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英:新中国宪法史与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16-01-21 23: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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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英  
七五宪法全面修改了五四宪法。宪法修改工作于1970年3月正式启动。然而,交由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宪法修改草案的形成过程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民主协商。“七五宪法在修宪过程中,1954年宪法规定的修改程序没有得到严格遵守,主要由中共中央直接负责整个修宪工作,连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也是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没有经过宪法程序。”[13] 中共中央成立的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共55人。其成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同志24人;工农兵代表和知识分子8人。[14]显然,除了8名工农兵代表和知识分子代表之外,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各国家机构领导人。而且协商也主要局限于中共中央的宪法工作小组和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内部。

   七八宪法是对于七五宪法的全面修改。与七五宪法一样,交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宪法修改草案的形成过程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民主协商。1978年修改宪法时,没有成立专门的修改宪法委员会,而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直接作为修改宪法委员会的当然成员。这个修改宪法委员会共26名成员,比七五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少31人。[15]

   带有“文革”印记的缺失了协商民主的两次修宪的最终结果,从宪法文本看,简单、粗糙,宪法几乎成为了具文。

   (三)八二宪法中的协商民主

   幸在八二宪法及时全面修改了七八宪法。1981年7月18日,彭真在向中央汇报他的修宪想法时,曾提到“1978年宪法失之过简,不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好。”[16]

   与五四宪法一样,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运用最多的民主形式是协商讨论。首先,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是协商讨论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草案),经过第三次和第四次主席团会议的集中协商讨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其次,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宪法草案的过程是体现协商讨论最集中的一个环节。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分为秘书处草拟宪法草案初稿和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两个阶段。1980年9月17日到1982年2月2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前,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各有关部门,国务院的各部委和其他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都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地讨论了1982年宪法修改问题。同时,有103名专家学者受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邀请,通过13次座谈会集中深入地讨论了宪法修改问题。从1982年2月2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到1982年11月23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属于宪法修改委员会协商讨论反复修改提出宪法草案的阶段。[17]

   与五四宪法不一样的是,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由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草拟宪法修改草案初稿,再交给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这一点不同于五四宪法制定过程中的中共中央起草宪法的做法。而且,八二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在草拟宪法初稿时,还召集了13次专家学者座谈会,这一做法不同于五四宪法起草过程中的仅局限于在全国政协、地方单位和军事单位的领导机关中进行的属于内部的不公开讨论。此外,从八二宪法修改委员会和五四宪法起草委员会人数看,八二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共106人,较之于五四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33人多了73人,应当说八二宪法修改委员会四次全体会议对于宪法草案的协商讨论更为深入广泛。

   八二宪法作为我国的现行宪法,能够调整、指导中国政治生活及法律秩序30余年,应当说与其最初的文本形成及四次修宪(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过程中能够坚守、发展制宪带来的高层次民主模式有直接的关联。

   三、宪法逻辑下的协商民主制度发展

   探寻一国宪法史中的民主模式既有助于发现与民族国家开端相勾连的地方性的高层次民主,更对于如何发展这种高层次民主有所助益。

   回溯新中国60余年的制宪与修宪史,考察分析自己宪法批准过程中不同于他者的高层次民主——协商民主的波澜起伏,使我们有理由坚信尊重宪法批准过程中创制的民主模式即尊重宪法,抛却这一模式即背弃宪法。因此,如何坚守并发展宪法之下的中国协商民主应当是最为重要的真正的中国民主问题。

   如前所述,作为政治价值的民主与作为制度手段的民主是不同的,“西方早期民主的产生,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到了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权利来追求。”[18] 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也不例外,20世纪初期,当我们激情澎湃地从西方请进“德先生”时起,似乎把民主作为一种“人民统治”的政治价值的声音总是盖过了把民主作为一种“人民如何统治”的程序性的制度安排的声音,结果我们的民主总是理性不足,激情有余;制度不足,变数有余;秩序不足,失范有余。

   长期以来,我们漠视中西方民主观念及道路的差异,把西方的民主问题等同于自己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国家走过了一条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的民主化道路,当他们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向外传播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那就是民主的全部了。而民主的另一面相是作为制度手段的民主模式,也唯有这一民主面相才构成比较意义上的民主模式类型化研究的前提。西方的民主模式基本以选举民主为主。而中国的宪法批准过程型构的主要民主模式是协商民主而非选举民主,虽然也采用了选举民主形式。至今,我们有很多学者要么在抽象地讨论“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吗?”要么一味地强调“协商民主”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有多么的意义重大。可惜的是,前者似乎找错了问题,“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吗?”这类问题根本就是西方的主要民主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后者,则过多纠缠于概念,虽然“协商民主”这一概念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但经验地看,中国的主要高层次民主就是协商民主,只不过它需要进一步理论化、制度化。故此,我们需要破除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二分的迷信,重申自己的程序性民主模式并展开制度建构。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虽说这一提法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尚属首次,但也不能将之简单解读为是对西方“协商民主”概念的接受。从本质而言,西方的“协商民主”概念及其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选举民主的弊病而提出的。而中国的实质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在我们的民族国家开端的制宪时刻即作为一种高层次民主而存在。应当说,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中国民主模式的独特性并坚持要将中国的协商民主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未来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发展之路应当是在宪法逻辑之下的,民主与宪法的内在关联性决定了民主是负有规范依赖性的,漠视宪法规范依赖性的民主是无常的,缺失理性的。

   [参考文献]

   [1] [美]珍妮弗•罗伯兹.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M].晏绍详,石庆波,王宁(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1.

   [2]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陆衡,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28.

   [3] [前苏联]列宁.列宁全集[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0.

   [4] 李倩.民国时期契约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3.

   [5] [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28.

   [6]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 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7.

   [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5.

   [8] [英]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M].腾维藻,朱宗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1.

   [9]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44.

   [10] 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64.

   [11][14][15][16] 蔡定剑.宪法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1,55,63,82.

   [12] 萧心力.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07.

   [13] 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397.

   [17]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345,386.

   [18] 郑永年.民主,中国如何选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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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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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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