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美国在华早期宗教新闻事业的守护者卫三畏与《中国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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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根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833年10月,卫三畏为印刷《中国丛报》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负责《中国丛报》印刷出版工作14年;他积极为《中国丛报》撰稿16年,共撰写114篇文章,是该刊位列第二的撰稿人;他长期参与《中国丛报》编辑工作,并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丛报》第三任主编;他负责《中国丛报》经营发行工作,取得较好的业绩;卫三畏成为美国在华宗教新闻事业的守护者,他伴随《中国丛报》逐步停刊,是《中国丛报》停刊的亲历者、见证人。

   【关键词】美国在华宗教新闻事业 卫三畏 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持续出版近二十年,是鸦片战争前后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刊物,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卫三畏为印刷《中国丛报》而来,负责印刷出版工作时间最长;他为《中国丛报》撰写了大量文章,成为地位仅次于该刊创办者裨治文的撰稿人;他是《中国丛报》的第三任主编,成为它无奈结局的“送终人”。卫三畏对《中国丛报》的印刷出版、编辑发行和停刊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美国在华早期宗教新闻事业的守护者。

  

   一、东方召唤,为印刷《中国丛报》来华

   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全名塞缪尔·韦尔斯·威廉斯,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纽约州伊萨卡(Utica)。青少年时期,他先后在新哈特福德就读于主日学校和帕里斯希尔村学校。1831年2月,他宣誓入教,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看待上帝就像苏格拉底看待他的守护神一样,他的这一习惯一旦形成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体验中蕴藏着宗教的真正含义和他整个事业的动力。[1]1831年夏,卫三畏前往特洛伊伦塞勒学院求学。

   当时,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1801—1861)正积极呼吁美部会运送印刷机和铅字到中国扩大文字传教。1831年底,美国商人奥立芬提供印刷设备并运抵广州,建立起印刷所,但缺乏熟练的印刷工。因此,又向美部会要求派遣一位印刷工来中国帮助出版《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1832年4月,美部会找到卫三畏父亲,请他帮他们物色一位前往中国管理传教会印刷所的年轻人时,父亲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卫三畏。他父亲认为:“对他儿子来说,传教工作并不陌生,对上帝和他的事业的热爱是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把福音传给异教徒是为主效力的最好办法。”[2]于是,父亲立即写信给卫三畏,建议他前往中国照管传教会印刷所。

   在伦塞勒学院求学的卫三畏接到父亲来信后,于1832年4月23日致信他父亲表示愿意前往中国,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在十月份课程结束以后,是否可能让我好好学习一下印刷方面的业务,以便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在这里一切结束以后,如果我能够完全学会我现在还是一无所知的那门印刷技艺,我愿意去,而且非常荣幸自己能够这样为耶稣的事业效力。”[3]7月20日,他写信给美部会秘书安德森,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您肯定也不愿意送一个不称职的人去。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我必须学习印刷和管理,以及其他一些业务——当然前两者是主要的。目前我所具备的关于印刷的知识都是在做其他事情的间隙中学来的,我需要全面的复习和学习。……美部会需要的是一个熟练工人,而不是一个学徒。”[4]《中国丛报》正式出版后,裨治文更加需要一名熟练的印刷工人。7月28日,他写信给父母抱怨说:“印刷工是一个葡萄牙人,英语不好,这使得我很难理解他的语言。”[5]12月,他请求美部会调遣一位熟练印刷工来华的愿望比以往更加强烈。1833年2月16日,他向总部去信,再一次强烈请求美部会派遣一位“负责、虔诚、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刷工人”前来中国。

