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关系与权力:从共同体到国家之路

——如何认识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总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2 次 更新时间:2016-01-26 15: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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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内容提要】 中国人之最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就是实现个人从共同体向国家的跨越,即通过其紧密的社会网络来进入官僚体制。这种生活之路之前提,同中国社会结构设计上的“官”与“民”之间的鸿沟以及功名之路有因果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不鼓励个人奋斗,因此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人与地方的促成,进而跨越成功者也让家人和地方分享他的荣耀与资源,从而构成了一种共同体与国家相互交织的运行模式。其中,官本位与家本位是社会的双重现实与价值基础,个人名利及其分享成为社会网络建构的方式与运作的方向。而这些特征将会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不同类型的社会交换,并产生出积极的关系策略。

   【关 键 词】家本位/官本位/关系动力/同类与异类交换/余地策略

  

   在漫长而曲折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些词语、成语、谚语及熟语会逐渐积淀下来,组成了中国人历史与现实的基本画卷,也构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征,甚至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指南。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既是中国人政治、文化、教育与社会的核心价值,也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理想。诸如官本位、家本位;家运、官运、时运,功名利禄以及由此而来的早生贵子、望子成龙、前程似锦、同舟共济、高官厚禄、光大门楣、落叶归根、荣归故里等;还有诸如“鲤鱼跳龙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做事先学做人”、“做人要留有余地”、“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等。虽然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非常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上述的价值和行为模式依然稳定而持久,成为我们认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将这些耳熟能详的表达归结在一起,其基础的内涵是什么呢?通过排比,我们可以看出,其背后所蕴藏的价值系统与行为模式,其实是“关系”和“权力”两大主题,并对应着共同体与国家之间的逻辑联系。本研究在此试图探讨这种逻辑连接如何形成,以期建立起一种可以整合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人行动之关系,即一种勾连宏观与微观的分析架构,以便于完整地看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为模式等是如何协调运作的。

   一、研究视角与理论构成的方式

   共同体(community)常被社会学家用来指代传统社会,有时也被用来指代与国家对立的社会自组织。当它在中国被翻译成“社区”后,其含义略微发生了些变化,似乎更偏向人群的生活地域和聚居特点,而忽略了其中的共同感或心理认同等。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共同感与心理认同是从人际关系的紧密性与依附性中产生的。虽然后者的研究还有待挖掘,但社区一词还是包含了共同体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的区域性基础,也就是说,尽管社区规模很难确定,似乎可大可小,但无论大小,它总带有类型学上的意义,表现出特定时空中的人们生活有自己的文化类型及其特征;二是既然社区是类型性的,因此它还可以同其他类型作纵向或横向的比较。这一点是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P.Tonnies)留给社会学的一个传统,其经典性在于,共同体的紧密性正是在同“社会”的比较中得到的。虽说“社会”一词在社会学意义上也关注于人的交往,但它更偏向于人们由交往方式而导致的社会地位、制度与结构上的差异。目前,大量经验研究越来越想表明,地位、制度与结构研究是宏观性的研究,且具有普世性。实际上,即使在宏观层面,社会还是有类型上的差异的,只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似乎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唯有将这些要素看成相似的或普遍的,才可以为社会学的普世理论提供方便之门。其实,只要回到早期西方社会学家那里,比如藤尼斯详尽论述的Gesellschaft和Gemeinschaft[1]、涂尔干(E.Durkhem)划分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2]、帕森斯提出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3]等,我们就可以部分地看到社会类型的差异,更不用说近几十年来的跨文化研究者或本土学者所作的努力。

   从文化或本土的视角来看,我们固然承认,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同自己的传统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再怎么变,也不会变成西方社会,更不要说西方社会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也有各自的文化类型。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共同体与社会的研究都可以有自己的本土方向,只是从社会形态层面,或是从区域性层面研究,各有偏重罢了,比如,是注重国家层面的历史,还是地方志或民族志;是讨论“大传统”还是讨论“小传统”,是讨论国家的社会形态与制度,还是讨论地方性知识等等,各有不同。显然,前者是社会学家的兴趣所在,而后者是人类学家的偏好。而本文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对待,以便看到地方与国家、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双向影响。这种视角之所以成立,是基于对中国历史上有家国一体化的倾向的认识,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但进一步考察它们的关系,家国一体化是一种观念,客观上两者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和分化,比如国家政府长期以来对门阀制、豪族势力的削弱或打击,对外戚干政的提防以及将世卿世禄制逐渐改成科举考试制等,都说明共同体与国家之间有融合的地方,也存在很大的张力。特别是科举制建立之后,共同体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连接性的,而非合一性的关系,而个人的人生理想也就转向了如何从共同体走向国家之路。这条道路要想走得顺畅,牵涉到一系列各社会要素的整合问题,其中“关系”和“权力”是各要素中的两个彼此关联的枢纽。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现象。

