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

——“海上丝绸之路”西太平洋航线的安全保障、关键环节与力量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0 次 更新时间:2016-01-25 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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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友谊要靠政治。”[5]讲政治,就是花钱要花在刀刃上。习主席在非洲凭吊坦桑尼亚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寓意深远,因为这条铁路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可以体现共产党人理念的世界观和国际观。习主席说我们在“一带一路”中要算大账[6],要有正确的义利观,这些都可以从坦赞铁路所体现的精神中得到解释。所以,不能把“一带一路”简单表述为过剩产能输出;即便要将过剩产能输出,也是要义先利后,互通有无,注重长远利益,其目的就是再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形势。

   通俗来说,外交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越多越好,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得有——越少越好,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传统友好国家外,中国外交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留意观察习近平自当选国家主席以后的出访国家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国家是重点,其中还包括在南太平洋小国。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7]将这一讲话与“一带一路”战略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其次是关于建立海外基地问题。既然海上未来风险最大,“海上丝绸之路”当然要考虑海外基地问题,但若因基地与沿途国家结怨,尤其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化解的像沙俄在中东铁路上与中国结的那种大怨,那就得不偿失了。现在有些国家也邀请中国去设基地,其中既有友谊的成分,也有希望通过外交制衡抵消来自他国压力的考虑,对此我们不能期望过高。事实上,中国目前尚不具备与其大国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进行长期抗衡的实力,即便是有合同作保障,也会随国家或其他政治领导人利益考量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利益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依靠军事的力量,而军事的成败取决于补给线的远近,过于遥远的地方,比如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北极和南极等,中国可以显示一下自身的存在,但要实行地区控制就十分困难。

   当初沙俄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就体现了这个道理,从莫斯科到阿拉斯加距离遥远,当时沙俄根本无力与南北统一后的美国在此抗衡。如能早些转让给美国还能与其结下友谊,共同对付英国,否则就会在英国之外再与美国结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也夫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俄美就此加速商谈,双方于1867年3月30日最终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售购阿拉斯加的协议[8]。对此,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解释说,“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俄国)的统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弃了阿拉斯加”[9]。同样的案例也曾发生在英国身上,1940年9月27日,在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毫无应对之力的情况下,丘吉尔首相于当月请求美国提供武器,罗斯福总统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丘吉尔将已无法控制的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将以99年为期租与合众国”[10]。丘吉尔明白,武器新旧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引导美国与英国结盟,而没有这一点,英国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

   基地问题同样如此。只有在国家资源补给乃至作战力量半径能够覆盖的地方才应纳入考虑范围。当然。任何一个基地都有个控制半径问题,有的半径小,有的半径大。比如,印度洋的控制半径可达全球,因为在此竞争的对手都是英美这样的世界一流的海权大国。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环保的压力使石油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重要性几近粮食和水的“硬通货”。石油供应依赖海运,这就是印度洋海权权重不断增大的重要原因。控制半径取决于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取决于目标与本土的距离——钓鱼岛在中国的控制半径之内,但如果南海距离再远一些的话,中国对其控制力就会同比下降。中国在东海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钓鱼岛是其南下航线上的重要基地;中国在南海岛屿半径上的对手主要是美国,这是美国进入印度洋的海上生命线。这也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专力打通进入印度洋通道,而将结束东北亚战争的任务留给苏联的原因。最危险的情况是控制半径上有两个以上的等量对手,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1941年底对华作战半径拉得过长,并在中国之外又徒增美国这一对手。

  

   二、“海上丝绸之路”安全保障及其关键环节

   自秦汉开通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基于历史,着眼于现实,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鉴于“海上丝绸之路”所涉海域过于遥远,以下我们关于讨论仅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太平洋即东海和南海两条主要起航线及其安全保障问题。

   两条主线路意味着两个战略方向。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1]在这一起航线上的两个方向中,我们必须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

   笔者认为,目前东海和南海出现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12]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西北太平洋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找到了解决西北太平洋海权问题的抓手。

