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保瑞:从当代儒佛辩诤谈中国哲学研究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8 次 更新时间:2016-01-26 1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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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保瑞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当代中国哲学界对於儒佛辩诤问题的处理内涵,藉由二十世纪当代中国哲学家的意见,呈现此一议题的当代面貌。其中,梁漱溟先生是儒佛同置,熊十力先生是弃佛向儒,冯友兰先生是诠释儒佛,方东美先生是儒佛双美,唐君毅先生是先儒後佛,牟宗三先生是高儒抑佛,劳思光先生是评议儒佛。基本上,佛教因为有它在世界观,有因果业报观,所以不能与儒家作平等的讨论,若不能尊重佛教宇宙论的特殊立场,必然产生高儒贬佛的结论,衡诸当代七大家的作法,愈是了解佛教世界观的系统,愈能尊重佛教的功能与价值,反之,就愈会站在儒家的立场批判佛教。笔者主张,儒佛两家无法争辩,互相理解、彼此欣赏才是最好的研究之道。

  

   关键词:儒佛辩诤、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

  

壹、前言

  

   二十世纪之初,梁漱溟先生由佛入儒而不弃佛,成为当代新儒家第一位行动派代表人物,之後,熊十力先生由佛反儒而批佛归儒,引发第一波的儒佛大辩诤,再之後,於哲学学术界,便未有佛教界对儒学的正式辩诤,但却有哲学界学者不断地深入此议题中往来双方。包括: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等大家。本文之作,即欲以当代儒佛辩诤为主题,针对以上七位哲学家对儒佛辩诤问题的处理立场与方法,进行讨论,并由此而提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贰、梁漱溟的儒佛同置

  

   梁漱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家中,对於儒佛辩诤的问题,有一极特殊的立场。他其实是出入儒佛,优游其中,完全没有冲突矛盾的人。首先,他是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人,却又是佛教的信仰者,他早年的大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就是以佛教哲学为思考架构写出来的巨作[1],然而着作中却主张中国要走儒家的路。这真是一套奇特的理论及思路。可以说,梁漱溟两分思想的世界为真理的世界以及现实的世界。真理的世界是佛教世界观及种种理论在界定的,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类却有现实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哲学的问题,於文化哲学问题中的历史当下,他为中华民族谋计,就是要走儒家的路,而当民族存亡问题解决好了以後,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人类就都是要走佛家的路了,因为那里才是宇宙真理的最终归宿。就此而言,以梁漱溟的理论为对象,儒佛辩诤的问题究竟呈现甚麽意义呢?

  

   简言之,系统哲学的真理观中,梁漱溟是以佛教为真理的终竟的。亦即当要做儒释道三教辩证的时候,佛学是最终真理系统。那麽,梁漱溟的新儒家究为何义?其实,那就是历史发展中的选择而已[2]。梁漱溟谈文化哲学,主张人类历史发展的三类型,即向前解决可以解决的物质问题的西方文明型第一型;反回自己解决不一定能解决的人心问题的中国文明型第二型;和向後退转而去面对绝对不可能被解决的宇宙律则的印度文明型第三型。本来大家各自表现,相安无事,只是,当时代走到二十世纪初,三种文明一齐会面,就发生了物质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侵凌东方中印两家的事件,甚至让东方国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求出路,梁漱溟主张中印两国都首先必须将西方擅长的物质文明全面提起,以至迎头赶上,只是不要再以解决物质障碍的西方态度处世,而是需要以与人为善的中国儒家思想为路向。这就是他作为当代新儒家的意义,儒家对他而言,只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时某地的选择,至於人类的终极未来,那还是所有人都要走佛家的路的。在这个意义下,儒佛之间没有冲突,只有角色功能的差异,一方面是历史发展在不同的文明传统有不同的进程,理想的进度是先科学、再儒学、再佛学,二方面是面对问题的不同,使各家都具备有价值的角色扮演。

  

   对梁漱溟而言,儒佛没有对立,也就无需辩诤。梁漱溟的思考为儒佛辩诤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处理方案。从系统哲学的角度说,科学、儒学、佛学之间,存在着问题的有关连且不互斥的关系,虽不能说有清楚的包含关系,但毕竟在人存有者身上,科学、儒学、佛学的问题及其解答都是对人有用,且不需辩诤,和没有对立冲突的。

  

   这麽说来,哲学史上的三教辩诤与儒佛冲突,都不是梁漱溟所走的路以及所采取的立场。而梁漱溟之所以可以免於辩诤与冲突,关键就在采取了儒佛两家是面对不同问题的系统,就系统说,各自完成任务。就功能说,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因此,根本就甚至还可以互相合作,於是可以就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进程来安排儒佛各自上场的进度。

  

   就笔者而言,梁漱溟站在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的立场谈儒佛功能位序的差异关系的作法,基本上可以尊重,但不认为这是有标准可以回答的问题。不过,就儒佛之间或三教之间,笔者也主张,各系统的主要目的虽然还是表面上相同,也就是解决人生的问题,其实再细分之,还是各不相同的。找出三家各自设定的不同问题,就能接受三家的理论立场都是合理且能成立的。而这个不同的问题,就在人生不同的场景中。这种结合现实场景和根本问题的研究,是突破三教辩证的有效方法[3]。

  

参、熊十力的弃佛向儒

  

