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刘仲敬的硬伤与浮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8 次 更新时间:2016-01-30 00: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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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进入专栏)  

  

   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流行的学术浮夸现象,主要表现在把几句话或几篇文章就可以讲明白的普世常识,用一本甚至几本书的篇幅旁征博引,以便恰到好处地演绎讲述得既半明白又半不明白。这样一来既显示了自己超人的学问智慧,又可以赢得左右通吃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安全。最近几年来奇迹般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刘仲敬,便是这种学术浮夸现象的一例典型样板。

  

“国父”宋教仁的耸人听闻

  

   第一次听说刘仲敬的名字,是2014年7月23日。扬州先锋书店的张武先生和他的太太,开车送我到镇江乘坐前往昆山的高铁,路途中张武询问我:知道不知道刘仲敬这个人?

  

   我回答说:孤陋寡闻,不知道。

  

   张武很是敬佩地介绍说,刘仲敬用文言文写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得到上海许纪霖教授的高调赞美,前不久在扬州先锋书店刚刚做过一次推广宣传活动……

  

   作为长期追踪研究胡适及《新青年》杂志的一个人,我对所谓文言文一向敏感,当即表明态度说:中国文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复杂的人情事理用最为简单的话语正大光明地讲述明白的,以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人为标志;另一种是把并不复杂的人情事理用隐晦曲折的话语讲述得半明白又半不明白的,以章太炎、章士钊、鲁迅、周作人等人为标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所采用的不是严格意义的口语白话,而是典型的既半明白又半不明白而且到了要紧之处故意不肯说明白的浅文言。在白话文已经全面普及的今天,凡是想用文言文粉饰自己的学术见解的,要么是喜欢廉价讨巧、哗众取宠的一路人;要么是没有胆量正大光明讲明白话的心理阴暗、浑水摸鱼的一路人;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两个方面兼而有之。

  

   2014年10月18日,我应王来扶先生邀请,到长沙熬吧与刘仲敬共进晚餐,当时在场的有两位美女,还有梁伯钦、徐志频等人。晚餐过程中刘仲敬显得既呆板木讷又高深莫测,我主动搭讪两句便无话可说,只好从美女手中借来一本《民国纪事本末》,按照自己的兴趣点翻到第75页,赫然看到这样一段夹叙夹议:

  

   三月二十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于沪宁车站。民国虽有共和立宪之名,真能解其大义者,通国屈指可尽。北国任公几道,民党则钝初云逝,次第无人。微宋公,国柄民命尽入军健策士之手,金瓯既裂,补天乏才,非独夫不能止乱之形备矣。民国以法立,鄂州首义约法、民元约法皆公手定,天坛宪草、曹锟宪法皆不出此范围。民国国父,实唯钝初。一身系天下安危,锐意以调和南北新旧为己任,舍公其谁?‘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公之遗笔。国父身殉,民国孤雏,殆将委命于怒海狂蛟矣。

  

   我顿时感觉大倒味口,只是出于礼貌和好奇,晚餐后没有当即离开,而是坐在熬吧露台与朋友们喝茶聊天,等待着亲眼见证刘仲敬的学术风采。但是,等我回到室内时,熬吧的小型报告厅已经塞满听众。我只好隔着玻璃墙旁听了十来分钟,始终没有听出个所以然。印象中只有刘仲敬似乎是有意为之的毫无表情且吐字含糊的冰冷语调。

  

   到了2015年春节期间,我为了写作《陈其美民初命案》一书,通过当当、亚马逊订购了一批相关书籍,其中包括《民国纪事本末》。每当我查勘所需要的时间点时,《民国纪事本末》都不能给出称得上是“纪事本末”的文字叙述,害得我只好重新翻检郭廷以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民国纪事本末》实在没有办法读完,仅就关于宋教仁之死的上述文字来说,其中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低级硬伤:

  

   首先,稍微查勘过民初史料的人就应该明白,1911年10月28日与黄兴一起抵达武昌的宋教仁,一次都没有亲临战场。他留在武昌城内联合汤化龙、居正等人执笔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虽然于11月9日以鄂军都督黎元洪明令颁布的方式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却从来没有在首义之区的湖北省生效落实。参与制订“鄂州约法”的宋教仁、汤化龙、居正等人,不仅没有脚踏实地致力于该项约法的生效落实,反而争先恐后地离开武昌,前往上海、南京去争夺国家层面的权力地位。离开了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的大前提,宋教仁后来所追求的所谓宪政,完全就是空中楼阁、太虚幻境。

  

   关于此事,我在陈子明先生主编的《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第二部的导言中,曾经有过相对完整的叙述:1911年12月4日,汉口方面的各省代表得到南京被民军攻克的消息,当场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将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同样是在12月4日,留在上海“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的各省留沪代表,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以及社会名流章太炎等人,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所谓的共和联合大会,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并于当天通电全国。这是同盟会方面的陈其美采取恐怖暴力手段从光复会方面的李燮和手中抢夺沪军都督之后,联合同盟会内部的黄兴、宋教仁、蔡元培以及一部分立宪派人士,共同上演的另一场规格更高的夺权闹剧。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由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单边片面越权草拟并且越权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以断然否决法制局长宋教仁的立法权限为前提条件的。临时参议院匆忙制订并且通过“临时约法”期间,宋教仁与蔡元培、汪精卫等人,正在北京迎接已经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南下就职。刘仲敬所谓“民国以法立,鄂州首义约法、民元约法皆公手定”,明显违背相关的历史事实。

