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从佘祥林冤案切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9 次 更新时间:2006-05-29 19: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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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一、问题与进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问题分析的主流话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多年前,虽然也存在可以构成社会热点的社会事件,但是由于当时的传媒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还比较封闭保守,社会中很少有重大的社会事件,偶尔有也因为常常被当作政治问题、道德问题被处理,或者由于事件细节难为人知而无法引起有效的讨论。特别是司法事件,在强烈的政法传统和政法话语中,不可能被人们当作一个公共话题来讨论,而当时职业法律人的近乎不存在、法学教育的政治化也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广泛的强有力的法律话语体系,尤其是法律技术上的话语体系。当时的法学话语基本停留在书本上,主要是一种政治话语,最多也是一种政法话语或道德话语。[1]随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法治实践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外法律理论的引介,西方法律理念日益被中国法律人接受,各种具体法律制度也被立法吸纳,法学理论和各部门法都有长足的发展,法律职业也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法学理论的话语已经从书本走向了社会实践,并日益弥散,构成了当代热点社会问题公共话语的一部分,甚至最庞大最有力量的一部分。这种话语常常构成了对社会实践的制约,不管这种制约是基于实践策略的考量,还是基于对所谓“真理”的认同。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近年来发生的系列社会事件中。

   今天,我们应当在经验上考察社会问题,结合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来分析社会事件,而不是陷入抽象的大词和脱离语境的无休止争论中。要勾勒当前中国法学的轮廓,辨识其知识谱系和话语基础,就必须在法律话语和实践的互动中考察“行动中的法”,必须从法律人和大众媒体对特定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论话语中考察其运用的法学知识,辨析其背后隐含的法学理论。借助一个具体的法律事件——佘祥林冤案和围绕这一事件的法律话语与法律实践,本文试图梳理知识分子和法学学者在思考和分析这一具体法律事件时的逻辑及其背后的法学理论,以及这一逻辑对法律实践的实际影响。经过梳理,我发现,当代中国法律人的法学话语大致是一种个人权利至上和程序正义至上的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这种理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并在媒体的宣传下,似乎成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音,并有意无意“压迫”着公检法等实务部门甚至党政领导承认其合法性。然而,我的研究也表明,这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存在诸多缺陷,不仅理论视野过于狭窄,过分强调一些关键词,而且充满对实际法律生活的想像和对法律事实的任意切割,缺乏对司法和执法的制度环境、社会条件的全盘关注,缺乏对特定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下司法的同情和理解,表现出很强的教条主义倾向和泛道德化情绪。[2]

   我的这一分析进路背负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容易在研究方法上被人指责为以偏概全,还可能在道义上被人指责为毫无同情心,甚至可能被人指责为反法治。这些都不要紧,也许我的判断是错的,但如果我的分析对我们在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时保持冷静的心态还有一点点帮助的话,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二、佘祥林冤案及公检法机关的反思

  

   1994年1月20日,湖北省京山县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张的亲属怀疑张是被佘所杀。4月11日在当地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亲属辨认,认定这具女尸就是张在玉,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1994年10月13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佘不服提出上诉,湖北高级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1995年5月15日,荆州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1996年2月7日,京山县检察院补充侦查后再次向荆州地区检察分院移送起诉,后再次退查。因行政区划变更,1997年11月23日京山县检察院向荆门市检察院移送起诉,12月15日,荆门市检察院将案件移送京山县检察院起诉。1998年3月31日,京山县检察院将此案起诉至京山县法院,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十五年,佘继续不服上诉,9月22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佘祥林在湖北沙阳监狱服刑。[3]

   2005年3月28日,张在玉突然“生还”,佘祥林杀妻案被证明是个冤案。之后,这个显而易见的冤案,以最快的速度被纠正,公检法机关还对社会舆论作出了回应,对冤案进行了主动或被动的反思。3月29日,荆门中院作出再审决定,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佘祥林案进行再审。3月30日,荆门中院裁定将案件发回京山县法院重审。同一天,湖北省高院召开了审判委员会,总结了避免佘祥林冤杀的经验教训。[4]4月4日,荆门市委书记看望了佘祥林的父亲,表达了歉意,表示一定要处理好这起冤案,严肃查处涉案干部,并依据有关政策法律进行国家赔偿。[5]4月6日前,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已作出批示,要求荆门市政法委对此案的纠错追责进行督办,并每日向湖北省政法委汇报情况;荆门市和京山县相关部门就善后问题展开各项工作,湖北省检察院也派员进驻京山,对佘案中的渎职违法行为展开调查。[6]

   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佘祥林案,当庭宣判佘祥林无罪。4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新闻发布会上总结和归纳了佘祥林案的经验教训。[7]5月23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专题听取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法院主要负责人关于佘祥林案件调查情况的汇报。[8]7月19日召开的湖北全省政法工作座谈会上,荆门市政法委反思和剖析了佘祥林冤案,省政法委书记也谈及了佘案的教训,并要求全省政法机关严把办案质量关,把案件办成“铁案”。[9]7月28日召开的全国检察长座谈会上,最高检察院要求所有检察院认真讨论佘祥林案等5个典型案例,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查找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建立健全规范执法的长效机制。[10]

