学习文学者而言，阐释学的问题就不能局限于如何用本土的量纲品评一首中国的诗歌。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历史和文学的背景，语言和体裁的特殊性，以及预期读者群及预期效果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一个严肃的批评家绝对有权利探究在每一个个案中是否可以找出并采用新的解释途径，从而使人们更好理解和欣赏语言艺术的结晶。

*余先生译《西游记》第四卷封面图

许多当代学者热衷于批评西学东渐热潮中一系列用西方观念"比附"中国传统的作品，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种名作都难免中枪。统一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正在受到严格审视。而如果我们将大半部中国近代学术史视作某种广义的文化翻译和比较的行为，则余先生的理论实在深可玩味。西方框架不过是一种研究工具，能用则用，不用则舍，何苦过分纠结。

余先生虽然重视阐释，绝非"六经注我"式的译者。在《西游记英译的问题》一文中，先生明确表示："指引我从事英译的动机，都是以最忠实原著为归依的。"但是余先生同时指出："'忠实'并不等同于'紧扣原文'。翻译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诠释的行为。"为了给诠释奠定坚实的实证基础，先生长期浸淫于佛道典籍和文学理论之中，穷究《西游记》文本背后可能的宗教隐喻。这种研究诞生了一系列论文，大概可算翻译工作的副产品。学界有幸，这些论文均已被先生高徒李奭学先生译出，结集于1989年联经出版社出版的《余国藩西游记论集》中。该集涵盖了版本学、文本细读、东西文学比较、宗教隐喻解析等多方面内容，探幽发微，酣畅淋漓，再辅以李先生纵横恣肆的译笔，可谓一绝。本文篇幅有限，无法进一步介绍，希望对《西游记》感兴趣的读者将此书找来一读。

在本节最后，我必须指出：余先生的一切理论见地都是以无比深厚的西学功底为基础的。先生一生用英文著述，其英文水准令众多美国本土学者自愧不如。我等后学，如果西学功底不扎实，即使有再高妙的理论，面对比较研究的艰巨任务，也只能徒呼负负了。

二、文学批评与观念史

先生在《西游记》之后，转战《红楼梦》研究，发表了名作《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Rereading the stone :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此书也由李奭学先生译为中文，台湾有全本，大陆则将大部分内容收录在三联出版社的《〈红楼梦〉〈西游记〉与其它》一书中，然与原著仍不尽相同。

数百年来红学著作汗牛充栋，先生的英文著述之所以独树一帜，在我看来，大大得益于先生对观念史的分析。如果结合我在第一节的论述，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对阐释（hermeneutics）的着迷，实是先生治学的一贯特色。

*《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余国藩论学文选》书影

在《〈红楼梦〉〈西游记〉与其它》的前言中，余先生夫子自道：他的研究更关注"内证"，与多数学者不同。将"内证"一说置诸红学传统中，则无异于对主流红学的反动。因为众所周知，近百年的红学研究多数沉醉于对外缘证据的探讨，力图找出"假语村言"之下的"真事"。先生尖锐地指出：虽然《三国演义》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故事，却从无人质疑其"虚构性"，相形之下，学界对《红楼梦》"历史性"的痴迷无疑是莫大的讽刺。

余先生无意将红学的"多数派"一笔杀倒。毕竟先生的著作也具有历史向度，与刘再复先生《红楼四书》的"启悟"书写不同。但是先生尽量聚焦文本本身，从而展开了文本内部的历史向度，也就是观念史的向度。

余先生在前言中指出：《红楼梦》最杰出的地方，在于其对自身虚构性的深刻自省，而这一点在中国浓厚的历史主义传统中尤其难得。像《红楼梦》这样不假借任何历史场景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小说一开始就发出了一个仿佛从天外飞来的问题："列位看官，你道这个故事从何而来？说其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在这里，作者无比强烈地暗示此书的虚构本质。而通观全书，"真""假"的辩证与嵌套让《红楼梦》的虚构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罕有其匹。