  

   其次,刘仲敬所谓的“非独夫不能止乱”,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真正成立过的一个伪命题。希特勒、萨达姆之流的独裁专制,既扰乱败坏了本国的社会秩序,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安。从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到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不仅没有切实制止国内一轮又一轮的天命流转、改朝换代,还直接导致了元蒙、满清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对于中国领土的不断侵占。更进一步说,在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式的独裁专制之下,有秩序、有计划的大规模杀人,比任何性质的战乱都更加恐怖和邪恶。

  

   明显套用古文言文的所谓“微宋公,国柄民命尽入军健策士之手”,意思是假如没有了宋公教仁,国家权力和民众命运将全部掌握在军阀谋士的手中。如此生硬的文言文,不仅不符合宋教仁生前死后的历史事实,即使在字面逻辑上也是不能够贯通成立的。可以查证的历史事实是: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在辛亥革命期间所扮演的,恰恰是半新半旧的策士角色。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上海《民国报》旬刊第二号刊登《宣言》九则,其中的第四则公然提出由宋教仁出任内阁宰辅以架空虚置孙中山的人事预案:“如仆所观,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

  

   到了1911年12月30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主持通过《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其中针对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人给出了极其严厉的诅咒警告:“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簧鼓;汉奸满奴则复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份《同盟会本部改写暂行章程并意见书》,为陶成章和宋教仁的先后遇刺,埋下了伏笔。

  

   其三,一个文明正常人和一个文明正常国家,是完全不需要捧出什么国父、国母来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仅就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五族共和的南北和谈而言,无论是北方的隆裕太后、袁世凯、唐绍仪、徐世昌、段祺瑞、赵秉钧,还是南方的实力派人物黎元洪、程德全、张謇、伍廷芳、汤寿潜、谭延闿、蔡锷、李平书、赵凤昌、熊希龄,以及同盟会内部的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蔡元培、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在当年的政治影响力都不逊色于宋教仁。宋教仁最为突出的历史功绩,其实是把作为革命党派的同盟会,初步转型改造成为现代化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宋教仁之死,只是给坚持革命的孙中山一派人,撇开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而挑起发动“二次革命”,提供了一种极端情绪化的道义借口。刘仲敬把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依法保障的宋教仁,神圣化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的所谓“国父”,充分证明他并没有真正领悟共和立宪的所谓“大义”:一个共和立宪的现代国家,是从来不会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像赌徒押宝一样维系在任何个人身上的。

  

段祺瑞的所谓“东山再起”

  

   自从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出版以来,学术界和舆论圈兴起了为北洋政府及北洋军阀评功摆好的言论时尚。而在事实上,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及北洋军阀,只不过是不算太坏而已,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丰功伟绩和高尚美德,就只能被认定为单边片面、一厢情愿的矫枉过正想当然。这种矫枉过正想当然,在刘仲敬所谓“重新评价段祺瑞”的文章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2015年8月13日,萧三匝通过微信公共号发布刘仲敬的文章《重新评价段祺瑞》,我通过询问得知,这是一篇因为涉及某些敏感内容而被《中国企业家》杂志撤稿的专栏文章。上网搜索发现,“共识网”另有内容重叠并且篇幅更长的一篇《好部下和坏领导段祺瑞》,其中首先强调的是曾经留学德国的段祺瑞的“职业性”特点:

  

   职业道德的关键在于克己的荣誉,瞧不起旧军的私人色彩,喜欢在客户面前自居价值中立的军事技术人员。民国成立后,这种职业道德的水准反而降低了。段祺瑞的特点就是职业性,不跟上司共进退。他回国以后,并不像淮军前辈一样回乡招兵,然后游说朝廷任用,而是耐心等待符合他标准的新军。无论谁做他的领导,他都照样办事。依照民国对军阀的定义,他这种表现就不能算做袁世凯的军阀系统。袁世凯器重他的专业能力,笼络备至。但袁世凯1909年垮台的时候,第四镇统领段祺瑞只是改任第六镇。

  

刘仲敬所谓“喜欢在客户面前自居价值中立的军事技术人员”,用在习惯于充当国际雇佣军的只认金钱不认是非的普鲁士常备军的军事首领身上,是勉强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些军事首领对于部下的要求,恰恰是盲目服从的铁的纪律。这种盲目服从在希特勒的只认元首不认是非的法西斯党卫军身上,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荒谬程度。段祺瑞虽然有过在德国留学一年半的个人经历,却并没有显示出德国职业军人的职业性特点。他无论是在大清皇室面前,还是在主官袁世凯面前,都不具备主客双方甲乙平等、意思自治、明码实价、相互协商、各得其所、诚实守信的契约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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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粤海风》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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