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当今中国犬儒社会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2 次 更新时间:2016-01-27 09: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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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进入专栏)  

   知识分子的学问不应该只在于各自的学科专业,还应该有公共问题的意识和关心。不幸的是,当下“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个骂人的话,这是社会犬儒化、愚昧化的一个表征。

  

   《人物》杂志就徐贲新书《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的采访:

   1、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概念,“犬儒”这个词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现状,您如何定义它在今天的基本含义?

   我讨论的现代犬儒主义完全不同于古代犬儒主义,也与古代犬儒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中的犬儒主义,它的基本含义结合了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元素。由于犬儒不是一个中文原有的概念,中国对现代犬儒主义的研究也远没有西方丰富,所以犬儒主义还是一个“借鉴”的外来概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至今没有任何现成的中文本土概念可以代替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概念。任何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概念,如幽默、现代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其来源的中西古今,或开始有些陌生并不重要。只要一个概念是我们所需要的,又比其他概念更合适,那么,它在本土环境中运用,就一定会在运用过程中有调整和丰富的机会,渐渐也就不觉得陌生了,而且少了它就无法说清许多事情。

   我所用的犬儒概念与今天中国社会文化有两个主要的相关方面。

   第一是,彻底看穿、看透,因为彻底,所以绝对不相信、不接受,不抱任何改变的希望,也不做任何改变的努力,成为一种虚无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人们因为看穿一切价值标准的“虚伪”和“权力操纵”而否定一切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价值追求,他们在无权的时候无不可忍受,有权的时候则又无所不为。

   第二是,明知不对,照做不误。难得糊涂。德国学者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把这种明白和觉醒称为“启蒙”。他把犬儒主义定义为“受过启蒙的错误意识”,也就是明白人的迷思(或错误行为)。这种犬儒主义不仅关乎社会中的体面人士,而且也关乎所有普通民众。在这样的犬儒社会里,说的时候人人明白,做的时候人人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自欺欺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自欺欺人,“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

   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stner)的小说《法比安》(Fabian,1933)里有一个名叫迈尔密(Malmy)的人物,他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制度中,但却对此无动于衷。他说:“我在撒谎……至少我知道自己在撒谎,我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好的……就算瞎子也能看到。但是我还是在尽我所能为这个制度服务。” 凯斯特纳描绘的是一个醒着的人在装睡,一个明白人在装糊涂,他不仅知道该装什么样的糊涂,而且知道该怎么装。这是一种高明的,无是非观的糊涂——难得糊涂。

   鲁迅在《准风月谈·难得糊涂》里说,“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古代的犬儒主义者是有是非观和对错原则的,而且还能做到在个人行为中身体力行。

   迪克·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指出,犬儒者“需要站在理想的平台上才能向他们批评的靶子投石块。一个自己处于坠落中的人投石块既使不出劲道,又没有准头”。今天中国“难得糊涂”的犬儒主义是处于坠落状态的犬儒主义,犬儒者有的根本就没有供他们作是非判断的理想平台,有的即便是有,也只是用于看穿世态,出于明哲保身或其他理由,他们是决不向任何靶子投石块的。

  

   2、您为什么将犬儒主义作为指向当前中国社会普遍深层问题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概念?

   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只能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概念。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有需要,第二个是无以代替。第一个因素在逻辑顺序上是第一位的。

   犬儒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对当今中国社会种种病症有综合和整合作用的社会文化概念。2014年9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多家网络媒体转载报道,但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病态”呢?得有个名吧。其中至少有八九种可以说是犬儒主义的。

   一、娱乐至死(没有目标或信仰,得过且过);二、看客心态(看穿、冷漠、围观,管了也没用,不如不管);三、习惯性怀疑(上至政府,下至朋友,对谁都不信任,都不相信);四、审丑心理(在一个是非不分的环境里,美丑、善恶、真假也无法辨别,何必要坚持美、善、真);八、“鸵鸟心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被宣传的现实反正是假的,不如躲进小楼成一统);九、思考恐惧症(多思多惹事,有的是前车之鉴,你要我怎么说,我就这么说,这才是安身保命之道);炫富心态(看穿一些道德、理想、未来展望的虚妄,只有钱才是实在的,才是世人认可的唯一价值);十二、初老症(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没有追求,过一天算一天,坐吃等死);十三、自虐心态(这个说法并不确实,因为一般人既非共产党又非体制,“骂共产党、恨体制”是鄙视和不相信权威,不是“自虐”。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明白人说糊涂话,既不诚实,也不真实,它本身就是犬儒主义的)。

   这八九种“病态”(当然还可以有所添加)之间有着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关系,难以设想在整体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不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可以一个一个地单独“诊治”这些病态。因此,我们也许应该问,整体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病症又是什么?既然十来种病态出现在同一个历史阶段的同一个社会里,那么,那个使它们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病态又该用怎样的概念来归纳和整合呢?