   战略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撤走,把延安暂时让给胡宗南就是在布势。毛泽东当年从延安撤走时曾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3]今天东海和南海的问题,本质上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在矛盾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矛盾是围绕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敌我矛盾”,南海矛盾则是雅尔塔体系中反法西斯力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各国之间的矛盾源于胜利国家间的战后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对领土认知的差异,这些矛盾对雅尔塔和平体系不具颠覆性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都有一个被镇压对象,日本法西斯势力是雅尔塔体系在亚洲的镇压对象。当年日本联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体系,建立了以德、意、日主导的轴心国体系,雅尔塔体系是战胜轴心国的结果。当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中关键条目说明,其对雅尔塔体系是敌视的,其目的是要在远东恢复轴心国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一需求冲动对雅尔塔和平体系具有颠覆性质,其一旦得势就会谋求以前的势力范围,如菲律宾、马六甲乃至关岛。这也是它在东亚盟友很少、很孤立的原因。

   在上述矛盾图谱中,如果我们错将南海当作“主要矛盾”并列为战略方向,就会在日本这个对手之外平添美国和南海这些曾与中国并肩战斗国家的矛盾,这样我们就犯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4]的错误,将本不愿紧跟美国遑论日本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15],这将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也有逻辑可寻——目前中美之间更多的一种是雅尔塔体系内部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中日矛盾比,矛盾性质不同。雅尔塔体系是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法法权安排,在这一总安排下各国的利益纠葛升级为“冷战矛盾”,且服从于雅尔塔矛盾,这与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类似。当前,日本要为轴心国体系“翻案”的行为属于颠覆雅尔塔体系的“敌我矛盾”,这使得雅尔塔体系内部的“冷战矛盾”要服从于雅尔塔体系之外的“敌我矛盾”;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南海矛盾要服从于东海矛盾。

   这些矛盾复杂性在于,美国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无原则地与当年处于“敌我矛盾”中的日本捆绑到一起,以共同对付雅尔塔体系中曾经的盟友(如中国和苏联),这是对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严重背叛。尽管中美曾是冷战中的对手,但只要美国还没有表示彻底与雅尔塔体系决裂,中国还是应该尽量要将其挽留在雅尔塔体系的大格局中,尽管它部分地背叛了这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矛盾不是绝对的矛盾,中国与日本是绝对矛盾。而在美国建立的冷战体系这一次级矛盾中,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日本要利用冷战中的美国“翻案”,而美国则更多的是借日本获利。

   分清了这两类矛盾,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美国和南海国家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矛盾。以台湾问题为例,虽然美国在冷战期间曾实际控制着台湾地区,但它只是想借此敲诈中国大陆。日本则不同,它的真实意图是想让台湾地区重回1895年《马关条约》之中,变成自己的一部分。1972年中国与日本正式建交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这并不代表其承认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这说明日本仍觊觎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地区。反之,美国则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果无视日本坐大,也会伤及美国的利益。但因距离遥远,首先受到伤害的肯定是中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纵日本以遏制中国,目的是让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再当一次美国称霸路上的“战略清道夫”[16]。

   自21世纪上半叶乃至近二三十年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相应海洋战略目标是台海统一,对这个目标最为敏感,介入和干扰程度最大的也是日本。当前,国内有学者对日本实力进行了高估。其实,日本目前在东亚政治崛起的条件已不是远未成熟而是每况愈下——在朝鲜实质性拥有了核武器后,从相当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势头;日本南部还存在着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对日本南进的拦截。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在东亚占据主体板块,海岸线绵长,防御纵深辽阔,这些对日本都是绝对性的战略优势。况且,当今东海的战略态势已与当年甲午海战时大为不同,在中远程导弹和潜艇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洋技术的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国大陆的海面上已大打折扣,日本的海战能力也会随着其近陆距离的增大而大幅递减。因此,中国从东海方向突破,不仅有较大的胜算,而且胜利后遗留的难以迅速消解的副作用(消化战果难度,这是战争指挥员评估战争得失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17])也小得多。

另外,在南海激化矛盾只能加强对手的力量,弱化自身的实力,或许可以得一些“坛坛罐罐”[18],却可能因此失去了“大势”。如前所述,围绕南海的矛盾多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内部战后利益协调出现的问题。在南海爆发冲突最符合美国仍至日本的战略利益,它们在这一地区本来朋友不多或没有朋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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