   此时,大学毕业的卫三畏已经学习印刷事务。尽管印刷工作相当单调,但他乐在其中,决心在派往中国前尽可能学会印刷和包装的所有技艺。他信心百倍。他说:“一旦作出承担这项工作的决定,我就丝毫没有怀疑过最终的胜利,或者后悔做这件事。”[6]1833年4月,在他父亲的印刷所经过六个月的学习,完成了书籍制作所有环节的训练。他随着排好的铅字从排字间来到印刷厂,从那儿随着印出的校样来到负责校对的地方,然后学习使用折叠机、缝纫机,以及装订的整个过程。[7]

   1833年6月15日,卫三畏和美部会派遣的传教士伊拉·持雷西(IraTracy),乘坐“马礼逊”号从纽约港出发,经过一百多天的航行,于10月25日下午抵达广州。卫三畏的到来,受到了《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的热烈欢迎。“对卫三畏来说,有这么一位前辈是非常幸运的,他们脾气相似、兴趣相仿,所以在中国共事的多年当中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他们的工作联系紧密——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这使两人一开始就关系密切。”[8]在生活上,“他们同住在商行后面的一个拥挤的地方,就像一家人一样。”卫三畏到任后,立即接替了孤军奋战、疲惫已极的裨治文,成为印刷所里的主要印刷工。他俩很快就成为亲密的好朋友与高效的合作伙伴。裨治文年纪稍长,所接受的教育稍多,理所当然地成为卫三畏可信赖的良师益友。裨治文开始帮助他学习汉语,共同担负着沉重的工作。按照卫三畏的说法,“真该为裨治文的榜样和影响感谢上帝![9]

  

   二、卫三畏负责印刷出版《中国丛报》

   卫三畏到达广州后,立即承担起管理印刷所的重任,投入到《中国丛报》印刷出版工作之中。《中国丛报》创刊时,利用奥立芬捐赠给美部会的印刷机和活字建立起自己的印刷所(TheOfficeoftheChineseRepository)。卫三畏在印刷所的工作首先遭到语言困难。因为“他的印刷所里的许多工人都是来自殖民地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指挥印刷工人,他发现他自己首先学习的是葡文而不是中文。”但工作任务较轻,“印刷《丛报》是当时印刷间里唯一固定的工作”。[10]

   当时,印刷所条件简陋,卫三畏写信给父亲抱怨说:“我的印刷所相当冷,因为露天部分的地面上铺的是石头,且没有壁炉。你也许知道这里从12月到4月都生火,因为天气又冷又湿。”[11]1834年10月,美国商人奥立芬回到广州后,花费250元在商馆后面为印刷所盖建了一间办公室,中国丛报印刷所环境得到了改善。但由于中外时局出现严重危机,卫三畏等考虑将印刷所转移到清政府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1835年12月,卫三畏将印刷所转移到澳门。

   中国丛报印刷所迁至澳门后,卫三畏租下一栋独楼,共12间房,每间约二丈见方,比原来在广州时只有一间办公室的条件大为改善。该楼位于山坡上,一边为两层,另一边为三层,印刷所设在中间。人员也比以前增多,共雇有守门人一名,买办一名,厨子一名,男佣一名,印刷工人一名,为五人;另外有小孩四名,九岁左右,是卫三畏收养的学生。后来,随着印刷增加,印刷工人增加到五名,其中华人三名,葡人二名;后来又增加了一名遇难被救的日本人。[12]1839年1月26日,卫三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详细介绍澳门印刷所情况:“我的印刷所有多么古怪是你想象不出来的,我确信它很奇特。首先我们这里有中文铅字,它们被安放在屋子四周的架子上,正面朝上,因为只有将铅字一个个看过去才能找到其中需要的那一个。我们还有60盒大号铅字——大小相当于四个12点活字,共25000多个,几乎没有两个是相同的。小号铅字一盒一盒地放在架子上,共20盒,其中的间隔用18点铅字填充。所有的铅字都是背面朝下、正面朝上的。中文铅字占了半个房间的面积,关于它就说这么多。我们这里还有笨重的英文印刷机,是用钢铁制造的,有三个排字架。”[13]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割占香港岛,《中国丛报》于1844年10月19日迁往香港出版。随着广州局势的稳定,1845年7月,《中国丛报》迁回广州出版。在卫三畏主持下,中国丛报印刷所添购一些印刷活字和设备,不断改进印刷条件。1845年,返美途中,他在巴黎购买了一套满文铅字和字模,“这样我们就可以印刷任何想印的东西了,而且美观程度决不亚于皇家印刷局的水平。[14]

