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刘兵:“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6 次 更新时间:2016-02-01 0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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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刘兵  
包括现在来自新闻信息的那些原来在历史上不曾有过却因技术发展而新出现的娱乐,这本无可厚非,更是应该满足的(你不是也经常倡导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吗?)。娱乐本无罪。问题只是在于,当本应与之并存的另外的文化形态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这又与《技术垄断》一书的一些主题相关)而被压抑,使得社会在信息传播方面变得更加一味的娱乐化,并使这种模式成为对公众思想的一种控制,以及对反思性的文化的破坏,这才会导致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

  

   江:你的想法我基本同意。其实这恰恰就是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重点讨论的问题。

   我曾向不少朋友推荐过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其中有一个偷懒的朋友问我:如果我只想读一本,应该选哪一本?他要偷懒我当然也不想批评他——他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我思考之后建议他读《娱乐至死》。因为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已经将他最重要的思想阐述得相当完备;在《童年的消逝》中这些思想似乎还处在初级阶段,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则是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技术垄断文化”中,技术是赢家,文化是输家,所以会出现“文化向技术投降”。

   由于信息过剩使我们不得不处在信息垃圾的包围之中,而这些信息垃圾又时时处处在向我们提供娱乐,或用娱乐来引诱我们,波兹曼认为,这样的娱乐会毒化(矮化、粗俗化……)我们的文化。波兹曼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

   在波兹曼写《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的1992年,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但是经过18年之后,我想这样的判断肯定需要修正了,因为今天已经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了这种文化。

  

   刘:除了这种在大框架的思路之外,波兹曼在《技术垄断》这本书中,还研究了诸多的具体问题,表达了一些更具体的观点。这些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例如,他对于医疗技术的垄断,以及电脑技术垄断的详细分析。他在论及医疗技术垄断问题时,其立场和风格与诸多当下国际上医学人文领域的研究颇为相近,其讨论“剖宫产”的部分,甚至与女性主义医学研究的说法也基本相通。而他对于电脑技术垄断的分析,也同样带有着技术批判理论的前沿意味。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的技术批判分析,竟然是由一位传播学研究者做出的,并与传播问题(当然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传播问题)相联系,这才更让人深思。

   就具体观点而言,在波兹曼的《技术垄断》这本书中,可以说值得摘出引用的说法比比皆是,就算是信手拈来,也足以让人警醒。例如,他说到“科学的管理”,指出在那样的“管理”中,认为“主观性是清晰思想的障碍;不能计量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任何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如此等等。仅就这里随手引出的三条来看,恰恰与三个不同领域中的最新观念是一致的。

   其一,与后现代哲学对于主观性的重新审视和对其意义的新发掘相一致;其二,与人文立场对于过份强调“计量”的意义与功能的批判(我们以前不是也曾在“学术品味”专栏中就谈过有关学术评价中对计量的滥用的问题吗)相一致;其三,与最新的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中,开始注意作为专家之对立对象的公众的知识和公众意见的重要性的立场相一致。而这些观点,在波兹曼那里却早就被化作其新型的传播学研究(即国内译为“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了。

   此外还要提到的,是波兹曼的诸多观点和分析,与他在《技术垄断》一书中明确地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分析,也同样是一脉相承的,在那一章中各种说法也同样精彩!

   我们这里谈论波兹曼的“三部曲”,至少那怕是简略地,也还是应该说说他的那本《童年的消逝》。其实我不太同意你前面对这本书的评价,因为在我看来,那是结合着另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即围绕着“童年”这一历史(而且是不长的历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下童年概念又是如何变化消逝,来进行的有趣分析。而且那种分析也同样很自然地结合到其与另外两本书有关联的一些话题中。我觉得,这种学术分析的独特视角,也是非常令人感兴趣和有其特殊价值的。

  

   江:确实,你对《童年的消逝》的评价更全面。当然他三部曲中的思想也确实有着连续和发展的线索。

   波兹曼这三部曲另一个让我感到兴奋的地方,是与我们近年逐渐产生的一个疑问颇有暗合之处,这既也可以算波兹曼的先见之明,也让我产生了某种欣慰和亲切的“吾道不孤”之感。

   在北京开第六次科学文化讨论会时,有一天晚上我们热烈讨论过一个问题——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判据,来判断今天的科学是否已经发展得太快了?或者说,科学发展从什么时候开始由“适度”变成了“太快”?当然,那天晚上我们未能找到这样的判据,但是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真没想到,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我们可以找到波兹曼和我们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

   前面已经谈到,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恰好可以和我们的上述问题大致对应:“工具使用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的“缓慢”时期;“技术统治文化”对应于科学发展从“缓慢”经过“适度”然后开始走向“太快”;“技术垄断文化”自然就对应于科学发展“太快”的阶段了。

   这真是有点“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味道了——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

  

   刘:是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说法确实有其道理。以前,我曾对学生这样说过:通常,一个人总是在某个学科中从事对某个问题的研究,但实际上在什么学科中具体研究什么问题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学科只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领域和方法手段,所研究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只是一个思想表达的载体。对于有思想性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来表达研究者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认识。从我们对波兹曼的观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你说关于“今天的科学发展是不是太快了”这个问题,要寻找判据或者证据,波兹曼的说法当然可以是一种,但也仍然不是唯一的。所谓“适度”或者“太快”,也都是相应于某个标准来说的,而在不同的人那里,这样的标准显然又是不一样的。例如,对于那些唯恐科学发展的慢了的人(尽管这种担心可以是出于任何原因,包括涉及自身利益的原因),我们今天的科学当然是被认为发展的不够快。而我们会有科学发展过快的感觉,以及波兹曼会从传播学中也得出类似的结果,那恰恰是因为相对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与人文关怀的理想生活标准出现了冲突。

   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对波兹曼的著作感兴趣的读者,才不仅限于传播学的专业领域。我们两人虽然主要是在科学史、科学哲学领域工作,但也对科学传播的研究有兴趣,因而就这种读者领域的扩展还不算太典型。但仅就波兹曼著作在中国被广泛关注和他的著作的热销,也恰恰表明了在各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中,人文立场的相通性——当然,那一定是有思想性的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

  

   【附注】Neil Postman的译音,国内至少有“波兹曼”和“波斯曼”两种,本文统一使用“波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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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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