   这个能够起到归纳和整合思考作用的概念,它应该是一个指向普遍深层问题的社会文化概念。犬儒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概念。虽然它也许不是唯一可以用作这种归纳和思考的总体概念,但在我们形成或找到另一个或另一些普遍概念之前,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其他概念所难以替代的。这个作用不是来自这个概念的某种词典或百科全书式定义,而是来前人和我们同时代人对犬儒主义已经贡献了的丰富观察、研究和论述。

   犬儒概念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就我所知,现在还没有一个像它那么内涵丰富、复杂、还在变化的概念。这是犬儒概念的生命力,但也是造成它可能会被滥用。因此使用者在用这个概念时,需要做议题范围内的解释或说明,叫stipulation,我们在使用读者可能不熟悉的专门用语时,都是需要这么做的。如果是外来词的话,有时还需要附上原来的外文。一直到今天,西方论犬儒主义的专著在区别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的时候,也还是会对犬儒主义的概念特别加以解释和说明,例如,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就用了kynicism 和 cynicism的区分。

  

   3、您说:“我们面临的犬儒文化是一个困境,它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也延续着我们历史和民族心理的多种负面因素,因此呈现出根深蒂固、恶性循环、不断再生的形态。”您所说现实生活的元素有哪些?历史和民族心理的负面因素又有哪些?

   现实因素可以说是诸如前面提到的多方面“社会病症”,或者也可以是一些人们常用别的说法称呼的犬儒特征,如玩世不恭、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凡事看穿、看穿但不说穿、睁着眼说瞎话、厚颜无耻装崇高、阳奉阴违、随波逐流、难得糊涂、有奶便是娘、醒着的人装睡、假面扮相人戏不分、面具游戏久假不归、无所不为、两面三刀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看成是犬儒的一词多义或是它的不同概念内涵。当文化研究把这些多样而互异的犬儒表现联系起来的时候,犬儒便形成了更完整、复杂、深层的概念内涵。这是语词与概念内涵的新遇合,在这种遇合中,许多在具体社会现象、情境、事件、事例、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虚伪、谎言、伪装、狡黠、阳奉阴违、首鼠两端会在整体的观照下呈现出为互有联系,你中有我的犬儒文化特征。

   梁启超在《呵旁观者文》(1900)中分析了六种“旁观”表现:浑沌派(“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为我派(“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呜呼派(“‘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笑骂派(愤世嫉俗、喜笑怒骂,“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暴弃派(自暴自弃、妄自菲薄)、待时派(不作为地等待时来运转)。这六种表现的“旁观主义”其实亦可称为“犬儒主义”。

   历史和民族心理的负面因素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积淀而成的。其中最有害的就是奴性、忍让、得过且过、吃亏是福、随遇而安、奉承权贵,不以为耻,反而当作一种“生存智慧”。鲁迅先生描绘的阿Q转化为“阿Q精神”,要是直接翻译成西文,西方人一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解释也要大费周章。但是,如果解释说是一种中国式的犬儒主义,他们一听就懂,那就省事多了。

   前面提到的“难得糊涂”可以说是最具国粹特色的犬儒主义。老庄哲学和各种“隐逸”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犬儒主义因素。例如,《庄子》里有一个“华而不实”的故事:

   齐景公对晏子说:“东海里边,有古铜色水流。在这红色水域里边,有枣树,只开花,不结果,什么原因?”

   晏子回答: “从前,秦缪公乘龙船巡视天下,用黄布包裹着蒸枣。龙舟泛游到东海,秦缪公抛弃裹枣的黄布,使那黄布染红了海水,所以海水呈古铜色。又因枣被蒸过,所以种植后只开花,不结果。”

   景公不满意地说:“我装着问,你为什么对我胡诌?”

   晏子说:“我听说,对于假装提问的人,也可以虚假地回答他。”

   这个故事也收在古代笑话里,可是,今天人们阅读这个故事,未必都真的会笑出来。先秦的古代笑话中不少是像“华而不实”这样的“笑话”,如自相矛盾、削足适履、买椟还珠、杞人忧天、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东施效颦等等。这些笑话都是谈言微中,能透彻入微地击中某个问题的要害。

   就“华而不实”的故事而言,有的人会觉得齐景公可笑,居然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晏子很智慧,幽默地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晏子有些犬儒,明明知道齐景公在瞎问,却还一本正经说些让他中听的好话,跟着他瞎胡调、捣浆糊。要是齐景公不接着再问他为什么胡诌,那晏子的好话或智慧岂不就成了附和和谄媚?

   其实,在现实生活里,并不是所有的王者(或上级)都像齐景公那样明白或愿意承认自己是在瞎说,而下属在顺应着他的喜好并随声附和时,也很可能并不是为了提醒在上者的谬误,而反倒是鼓励他更过分地瞎说。大跃进的时候,有科学家证明粮食准能亩产万斤。要是当过农民的领导人问科学家,“我假装相信,你怎么也跟着胡诌”,也许科学家可以给他一个晏子式的回答:“我听说,对于假装相信的人,也可以虚假地为他提供科学证明。”可是,领导人并没有这么问他,所以,科学家的附和行为只能到此为止,他说的那些在上者顺耳、中听的话便只能是一些无原则的瞎话。这是犬儒主义的行为。

中国的传统“智慧”中有不少这样的东西。童蒙书、家训、善书里比比皆是。例如,《增广贤文》里有许多看穿、看透世道险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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