   与梁漱溟几乎同时开始但稍晚才大放异彩的熊十力先生,早年追随支那内学院学习唯识佛法,後受邀入北京大学执佛学教习,却在自己的反思过程中弃佛向儒,表面上保留佛教唯识学的概念、术语和思维模式,立场却走向儒家思想。前说梁漱溟沟通儒佛,熊十力却是大力挑起儒佛论争,甚至可以说,熊十力正是开启当代儒佛辩诤的始作者[4]。

  

   虽然儒佛辩诤已有超过千年的历史,但熊十力的挑战却是有全新的进路,因而谓之当代的辩诤。这个新思路,就跟他使用了西方哲学的术语有关,这就整体地使得儒佛辩诤的问题,有了现代哲学的意义,甚至可以作中西交流,当然,自熊十力以後,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都是同时有中西交流以及儒佛辩诤的理论贡献的。

  

   熊十力对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首先是倾心佛教,故而展开学习之旅,以介绍佛学基本理论,继而展开自己的思考之後,便正式提出新见解,但仍依佛教术语系统而说话,这就是他最着名的《新唯识论》大作之出现[5]。在这其中,熊十力藉由佛教唯识学术语及思想的改造,主张了一套新的形上学理论体系,基本上就是以儒家实有论的立场以说现象及本体,然後进入佛教空有二宗的话术系统,对空宗既有肯定亦有否定,对唯识学既有正解也有误解[6]。

  

   熊十力的儒学本位的新唯识论系统,主张有一本体,但本体即是现象,故而体用不分。本体有性智作用,作用中即体即用,故而一切皆实。此说,在形上学上主张一元实有论的立场,虽有翕辟成变、有心物作用,但都始终守在本体的体用结构而为一元实有的架构中,故而有现象不虚的立场,又有藉工夫论说形上学的特色在,指主体性智作用後的境界。以此形上学型态为基础,熊十力批评了佛家空有二宗。

  

   首先对於空宗,熊十力同意空宗对现象不实的立场,但又虑其空之太过,有不入世间的缺点,故而提出种种质疑。先是批评空宗缺乏宇宙论,但这显然是错的,空宗不主要谈宇宙论,不等於空宗不接受佛教世界观,因此这是熊十力自己的偏见。其次批评空宗一切不执,故而有入断灭之虞,其实这是他把空宗说於修养境界一切不执的话,又当成本体论的命题在理解,而後提出的批评意见,这又是另一误解。第三,批评出世思想。但是,有它在世界是佛教哲学的知识立场,此意已经是完全站在儒家世界观所提出的批评,立场上绝不公允。至於有宗,由於支那内学院批评大乘起信论,认为起信论违背了正宗唯识学立场,因此让熊十力找到攻击当代唯识学派的进路,主张唯识宗有两重本体的缺点,一为真如,二为种子及阿赖耶识,但两者互不相干,因此无法完成说现象世界的有效理论。他是说在唯识学说真如时,真如却不显现为万法,故而真儒本体是一缺乏现象世界的理论。另一本体为阿赖耶识及种子说,这套说法则成了一现象多元论者,而熊十力是主张现象本体不分的一元论立场,故而亦予批评。

  

   表面上说,熊十力是入佛而出佛,实际上笔者认为,熊十力入佛并不究竟,理解皆偏,尤其是在他提出己说之後,都是一实有论的儒家形上学立场,以此立场,评价空有二宗的意见,所提意见,充满了认识的错误,在不尊重佛教世界观的前提上,认为儒佛应有共同的理论立场,故应分享同一套真理观,所以佛教有用的意见可以保留,不当的讲法就应舍弃,最後成就为“新唯识论”的典范。

  

   笔者以为,当代儒佛辩诤自熊十力始,凡属新儒家阵营者,无不以儒家世界观为真理观的基础,从而辟佛,但既然不尊重佛教世界观,则所论不可能合理,因此是最不会有沟通效果的作法,但却可能是最能建立新说、引起风潮、成就一家之言的哲学创作。事实上,牟宗三先生继承熊十力所有的辟佛立场,又起高潮,确实是建立了庞大的新儒学大系统,但也是对佛教哲学最具偏见的解释系统,然而,学界一般目睹新儒家庞大系统之後,便只能禁声不言,任其放言。笔者的立场是,既然是哲学界的创作,就应由哲学界来回应,因此对於熊十力的儒佛辩诤,笔者明确主张熊十力对佛学理论理解有误,所言之事并非佛学真相,因此无从辩诤,只是当代新儒家学者建立己说的一套系统。其中对儒学理论有正面推进的创造效果,但对佛教思想则充满了理解上的偏差,没有参考价值。

  

   至於方法论问题,笔者以为,中国哲学研究先还是要回到正确的文本诠释,如果儒佛辩诤的双方不能正确认识对方的理论真相,这样的辩诤当然是各说各话,固然还是有它自己的创造效果,但在理解及诠释上就需要被更正了。

  

肆、冯友兰的儒佛诠释

  

冯友兰是第一批公费留美的青年之一,因此他的西学自然是比梁漱溟、熊十力等自学者更直接而紮实。冯友兰学成归国之後的一段时间,差不多俨然已经以新儒家代言人的姿态成为学界泰斗。甚至在对日抗战期间,专心着作《贞元六书》[7],成为他前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之後他经历了共产党统治及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思想有些变更,晚年又再度创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大作[8]。冯友兰在《贞元六书》的创作中直接处理了哲学史发展中儒佛交锋的一段,其中就有重要的儒佛辩诤的意见。至於《中国哲学史新编》巨着中所讨论的儒佛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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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与文化月刊》4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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