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

——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8 次 更新时间:2016-01-30 14: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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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的两个根据地的组织形态的细致对比,提出了对“地方干部”和“外地干部”这对重要范畴在中共早期党史研究中的内涵的重新认识。首先,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既是动态的、相对的、可转换的,又是相互为用的。其次,外地干部作为个体与作为群体出现时具有重要差别。再次,地方干部所创造的红色武装及其根据地的内聚力的差异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最后,地方武装和根据地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异不仅仅取决于内聚力本身,还取决于与上级党组织与外部军事力量复杂的互动。地方干部的这些复杂性远非“地方精英”范式或“地方主义”话语可以概括。

   【关键词】地方干部 红色武装 组织形态 吉安

  

   一、 引言

   国共合作在1927年7月彻底破裂后,中共革命在从国民革命走向苏维埃革命的同时,逐步从以城市为中心走向以乡村为中心。这是中共组织形态发育史上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上山”后如何建党和建军的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不过,井冈山模式并非高地上的革命党的唯一形态。毛泽东自己在1930年就把根据地分成“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四种模式。①而在毛泽东列出的与井冈山并列的三种根据地模式中,李文林式的根据地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后,与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下文分别简称“红二团”、“红四团”)及其东固革命根据地有过直接的交流,毛泽东对东固根据地有过很高的评价。②今天如果从组织形态的角度来看,井冈山与有“东井冈”之称的东固有许多值得对比的地方。作为一个广义的政党组织形态,其内涵包含党员吸收、党员干部的构成、基层组织生活、上下级关系、组织纪律、党政关系、党军关系等等。③不过,在通过武装割据开创根据地的时期,最要害的组织形态体现在党是如何创建和领导这些武装的,以及各种红色武装之间是如何进行合并、整编的。井冈山根据地基本上是以外来干部携带外省武装为主创建起来的,红四军的官兵中很少来自湘赣边界,④“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⑤;而东固根据地主要是吉安本地干部创建的武装开创出来的。由此,在苏区初创时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本地党组织与本地武装的关系,以及本地武装与上级党组织及外来武装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井冈山与“东井冈”势必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鉴于海内外学界对井冈山根据地研究较多,尤其以美国学者韦思蒂(Stephen C. Averill)等人对井冈山时期的中共组织形态的探究最深,⑥本文将焦点放在吉安本地干部创建的根据地的组织形态上。

   在中共早期文献中对地方干部的讨论是与所谓“地方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地方主义”被看作是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而出现的,是由于偏狭的农民意识造成的。如中共中央在1928年1月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应反对乡村的农民偏颇意识——特别是以杀人放火抢东西为主义的土匪流氓意识以及不要严密组织保持私有地域观念缺乏政治上经济上进化精神的种种意识”;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份决议案里指出:“鄂西党员的成分大部分是农民,所以地域观念特别浓厚,地方主义的观念可以影响党的工作之发展,可以使党的组织破裂。”⑦这种地方主义观念在小农经济基础深厚的江西就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杨克敏就曾指出湘赣边界“农民党的地方观念实在是危险万分的”。⑧

   在海外学界,对中国乡村革命中的地方干部的研究来自两个彼此交叉的学术渊源。一个渊源是地方精英研究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自从1990年周锡瑞和冉玫铄主编的《中国的地方精英与支配的模式》出版以来,地方精英研究范式就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士绅社会研究范式。⑨1905年科举制度的终结使传统的士绅群体发生了巨大的瓦解和分化,在地方取代士绅发挥支配作用的是来源更为多元化、特点各不相同的地方精英。无论是辛亥一代的国民党老同志,还是五四一代的共产党新学生,有相当多数的人都来自这个阶层。另一个渊源是根据地研究范式。自从范力沛大力倡导开展深入的根据地研究以来,海外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开始从宏观层面走向微观层面,革命史的研究日渐与地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⑩这两个研究传统的汇流既体现在对中共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中,也体现在对各个苏区的研究中。就后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韦思蒂对江西苏区的研究和陈耀煌对鄂豫皖苏区及闽西苏区的研究。他们都力图挖掘中共苏维埃革命背后的地方精英因素。在他们看来,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暴动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其中坚力量是一批当地出生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往往同时具有地方干部与地方精英的双重性质,他们对革命理想与组织原则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对地方利益的执着,这就使他们与更彻底地献身革命的外地干部构成了对比,甚至形成了冲突。11

   国内新近对江西苏区党组织形态的研究大多将这种“地方精英”范式和“地方主义”话语自觉不自觉地混合运用在对地方干部的研究中。比如,陈德军分析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在建立所谓“内生式根据地”的革命组织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何友良辨析了中央苏区的外来领导者群体和地方领导者群体的不同构成和特点,提出中共在时局突变、方略转换的紧急时刻,能够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发起和推进苏维埃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具有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黄道炫指出了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中知识干部所面临的某种尴尬局势:他们既是革命最初发动的中坚力量,又因其阶级出身而面临被洗刷的危险;而王才友在对东固根据地的分析中将地方干部分成地方武装干部和地方党部干部,并分析了这两类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及其与外来党务干部和外来军事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12

