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信仰缺失”,还是“社会缺席”?

——兼论社会治理与信仰方式私人化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5 次 更新时间:2016-01-30 14: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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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  

   【摘要】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社会”?此乃当下学术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两大词汇,但它们却同时缺乏严格的社会学定义。“信仰”似与宗教有关,却更与现实权力、利益、个人身份及其对信仰模式的建构紧密相关;人们一旦谈及信仰或宗教信仰,似乎就嵌入了一个内涵多样的语境及其现实关系之中,最后构成了信仰方式的中国问题。而在与信仰方式紧密相关的层面,是否也存在着与国家对应甚至与市场独立的“社会”领域?在传统的“天下”家国体制、近现代的民族与革命、当代的国家与经济市场,各种资源与关系结构之间,人们对社会的理解也无最后结论。正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缺席的基础上,社会大众的信仰几乎成为一种现实利益的私我补偿,变异为一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与信仰方式之间的深层分离,导致当下社会治理层面缺失了深厚而规范的道德资源。这是目前中国宗教——信仰社会学研究之最重大问题之一。

   【关键词】信仰方式;私人化;社会治理;公共产品

  

   当代中国有没有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是否存在与国家对应甚至与市场独立的“社会”领域?传统的“天下”家国体制、近现代的民族与革命、当代的国家与经济,种种关系结构之间,似难窥见一个完整的“社会”空间。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国,阶级斗争为纲,行政权力淹没了社会。晚近几年才提出的“社会建设”及其“社会治理”等主张,恰好说明了中国文明的当代变迁,长期处于一种社会亟需上位的状态,不能再局限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建设,继续忽略了“社会的”建设与治理。

   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有没有信仰,究竟是信仰缺失,还是信仰危机?在各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之中,信仰对象是否为普遍的、权威的、先于个别的,公正、神圣、始终如一……,是不是社会关系之中一切善因,始终保持自己的神圣与公正不变?这些问题与中国社会中人们的信仰建构与信仰实践方式近相关,已经深刻制约并且影响到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相关资源的构成及其功能。

   虽然“社会”与“信仰”概念,是目前中国社会被使用最广泛的词汇之一,但同时也是最有歧义的词汇之一。人们在批评社会现象、深入改革之时,常从信仰层面着眼,以至于把其他社会问题与信仰关联,以至于呈现了相应的信仰危机论、信仰缺失论以及信仰无用论。①由此呈现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是社会不存或社会空间经常缺席,社会大众的信仰及其信仰方式的建构会是如何?!而社会治理的信仰基础或文化资源不足,将会呈现怎样一种严重性?!

   一 不构成“社会”与“资源”的私人信仰

   针对当代中国主要社会病态,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曾经有一份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是,十大社会病态之首是“信仰缺失”55.3%,其次是看客心态48.7%,社会焦虑症44.5%以及习惯性怀疑40.4%等等。

   这个调查的结果告诉人们,信仰缺失是目前社会病态的主要根源。

   但是,中国社会大众实际上并不缺信仰。如果不以宗教信仰或信仰宗教来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定义的话,那么,中国人不缺信仰,中国人有的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政治信仰层面,8千多万的中共党员,一亿多的共青团员;宗教信仰层面,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五大宗教者官方认为就有1亿多人(学术界则有三亿多信教者等不同说法);至于在民族民间信仰层面,依族群、语言、传统及其地域的相异而各有不同、至文化信仰层面,炎黄子孙等儒教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如此看来,中国人不缺信仰,缺的是社会群体共同认同的信仰。所以,还是在这个调研之中,紧随着一个与信仰缺失紧密联系的独特现象,那就是信仰危机。

   与上述信仰缺失的调研结果紧密联系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之中,信仰危机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社会阶层,首先是官员群体(57.5%),其次是知识分子群体(18.3%),再次是城市白领阶层(13.2%)、青少年群体(5.6%)与弱势群体(4.3%)。

   上述这些信仰缺失现象,已经很使人困惑了。既然中国人的信仰关系如此丰富多样,为什么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却是信仰缺失呢?而最不应该出现的信仰危机群体——却是官员与学者。如果说是当代中国社会十大社会病态之首是信仰缺失的话,那么,又是何处构成的信仰危机现象呢?这其中似乎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而这一深刻的矛盾,只能说明一个最基本的理由,这就是社会大众人具有信仰早已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些信仰已经成为表面的符号,人们的信仰缺乏神圣、虔诚、纯洁的信仰方式,同时,信仰之间太缺乏认同、信仰关系太为私人化了,信仰不信仰,如何信仰等等,似乎都只是私人的事情,私人的利益甚至要高于、大于这些信仰要求。因此,信仰及其信仰方式无法获得神圣、权威的认同与实践,以至于这些信仰方式对整个中国社会治理无甚作用,从而表现为信仰缺失、有信仰也同样发生危机,缺乏那种基于共同信仰而构成的社会共享之价值规范。

   与此类信仰缺失、信仰危机现象相互伴随的,还有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依据一份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研,中国人对于“有信仰的社会”这种社会类型并不是很认同。