   就关系和权力的关联,美国史学家杜赞奇(P.Duara) (1988/1994)曾有过有影响的研究,但他所使用的网络、文化与权力概念(即cultural nexus of power)显得过于交织而含混,另外,其研究的重点也在于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渗透过程,而非双向性的影响。[4]另外还有文崇一的家族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但他的关注点在于上层社会的裙带关系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方面,[5]另外韩格理(G.Hamilton)的研究似乎也在讨论中国国家与社会各层之间的关系。他的观点正好同我的研究相反,他认为这些阶层中的人是在一套制度中自主性地活动的,目的在于秩序与和谐[6]。从社会结构的格局性关系上看,他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如果放入由官僚阶层中体现的权力以及社会影响来讲,这一理论架构有点理想化了。而我将展开的研究既非国家自上而下的在社会生活中处处体现出来的权力特征,也非与此权力相关者的连带关系(这点我有其他专门讨论[7]),抑或官僚体制的中国特点。我这里探讨的重点是,国家自身是一种官僚体制,它在各个行政机构上分工协作,在人事关系上盘根错节,构成了一种享有特权的且带有强大吸力的权力场;而共同体则是中国人生存的现实构成,它以扩大的家为基本单位。所谓两者之间的连接,也就是探讨共同体中的成员为什么会有一种关系动力,并通过何种方式从家乡进入国家层面,获得权力,然后反哺其共同体及后人。仅就这一问题所涉及的面向而言,以往学者大体上是分学科、分专题或分头进行探讨的。比如从政治学角度探讨官僚制的特点与运作;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制度、权力或分层及其流动的情况;从人类学角度探讨共同体的亲属关系;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权威人格的形成与特点;从历史学角度讨论专制主义及其时代特征及细节考证与描述等。但我个人在进行了数年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分头探讨的方式很容易把其中的连续性切割掉,尤其忽略了处于体制中的个人抱负以及由此而生的许多潜在问题,即忽略了个人行动与其社会结构之间的逻辑构成问题。仅此而论,我认为布尔迪厄(P.Bourdieu)提供的以欧洲社会为背景,对社会空间、象征空间、科层场域、惯习(性情取向)、权力、资本、再生产方式的研究,[8]最为接近我这里想表达的含义。但这一系列概念虽然与我的视角相同,却不能成为遮蔽我们认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屏障,否则它将会把我的话题引到他关注的问题中去。迄今为止,尚能对我关注的现象有生动而深刻反映的,是一些中国著名小说,比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红楼梦》及大量的现代官场小说;更加高度的浓缩则是中国人最著名的成语或生活习语、警句或格言。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仅满足于这些感性认识,而不能在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实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之憾事。我想,所谓中国人的理论,理应将中国人的人生理想、社会期望、心理动力源及行动路线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统统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中去。哪怕这个分析框架目前尚且粗糙,有不少漏洞,但万事总要有一个开始。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如果我们过于担心这个框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依然试图留待自己专题研究进一步深入,那我们非但不会形成这一框架,反而会离它越来越远。显然,这不是学术功底的问题,是研究见识的问题。

   我这里即将展开的相关理论建构与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建构逻辑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绝大多数西方理论的建构顺序是由微观逐步向宏观推演,比如像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互动仪式链乃至结构主义;而我的研究顺序是颠倒的。因为在我看来,宏观结构未必来自人际交往层面的逻辑推导,它是由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系列文化预设或文化设计建立起来的。当然,预设与设计并非个别人或哪一代人的突发奇想,它们同人们身处环境的限制、演变及其由此而生的宇宙观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无论一种结构的设计在局外人或后来者看来有多么不合理,但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却一再驱动其内部个体,为实现社会价值与目标而努力。这就好比一项游戏活动,你可以过时后来鄙视它,但当你在热衷于它的时候,你就会先了解游戏规则。唯有先认知和遵循游戏规则,才能将自己的智慧与技术集中于此。比如下棋,它可以包含有关博弈的设计、博弈规则与个人拥有的战术等。

   这一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方式,用中国人生活经验中的话来讲,就是有社会压力才会有个人动力。因此在讨论个体行动策略与技术之前,我先讨论中国社会结构的压力是什么,显然,这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文化积淀下来的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制度假定。

   二、社会结构压力与个人行为动力的形成

   在下面即将展示一系列具体的假定之前,我先做一个总体性的文化预设,即中国社会结构与个体的关系上有连续性的特点。中国人倾向认为,个体往往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体,也就是说他几乎没有生命和生活意义上的独立性。他的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无法证明他作为个体的独立存在,而总是要同他的家庭、地方与国家相联系。但没有独立性不意味着中国人不可能自私自利、自我实现或自我膨胀,而是说这种自私自利、自我实现或自我膨胀也要同家庭、他人、地方与国家密切相关才有意义。这一点同儒家所谓的“仁”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一种退隐的置身世外的观念来自道家)。中国人另外一个相关的预设是,国家与社会是彼此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9],而不像西方那样构成一种对立的关系。这点一方面使得国家可以全方位地控制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也全方位地影响或渗透于国家,这是本文不采用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原因。而这一预设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人的权力和关系观念是尤为重要的,比如“官”的含义不但表明了它是国家行政体制中某种职位,而且还意味着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的广泛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有其自身的社会特征,是目前所谓政府官员、行政长官、公务员等现代名称无法涵盖的,即使中国现在已经启用了后者来代替“官”的概念,但其意义尚在。也正因为国家与社会的相互纠缠,才使我有理由要把个人的行为、共同体及国家联系起来在一起加以讨论,以找出其中的逻辑线索。

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大约可以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当时采用分封制,它给中国社会运行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宗法制[10]。虽然这一制度在秦统一中国后已被废弃,但给中国人心里注入了持久的宗法观念,并在客观上也使“家族共同体”[11]得以延续和维持,乃至延展成今天所谓的“关系共同体”[12]。第二个阶段大约出现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构成的中华帝国的官僚体制,其体制中的成员基本上通过考试进行选拔。从汉代以来,科举考试的雏形开始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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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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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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