为了深入剖析"虚构"与"历史"，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广泛搜求中西方思想史上的相关论述，从史学到语言学，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余先生认为，对 "历史"观念的崇拜在中国早已获得了近似宗教的地位，在这种历史观念的重压下，《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等伟大小说都无法彻底摆脱"稗官野史"的特色，从而彻底确立自身的虚构性。《红楼梦》敢于提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正是与这一厚重传统的决裂。先生不曾就历史主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进一步申论，而我们如果认真检讨这一思想传统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免唏嘘不已。

除了对"虚构"与"历史"这一组观念的剖析，余先生还用上百页篇幅讨论了"情"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流变及其在《红楼梦》中的体现。先生指出，虽然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极力压制"情"与"欲"，却无法彻底斩断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而这一传统在《红楼梦》中达到巅峰。这一论断，显然与陈世襄先生关于抒情的著名论述遥相呼应。而即使在《红楼梦》中，"情"也常常是压抑的，需要在梦境中、镜子里曲折表现，这就又与"虚构性"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余先生对观念史的探究绝非单纯的史实罗列，而是属于"具有理论视野的个案研究"（theoretically-informed case study）的范例。"虚构"作为一个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多义性，很难直接诉诸实证，因此广泛借重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工具就是必需之举了。比如，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Paul Ric?ur）关于阅读与历史的关系的理论就对余先生的解读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重读石头记》头绪万端，我读时虽大呼过瘾，却也只敢说似懂非懂，以上所述，不足原著万一。而掩卷细思，我也不得不发出疑问：作者无比精巧复杂、充满辩证性的理论语言到底有没有局限？连篇累牍地考证个别观念的史学流变，其与文本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强？如果观念史的牵涉范围过大，《红楼梦》就会变成研究的"引子"或"话头"而丧失其中心地位。余先生的研究取径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但是无论如何，他所揭示的崭新的研究途径实是红学研究的一次革命。

三、 现世关怀

余先生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与民主的前景，先生一直十分挂怀。体现在学术上，就是数篇关于儒家传统与当代政治关系的论文，以及晚年的专书《中国的政治与宗教》（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书影

余先生显然对儒家缺乏好感。他对《红楼梦》的激赏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其叛逆性。因此，余先生坚决不赞成"儒家思想可以自然开出民主"这一看法，更对粉饰儒门劣迹的做法深恶痛绝。在《先知·君父·缠足》中，先生怒斥狄百瑞（William de Bary）回护儒门的著作《儒家的问题》（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耸人听闻""曲解史实"，并举出了亲身经历：

一九五六年，我买棹来美上大学。我忘不了当时家祖母泪流满面对她的长孙说道："好好用功读书，但是不要弄坏身体。"她又说："不要放弃受教育的机会，不要放弃我少女时代不让我有的机会。"这些话满腹辛酸，我知道不稍谈个人家庭背景，各位很难体会全部。祖母告诉我们，她十一岁开始缠足。经过三天的折磨，如严刑峻罚，苦痛不曾或离，她不得已乃乞怜曾祖父，准她免此"义务"，否则生不如死！曾祖父学而优则仕，在广州颇孚人望，到底爱女心切，马上收回成命。然而数月后，家祖母请求随塾师续学，曾祖父却严辞拒绝，谓女孩儿家不可抛头露面，何况已豁免她再受缠足之苦，实不该得寸进尺，央人二度宽宏大量。那一年是一九〇一年，要待十年之后，家祖母有切肤痛感"褊狭"且"残忍"的"选择"才被废除--至少官方政策如此。尽管这样，对她老人家来讲，国民革命还是迟到了十年！