   调研数据显示,人们对喜欢的还是如下两种社会类型,即生活环境优良的社会”(54.5%)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55.0%)。至于“各方面有基本保障、又有竞争活力的社会”以及“物质条件充足的社会”则次之。而“竞争激烈,但规则公平”和“生活水平一般,但没有贫富差别”,分别为27.2%和26.6%,虽然这次调研中的被访者对“目前这样的社会”评价不高,希望继续生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仅有9.7%。

   相对来说,“有信仰的社会”,并非人们最为向往的社会类型,只有19.3%的人认为“有信仰的社会”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②

   很明显,信仰关系在社会大众心目之中并不重要,所以有信仰的社会并非一个很理想的社会。换言之,一个社会可以没有信仰,或者说是,大众社会可以不用信靠信仰;也正是这种社会观念与价值期待,才会造成信仰关系虽然存在,社会大众依旧拥有自己的信仰对象,但由于社会缺席的奇怪现象,当下社会才会构成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

   因为,出自上述数据的那些信仰现象,已能说明这些信仰关系的深度私人化、信仰方式对大众而言,几乎就成为了补缺个我现实利益的象征方式,大众社会与信仰方式之间已构成了很明显的断裂。为此,大众社会社会之中尽管存在着大量的私人信仰现象,但它们很难整合目前已相当分化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关系,只能成为十大社会病态之首,难以构成社会治理的价值资源与道德规范,难以构成公共性与社会性的文化关怀。

   二 利益分化造成制度性的私人化

   改革开放初期,在人均GDP300美元的情况下,国家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政府尚能把这些利益矛盾继续视之为人民内部矛盾,还能以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动员方法来调节和处理;但是在人均GDP1000~1500美元、甚至更高的时候,社会就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中心的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就难以充分奏效了。这种以利益认同为基础的多元的公正需求,使那种基于过去时代从道德、政治等意识形态角度来对待这些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方法,显然已不适用,无疑会进一步激化这些已经出离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原来人民内部的构成及其成员,即国家人、公家人、单位人,现在已大致由国家人、公家人、单位人向现代公民和社会人逐步转变。他们的利益追求成为了现代社会公民正常的权利要求,必须得到制度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至于那些在公民之间进行利益协调的普遍公正要求,则是国家权力及其管理者在协调公民间以及公民与国家间各种利益和矛盾时,使行政管理改变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以获取所有公民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认可。

   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应当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关注的社会公正和各方利益的公正表达,以及国家政府使用公共权力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倘若以公共产品的概念来表达这一主要矛盾的基本构成,那么,这些公共产品就应当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治安、司法、环保诸多方面。国家政府公共权力是否能够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求,实际上就已经构成了一个更基本、更深层的社会矛盾,即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需求严重不足的矛盾,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③

   这一矛盾,不仅关系到国家政府职能的改革,政府必须回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本位上来,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变得以实现之后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甚至也涉及能否提供从私人信仰方式转变为社会大众信仰方式的公共空间。因为,公共产品相对于统治者个人而言,它们应当是国家公共权力所能够为社会全体提供的公共服务品。它并非国家或政府统治的公共权力本身,却能够影响到国家政府公共权力的本质特征以及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

   日益丰富的社会分层和更加复杂的利益矛盾,虽然依旧还是呈现在固有的“人民内部”之中,不再出自于政治分层和意识形态,所以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时代,利益的冲突和表达,就成为了一个常规性的现象。④所以,此类现象屡见不鲜:体制内的资源,体制外的身份;“脚踩两只船”、“一家两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来同属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内部”,此时却已先后被分化在多种所有制内外,或是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是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一些新阶层。

   这种身处在不同阶层、不同所有制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促使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一部分落入了社会底层,一部分摇身变成商业精英,利益不再共享,更难说什么社会共有的信仰了。这就不得不减弱甚至丧失了“人民内部”的认同意识,再加上社会流动的阻塞、社会不满程度的加强等等,人们只好通过自己选择的信仰关系去表达私己的利益象征了。宁愿私人化的信仰方式以寻求一己之慰,而不要那种贫富分化、官民相异的价值整合了。这个“人民内部”的架构及其固有的共同信仰,已经在“利益矛盾”的冲击之下,左支右撑,逐步空洞化,而非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了。尽管人们不再按照传统的阶级分野模式,而是根据具体的利益焦点问题,改变了过去那种一目了然的政治分野,但是,这些现象则严重导致了社会认同的断裂和意识形态的“碎片化”,⑤而在社会大众的信仰方式构成之中,也会严重导致了信仰方式的私人化。

   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曾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即在旧的再分配体制外创造了一个新的、与再分配体制并行的市场体制,而不是简单地用自由市场代替再分配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的过程。⑥而其中的“先富策略”,恰恰就是利用了这种体制内外的利益空间,或者是以体制内的资源,获得了体制外的经济成功。虽然,这种体制内外整合式的改革,⑦促使中国社会整合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走出了“计划经济”的困境,并且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基本获取了它应有的合法性之时,它就能够充分整合这些体制内外的改革成果,以淡化国家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对立或冲突的形式,获得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矛盾充分凸显时,这些出自于体制内外的利益矛盾,就会呈现一种新的分化、新的冲突,造成了社会群体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另一端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弱势群体,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并由权利失衡造成社会断裂。⑧

先富策略在实现共同富裕层面上所导致的利益矛盾,显然已突破了价值共享、与共同信仰的政治意识框架。为什么仅仅是一部分人获得了先富起来的特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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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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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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