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奔: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评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 次 更新时间:2016-01-24 09: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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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奔  

   【内容提要】 《知识分子与社会》以20世纪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知识分子为对象,详述了他们在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导向作用及产生的重大影响。作者将知识分子定义为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巨大影响的“理念工作者”。但鉴于他们并不为自己所制造的舆论负责,作者将他们在职业道德上的缺陷概括为“圣化构想”和“辞令技巧”。该书对西方知识分子缺乏道德责任与底线的现象提出了直接的批评,不仅是针砭西方知识分子逾越道德底线的代表作,也是了解当代美国社会思潮难得的佳作。

   【关 键 词】《知识分子与社会》/道德底线

  

   美国珀尔修斯出版集团新近出版的《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托马斯•索维尔①的又一力作。该书不仅是针砭西方知识分子道德缺陷的代表作,也是研究当代美国社会思潮不可多得的佳作。全书共分为九章,分别从观念、经济、社会、媒体、法律和战争等六个层面详述西方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导向作用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并对当下西方知识分子阶层普遍缺乏道德责任与底线的现象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一、从“圣化构想”到“辞令技巧”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定义与影响似乎很难加以把握和界定,但其以传播理念和舆论为宗旨的职业特点却早已成为共识。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索维尔将知识分子的概念定义为“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这些人中有作家、学者等”。一句话,他们是“理念的处理者”。“知识分子的成果及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构成的。”(该书第3页,以下所引均出自该书)很显然,索维尔主要指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关于诠释知识分子实际行为的动因,索维尔一语道破:“为了理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并不是去理解他们所宣称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并非去理解他们可能真心认为自己正在做的行为,而是去理解知识分子们事实上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第281页)

   索维尔以20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为背景,并将其中许多明显的弊端和缺陷概括为两大基本特征——“圣化构想”和“辞令技巧”。前者指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立的一种完美构想,即自以为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乃至将自己或某个同一价值体系内的领军人物神圣化,并认为其将引领社会由愚昧走向文明,由黑暗走向光明。后者则指那些善于舞文弄墨,出于对自己未来美好蓝图的憧憬,要么善于辞令,避实就虚,不着边际,要么文人相轻,文过饰非地通过批评他人抬高自己,为达到标新立异的目的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关于知识分子“圣化构想”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索维尔列举了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一群说法语的柬埔寨本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名为“红色高棉”的组织,这些由教师、大学教授、公务员和经济学家等知识分子构成的“最高组织”深受当时法国左翼思潮的影响,天真的理想主义驱使他们回国投身武装斗争并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整场革命以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灾难而告终。

   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全然是因为那些信奉“圣化构想”知识分子们的一厢情愿。他们我行我素,甚至早已自我圣化,以至于将这种圣化体验视如珍宝,唯恐失之不再。正像艾略特所言:“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的坏事中有一半是那些感觉到自身重要性的人所做。他们并不是有意去做坏事——坏事本身并不吸引他们。他们看不到所做之事的坏处,或者虽然看到却为其辩护,因为他们完全被吸引到为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而进行的无穷斗争中去了。”(第88页)

   “辞令技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某些知识分子自命不凡,以无所不知而自居。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分子极为热衷于强调这样一点:他们所拥有的这种特殊知识,相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寻常知识来说极为重要”(第18页)。“这些知识分子的致命失误就在于他们假定:其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能够普遍化为各方面的优秀智慧或美德……在知识分子职业和知识准则之间作一个鲜明界定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因为知识分子职业中的有些人能够而且也的确会违反知识准则,特别是当他们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时,在他们作出关于社会的声明时,以及他们在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时。”(第12页)以理念为终端产品的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追求无可厚非,但过分的强调必将走向极端。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理性’狂热经常以经验为代价,因为这种狂热常使他们在那些自己仅有很少的知识和经验、甚至全无知识和经验的事情上具有轻率的自信”(第29页)。一句话,“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并不具有哪怕差强人意的充足知识去做他们打算去做的事情”(第149页)。

   二、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对知识分子的知识仅限于他们的专业范围而并非通才这一事实,索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在自己的领域内具有很高地位,但他们要想获得普通公众的关注,却只有超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去对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情作出含糊其辞但却引人注意的评论才有可能如愿。他们在自身专业之外的问题上妄加评判,未必就证明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南郭先生,只是由于他们在某个领域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力,使得他们忽视了自己在那些向公众言说的事情上的无知,公众往往也会忽略这一点,即他们在某些基本知识上的无知。”(第287页)

   如果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陋习还只是让公众难以苟同的话,那么违背良知、一味地迎合权贵的道德沦丧则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索维尔指出:“专家们经常被官员们召去,不是出于为负责官员的决策制定提供事实信息的目的,也不是出于为官员提供不带偏见分析的目的,而是出于为已经制定好的决策提供政治掩护的目的。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决策从体系性程序中游离出来,会导致成千上万人不得不去进行多方适应,并且人们也不得不自己承担他人的决策所带来的风险或为此付出代价。”(第24页)