   由于的确出现了冤案,一方面出于纠正错案的法律需要,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身形象,重建司法在群众面前的权威,公检法机关作出了积极纠错、吸取教训的姿态和行动。此外,还作了一些别的“努力”。如冤案最初被发现时,京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何正平表示:“回首佘案的整个审理程序,几乎每个环节都是合法的、公正的。”[11]当年负责办理佘案的京山公安局副局长卢定成也否定存在刑讯逼供:“像这样大的案件,我们一般是不允许,也不敢。但有些小案件,如偷盗等,(警察)动手的可能性是有的。”[12]但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民众和学者们的认同,在社会和上级的双重压力下,荆门公检法机关作了抽象的检讨,并拟对涉案责任人员进行调查处罚。

   在媒体与学界的“合谋”下,这起冤案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有罪推定、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产物;刑事诉讼法没有被遵守,人权没有得到尊重,导致了这起冤案。此后的评论也基本上按照这一条路子走下来。各种媒体和学术刊物上所见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大致意思就是:法治要求对犯罪嫌疑人实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应当得到尊重。

   我完全同意这一原则,也十分同情这个冤案的受害人佘祥林和其他间接受害人。鉴于中国社会中长期以来有法不依、有罪推定、严刑逼供、漠视人权等状况,出于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提出这些法治原则,并进行宣传,很有针对性,对中国法律的转型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具体的法律案件,因此,严肃的学术讨论必须在对案件的认真梳理的基础上,而不应在对案情的想像上,不应当脱离案件抽象地谈论一些正确的法律原则,说一些“政治正确”的空话,作一种于事无补的同情姿态,从而停留于粗糙的法律宣传和良心表达。说实话,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一冤案的真实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如冤案的“生产”过程中,警方到底是否动用了刑讯逼供的手段,至今还是个未知数。[13]我甚至认为,对我们讨论问题有着重要学术意义的某些情节,也许永远都无法弄清楚了。

   在我看来,佘祥林冤案涉及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从目前可以确定的事实来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下,作出那样的判决是否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我们是否允许冤案出现?一旦出现冤案,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那些冤案“制造者”?

   现有关于这一冤案的讨论涉及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基于事后了解到的信息,以及出现了冤案这一事实,评论人首先从原则上声称刑讯逼供违反法律,不尊重人权,但并没有对刑讯逼供的事实作深入考察,甚至抱有很多想当然的想法;他们进而指责警方在确认证据时没有进行DNA 鉴定,指责警方草菅人命;评论人还对几乎所有涉及法律程序的机关进行了检讨,使用了诸多的“如果……冤案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句式。这些都展示了当代中国法律人在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评论时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进行教条主义分析的道德话语基础。

  

   三、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言说及其社会效果

  

   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认为,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至高无上,人们组成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国家的任务也在于此。这种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国家权力天然具有膨胀和堕落的倾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14]因此,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必须实行法治。法治的精髓是以法律制约权力,这一法理学命题蕴含了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极端恐惧和极力防范。杰斐逊曾经大声疾呼:“请别侈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来约束他们(权力)吧!”[15]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什么时候法律把权力驯服为俯首贴耳的羔羊,什么时候便有了真正的法治。”[16]

   论者认为,法律是用来限制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尊重法定程序。一个人,即使是触犯了刑律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也应当受到保护。在刑事案件的侦察、起诉和审判中,犯罪嫌疑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随时都可能践踏人们权利的利维坦,因此,国家机关必须遵守法定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核心理念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纳人法律的轨道,依照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进行。根据这种程序正义的观念,刑事诉讼不仅应追求结果的公正,而且应注重过程的公正,即程序正当。它要求程序必须最大限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必须人道,以有助于实现理性、人道尊严等价值。

   佘祥林冤案被媒体曝光后,人们十分愤慨。论者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出现如此冤假错案,显然是对现代法治国家的一种嘲弄,更是对现代刑事理念的一种挑战。”[17]“佘祥林‘杀妻’冤案却表明,《刑事诉讼法》的上述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认真贯彻,而诸如有罪推定、息事宁人和从重从快等潜规则依然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我们的刑事司法一贯偏重于惩罚和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而对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的保护无辜,维护人权的功能则不以为然。……如果在佘祥林一案中我们的司法机关重视人权的保护,相信冤案也不会发生。”[18]“我们看到了错案的缘起决非办案人员的疏忽,更不是偶然中的偶然,而是权利在被肆意侵犯,司法权力被随意滥用,法定程序被置之不顾。”[19]

论者认为,司法公正具有双重涵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的一致性,也有互相冲突的地方。严格遵守程序公正的要求,可能会达不到发现犯罪和惩罚犯罪的目的;但如果只是为了发现和惩罚犯罪,那国家根本就不需要建立刑事诉讼机制,而只要有警察等暴力机构就行了。刑事司法的目的,不仅是要解决社会冲突,而且还要公正地解决社会冲突,程序法和程序就是用来防范和约束国家权力,使其公正解决社会冲突的。这表明,在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关于司法公正的两个标准当中,程序公正具有优先于实体公正的价值属性。在两者冲突时,应当首先致力于实现程序公正。因此,“‘佘祥林杀妻’冤案的发生,既是我国刑事程序法不够完善的典型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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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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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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