   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海内外学界对地方干部及其与根据地党组织形态的关系的分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史料分析上,都还处在相当粗疏的阶段。尽管现有的研究看到了地方干部中有工农干部与知识干部之别、党务干部与军事干部之别,也看到了地方干部在个性及党性上的差异,但地方干部总容易被看作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无论他们是出于地方士绅的积习也好,还是出于小农观念的影响也好。然而,在不同的地方社会中,或者在同一地方社会的不同历史场景中,各种地方利益和各类地方干部与革命利益及中共组织原则实际上处在极其复杂的关系中,它们之间既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同样是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其所创建的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却可能相去甚远。比如,所谓“李文林式的根据地”或“东固根据地”,其实由两块根据地构成:东固根据地和延福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都是1927年年底到1929年之间由江西省吉安县的本地干部开创的,两个根据地及其武装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然而,这两个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既不是地方干部的类型差别可以解释的,也不是地方干部的个性特点或党性强弱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用社会结构的眼光对各种党史资料和地方史资料进行仔细地解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们在分析曾天宇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时已经指出,在中共组织的职位关系与个人之间、在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在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曾天宇与江西省委的关系到暴动后期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13但万安暴动只经历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宣告失败,曾天宇在1928年3月就已牺牲,所以,这种冲突关系终未公开化和激烈化。但曾天宇给苏区革命史留下的问题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最初的农民暴动获得成功后,在红色地方武装日渐壮大后,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内聚力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地方干部内部以及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张力?这是本文通过东固和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所要探究的问题。

   二、东固和延福根据地:形同质异的“孪生子”

   (一)东固和延福:吉安革命的“孪生子”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除了在湘赣边举行的秋收起义外,江西多地进行了农民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多很快失败,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成功地开辟了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在赣西南最早实现武装割据的是同处吉安县的东固地区和延福地区。14

   东固位于吉安县东南部,地处吉安、吉水、永丰、兴国和泰和等县交界处。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等从吉安县城潜回东固老家。1927年9月上旬,赖经邦在东固敖上村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东龙支部,赖经邦任书记。10月,成立了东固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段起凤任副队长。1928年2月,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吉游击队合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下文简称“七纵”),开辟了以东固为中心的武装割据。

   延福位于吉安县北部,地处吉安、吉水、峡江、新余、分宜和安福等县交界处。大革命失败后,李锦云等回到延福老家。1927年10月,李锦云等改编流落在延福的原国民党第八师某部排长李育青率领的队伍,成立了油田游击队,李育青任队长。同月,在塘东又建立起一支游击队。1928年2月,延福工农武装发展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下文简称“九纵”),开辟了以延福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延福后来还发展出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八纵队(下文简称“八纵”)、赣西游击第一大队(下文简称“游击一大队”)、赣西游击第二大队(下文简称“游击二大队”)以及江西工农红军第三纵队(下文简称“三纵”)。

   (二)延福根据地的“消失”

   东固根据地和延福根据地是赣西南最早的根据地,七纵和九纵也是赣西南最早的工农武装。两地空间相邻,革命历史相似,发展规模相近,在赣西南革命史上的地位似乎应该在伯仲之间。然而,赣西南特委的一份干部名单却揭示了这种表面相似背后的实质差异。

   1930年5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作为特委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赣西南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15在李文林开列的这份35人名单中,来自东固区域的约有10人,其中来自纯化乡(东固当时所在的乡)的就有5人;而来自延福区域的却只有3人,其中来自延福乡的只有1人。16其实,李文林的这份名单还遗漏了一些出身东固的重要干部,如曾任东龙区委书记的高克念、曾任东固区委书记的汪安国。17这样算下来,来自东固根据地的干部在当时的赣西南重要干部队伍中竟大约是延福根据地的4倍。

   那么,延福根据地早期的领导人都去哪了?我们看看以下史事就知道了:第一,1928年3月,九纵队长李育青在延福地区油田企图反水未遂。后脱离九纵,投奔八纵。疑被杀。第二,1928年3月,八纵队长何金山因在攻打永丰的战斗中不听指挥,八纵番号被撤消。何金山遂公开投敌。后被处决。第三,1929年8月,游击一大队和游击二大队合并成三纵后发生严重内讧。9月,三纵队长杨云清在油田企图反水,被杀。第四,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会上决定处死所谓“四大党官”。被处死的这四位赣西南干部均来自延福地区,其中包括三纵队长郭士俊和指导员罗万。18

也就是说,延福根据地的地方干部除了牺牲的外,有不少人是因为叛变或被当作敌对分子而被杀的。除了军队屡屡哗变、首领频频被杀外,延福根据地的乱象还远不止此。从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来看,延福“与当地党的关系非常坏”;从与群众的关系来看,三纵引发“外延(即延福乡——引者注)、儒行、同水等区农民均极不满,甚至主张解散把武装分给农民协会”,1930年农历3月更发生了延福大批群众反水的“三八反水事件”;从延福干部队伍内部来看,既有延福本地出生的郭士俊和罗万之间的内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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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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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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