   索维尔将知识分子的上述道德缺陷行为理论化地概括为:“流行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构想,其核心信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既是一个社会构想,又是一个对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构想。简单来说,知识分子不单单自视为精英,知识分子还将自身视为圣人般的精英,即自视为负有这种使命的人——要去领导社会其他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第76页)睿智、中肯的索维尔并未停留在理论剖析上,还给知识分子克服这一职业缺陷开出了可行的“药方”。他指出:“不管一个特定的构想会有多么激动人心或引人入胜,但最终都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真实性已经被筛选掉以符合某种构想之意义时,这些已被过滤的信息便会错误地引导人们制定不可饶恕的错误决策。而对于这种决策的后果,我们都必须去适应,因为它将不会适应我们。”(第156页)

   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还堕落成了极权独裁者的同谋和帮凶。索维尔写道:“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外部的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者。”(第2页)无独有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利勒在其新作《心灵的疏漏》中也对知识分子依附当局的丑陋现象做了无情的抨击:“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人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做解放者,将其难以想象的罪行当作高贵行为。那些想担当重任去真实记录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历史的人需要具有强大的承受力。”(前言部分)

   人们不禁要问,作为身处自由社会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在没有任何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为何仍然如此热衷于依附政治,服从异邦的政治强人,对那些极权的独裁者歌功颂德甚至助纣为虐?毫无疑问,他们违背良知的政治献媚和道德沦丧的直接结果便是将那些专制体制下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置于极为痛苦和危险的境地。

   三、知识分子的战争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用两章的篇幅专门剖析了一些知识分子有关战争的高论。通常情况下,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与其所处的是和平时代还是刚从战争的恐怖与废墟中走出有关。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群雄逐鹿、诸侯争霸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来说,很容易去抽象地设想战争,也很容易发现战争所独有的激动人心之处、所带来的社会整合感以及发现国家目标所具有的正向价值。战后人们对战争恐怖的普遍强烈反应又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对战争完全不同的观点,由此形成了知识分子中广泛的和平主义潮流”(第204页)。

   鉴于某些西方知识分子以世界公民自居,索维尔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爱国主义至少仍然是对这样一种基本事实的认知:一个人自身的物质充裕、个体自由和纯粹的物理性存在都依赖于个人所生活其中的特定国家的特定机制、传统和政策。个人的命运必然依赖于其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框架。当个人的命运最终被认清时,机制、传统和其国家的规范就不再可能是与个人利益漠不相关的事,即使个体只追求纯粹的个人利益时也是如此。爱国主义是对共同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同责任的一种认知。国家荣誉使我们认识到:短期理性只是导致从政者逃避作为政治家责任的一种幻觉。”(第280页)

   出于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反智主义思考,直言不讳的索维尔甚至将批评的锋芒直指伯特兰•罗素和约翰•杜威这样在世界上极负盛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前者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为琐碎的原因而去杀戮别人或者愿意被别人杀戮”(第224页)。虽然从实际效果看,他们并非造成实际严重社会后果的那类知识分子,况且他们的主流理论思想也曾经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积极意义和影响。在谈到20世纪英国裁军和削减军备时,伯特兰•罗素甚至说:“当有人建议裁军时,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象:外国入侵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并随之引发对战争入侵所特有的恐惧感。这是一个错误,丹麦的例子就显示出了这一点。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如果我们既没有军备也没有帝国,外国就会任由我们这样。如果他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不经战斗就向其屈服,那样一来我们就不会激发他们的残暴。”(第225~226页)大名鼎鼎的罗素出于何种心态并且是在何种情形下作出此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我们暂且不论,但至少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落后必将挨打。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由于贫穷落后备受西方列强凌辱而背负的民族屈辱感对于西方人而言是难以理解和想象的,即便像罗素这样的世界大文豪也不例外。这对在狼烟四起、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中顽强崛起的中国又何尝不是一种警示呢?

就职业道德而言,索维尔所说的知识分子应负的道德责任与尤金•韦伯所讲的政治家应负的“责任伦理”殊途同归。“责任伦理”与以自身理想为前提的“信念伦理”所不同的是,它还需兼顾其政治理念给他人和社会所带来的相应影响和后果,因为知识分子虽然也以创造理念为终端产品,但这些理念是非决策性的,只对社会产生间接影响,主要是为执政当局的制度和决策的制定及实施提供某些选择性方案。习惯性的思维定式使得人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作出直接影响社会公众前途和命运决策的政客们身上,而忽略了对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起码道德要求。考虑到当今世界中西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普遍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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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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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京)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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