   《中国丛报》于1832年5月在广州创刊后,一直连续出版,直至1851年12月31日停刊,共出版19年又8个月,总232期。对于前四年的出版情况,《中国丛报》曾作过总结,“第一卷印刷了400册;第二卷400册,第三卷800册;第四卷1000册;因此第五卷将超出1000册。第一卷512页;第二卷576页;第三、四卷都为584页;类似于印刷了总数为2256页的八开本书籍。每卷都附有一个总目录。”[15]

   《中国丛报》出版时间作过两次调整。1832~1840年前八卷出版时间均为上年5月至下年4月;第九卷作出调整,从该年5月出版至12月,8期为一卷,但总篇幅没有减少,与第八卷持平,均为648页。第十卷开始到终刊,每卷从该年1月至12月为一卷;仅有第二十卷例外,仅有8期,8—12月合刊出版。

   在19年又8个月中,《中国丛报》共出版232期总12356页,平均每卷617.8页,每期53页有余。篇幅最长的一期是第20卷第7期,多达168页。篇幅最短是创刊号,为32页。在每卷内页码连续,每卷装订成套,成为合订本。如此的篇幅,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篇幅最大的期刊。

   另外,每卷《中国丛报》合订本,卫三畏都会按照字母顺序制作索引(index),附在卷首,一般长达5~6页。从第十三卷开始,又增加了内容目录(contents),按每期Art排列,一般也长达3~4页。特别在第二十卷首,还发表了长达4页、类似“停刊词”的“社论通告”(editorialnotice)。此外,中国丛报印刷所还对前期第1~5卷的《中国丛报》进行了重印,以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丛报》一共印刷出版了21000册[16],全部用当地的纸张印刷。卫三畏还给这套杂志作了总目录,每年度的合订本都附了一份。目录将全部文章的题目分类列出,并注明了文章的作者。仅这份总目录就有168页。”[17]

   1833年10月,卫三畏到广州时,《中国丛报》已经由裨治文出版至第二卷第六期,从此,他掌管中国丛报印刷所,负责印刷出版《中国丛报》直到终刊。期间,仅因1844年11月至1848年9月返美,《中国丛报》由詹姆斯·裨治文(JamesGrangerBridgman)负责印刷出版。即便返美期间,卫三畏也忙于为印刷所购买活字和设备。因此,卫三畏负责印刷出版时间长达14年之久,为《中国丛报》的印刷出版工作居功至伟。

  

   三、卫三畏成为《中国丛报》位列第二的撰稿人

   1833年10月,卫三畏到广州后,印刷出版《中国丛报》是当时他唯一的固定工作,使得他有大多数时间来学习语言和研读字典。同时,开始尝试为《中国丛报》写稿,“几个月后卫三畏开始为《丛报》写稿子,之后一直没有中断,直到《丛报》停刊。”[18]

1834年2月,《中国丛报》第2卷第10期在“杂录”专栏中刊登了卫三畏两篇文章。第一篇为《中国的度量衡制度》(ChineseWeightsandMeasure),篇幅为三页(第444~446页)分三部分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外国贸易过程中中国使用的度量衡制度。第二篇是《广州的进出口货物》(ImportsandExportsofCanton),该文篇幅较长,达26页(第447—472)。按照字母顺序介绍了广州港口主要货物的进出口贸易情况。这是卫三畏在《中国丛报》首次发表文章,成为该刊撰稿人的开始。他的写作范围不断扩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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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春秋》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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