就我阅览所及，余先生在文章中长篇自陈家史，只此一次，足见此事对先生刺激之深。难怪先生紧跟着就得出一个无比决绝的结论：

不容否认，儒家对中国文化有过非凡贡献。但历史虽可承认这一点，却不能默认或称许过去种种，毫无保留。因此，如果可以批判态度回顾传统，我觉得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儒家的问题在其某些思想已经落伍，难以重振或复兴，更甭谈适应得了二十一世纪。

余先生的结论正确与否当然见仁见智。我在此处希望强调的是，在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尤其是民主与人权的关系上，余先生仍然自出手眼，见识非凡。长久以来，中外学者都习惯了一种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论述：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重集体。并从此一论断出发解索中国的现代化难题。余先生对这一论述显然是不满意的。在余先生看来，集体主义本身无罪，中国的问题出在儒家传统下的公私不分。尤令人发指者，则是以生理关系比附社会关系，比如将皇帝称为"君父"。试问既以为君又如何能为父？！

余先生指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对儒家强行捆绑的"家国"概念尽快解纽。将"家"与"国"并置而论实是一种最不近人情、最反民主、最反现代的思想。家的基础是无可选择亦无法消解的血缘关系，其成立与解散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国则是自由人的契约产物，不但需要防止国家层面上的恶行，还需要时时介入家庭纠纷，以保证公民的人权不受损害。如果以国为家，则无法有效阻止暴政的发生，因为家庭中本不存在强力的仲裁机制。儒家虽然屡屡强调"君明臣贤"，且在暴君当政时也屡有儒士"死谏"，但是儒家却无法解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暴君不理你的死谏怎么办？

激进如孟子，其关于"一夫"的论述也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诡辩。"一夫"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其丧失了"君父"的资格。换言之，"君父"本身仍然是不可挑战的，而"君父"资格的剥夺则总是带来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只要"家国"的概念不破除，中国就绝难实现和平的权力更替。相反的，如果公私分明，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反而会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宝贵财富。

《中国的政治与宗教》是余先生晚年的一本小书，正文只有不到两百页。与之前旁征博引枝蔓杂出的作品不同，此书的论点格外简单清晰：自古至今，中国从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宗教一直是政权的工具与玩物，而政权也一直对宗教可能的颠覆性力量深感恐惧。在此书的结尾，余先生提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问题：西方一直高度崇尚的宗教自由是否属于人权的一部分？换言之，宗教宽容能否真正实现？毕竟政治动物与宗教动物是人类的两个最根本属性，也许政治动物可以像亚里士多德设想的那样实现和谐的群体生活，但是宗教动物可以吗？在恐怖主义猖獗的今天，先生之问实宜三覆之！

四、哀我学界，痛失祭酒

余先生去世的时候，只有七十七岁。

余先生只佩服过两个华裔学者：余英时和夏志清。余英时七十七岁时犹笔耕不辍，而夏志清要等到八十五岁才能当选中研院院士。与两位老友相比，余先生走得太早了。

*余国藩先生

余先生是极罕见的同时淹通东西典籍的学者，其治学范围之广，成就之高，即使置诸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是百年难遇的个案。这样的学者，应该再活二十年。

余先生对当代社会最大的启示意义就在于其研究的比较性质。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与宗教，舍此何谈和平与发展？但是曲高和寡，余先生的事业实在难觅传人。以我之愚，只能稍窥先生学术之一翼，对于先生的西学素养，不过望洋兴叹而已。而在我交往的留美朋友中，嗜西学者虽不乏其人，却往往对故国学问懵懂无知。

李白诗云：余亦能歌咏，斯人不可闻。透露出的是一种怀才不遇的落寞。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相反的尴尬。随着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像余先生这样真正渊博的学者怕是要绝种了。斯人已逝，余音尚可闻乎？

参考书目（作者均为余国藩先生）：

1.《余国藩西游记论集》，联经出版社1989年版

2.《〈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三联出版社2006版

3.Comparative Journeys--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East and We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4.Rereading the Stone-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5.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 Open Court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