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立平等:社会转型与风险控制:回到实践中的中国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 次 更新时间:2016-01-18 11: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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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立平   刘博   肖日葵   张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转型形成了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更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层面,但这种社会中心论极有可能引致社会学研究的失衡。对于当下的研究而言,必须“找回国家”或者至少把国家和社会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全面认识“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使社会学研究走向新的平衡。

   【关 键 词】社会转型/社会实践理论/风险社会/国家与社会

  

   找回国家: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以下学者观点较具代表性:

   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社会转型的概念,提出“新现代化”理论,①2006年他又进一步提出“广义转型论”,以现代性的长趋势和大尺度的历史视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②

   与此同时,李培林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结构转型论”,认为社会结构转型是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专注于对非正式制度、关系性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拓展,李培林及其团队在“社会结构转型论”框架下形成了由宏观到中观及至微观的系列研究。③

   孙立平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兴趣也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进入21世纪进一步形成“实践取向的社会转型理论”。④

   黄宗智较早提倡从布迪厄实践理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张从实践认识出发,再提高到理论,然后回到实践去检验。⑤周晓虹认为西方社会的“传统—现代”或“国家—社会”的视角已经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研究面临分析范式和立场的转换。⑥

   上述学者虽然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旨趣各有不同,并且都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但是他们都主张回到中国的改革实践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都意识到面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需要转变。

   要想全面认识正在实践中的中国社会改革,社会学还应该关注“国家”层面的社会学研究。它意味着社会学研究走向新的平衡,即从偏重于社会中心理论,“重新开始对国家产生兴趣”⑦,或者至少把国家和社会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找回国家”被视为“宏观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进行的一种范式转移”,因为二战后“各种各样以社会中心论来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现象的创举,变得越来越不可靠”。⑧

   在我国,一些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进行有益的探索。例如,渠敬东、周飞舟等进行的“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项目制”、“分税制”、“锦标赛体制”等研究,已经注意到“国家”在整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总体上,在国家的视角下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

   毫无疑问,“找回国家”能够深入思考国家或政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可能产生的妨碍或促进作用。⑨它既能揭示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⑩,也能发现“国家”在社会进步、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找回国家”才能全面认识“国家”在中国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

   因此,无论我们对“国家”力量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如何评价,把“国家”找回来,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取向。在“国家”的视角下研究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以客观的立场研究“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才有可能尝试回答“如何认识三十多年来尤其最近十余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是什么”等重大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在“国家”的视角下,对十余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进行尝试性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过分偏重“社会中心论”或“国家中心论”都具有局限性,理想的研究应该是在研究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中,考察国家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国家能不能具有自主性,国家在社会改革实践中是如何行动的。但是,由于实际研究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作如下规定:第一,本文假定国家具有自主性,能够主动或被动回应社会的需求。第二,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执政党的意志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或政策成为国家意志,本文的“找回国家”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实践。第三,本文主要研究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改革实践,即能对社会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实践活动。

   为了在理论上解释十余年来的社会改革实践活动,本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和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试图阐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十余年来要解决的最紧迫的社会矛盾是什么,保持社会稳定为什么是它的唯一选择以及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等。

   社会实践理论、实践感和实践资源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为了超越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试图在结构和个人行为之间建立相互勾连的理论;不仅关注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而且关注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反对各种唯智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最重要的概念无疑是习性、资本和场域。但根据笔者所理解的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实践感”(the sense of practice)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概念。实践感实际上是人们在一定的习性、资本和场域下的一种体验。就如布迪厄所说,实践感和习性与结构的同构性有关,即当“一些习性和结构中被客观化的同一历史的身体化时,习性所产生的实践活动才是相通的和直接适合结构的”,“实践感和经客观化的意义的一致所产生的一个基本效果,是生成一个常识世界”,一个具有直接明证性的常识世界的客观性在于“实践活动和世界意义的一致”,(11)是受各种条件决定但又不完全决定,能够理解但很难完全把握,就如对艺术品的解述,既不充分又无结果。(12)简言之,实践感是经由信念式的关系(心智图式与社会结构的契合性),行动者在社会世界中所体现出的行动逻辑。(13)

   因此,社会实践是实践感的产物。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实践感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作,是先于认知的,“在我们设想的那些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所体现的那种社会感受性就已经在引导我们的行动”(14)。实践感对于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因为,“实践感是世界的内在性,世界由此出发……故对那些虽非有意却依然是系统的、虽非按目的来安排和组织却依然带有回顾性和目的性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15)。同时,实践逻辑概念在布迪厄那里是一种逻辑项矛盾,它无视逻辑的逻辑……是任何实践感的逻辑:实践感离不开所涉及的事物,它完全注重于现时和现时中的发现,表现为客观性的实践功能,排斥反身(亦即返回过去)。但是“在时间中展开会发现种种可能性”,就如危机会提供人所不知的潜在能力的机会。(16)

   根据以上综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及其实践感可作如下命题表达:

   命题1:实践活动是在开放性的习性和场域进行的。

   ∵习性与过去的经验有关,是社会实践活动感知和理解的基础;

   ∵场域形塑习性,习性建构场域,但习性和场域是开放性的;

   ∴实践活动是在开放性的习性和场域进行的。

   命题2:实践活动遵循的是非逻辑的逻辑。

   ∵事先确定的实践活动规则与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不一致的;

   ∵实践逻辑很少是完全严密的,也很少是完全不严密的;

   ∴实践活动遵循的是非逻辑的逻辑。

   命题3:实践感与开放性的习性和场域是同构性的。

   ∵实践活动是实践感产物;

   ∵实践活动受习性引导和场域制约;

   ∴实践感与开放性的习性和场域是同构性的。

   命题4:实践感具有非逻辑的逻辑特征。

   ∵实践活动是实践感产物;

   ∵实践活动遵循的是非逻辑的逻辑;

   ∴实践感具有非逻辑的逻辑特征。

   布迪厄提炼的实践感虽然来自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但是它对于知识的生产和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具有认识论的重要意义。实践是常识赖以组织的唯一法则,实践遵循的是一种“非逻辑的逻辑”。作为分析概念的“实践感”有助于研究者认识中国共产党最近十余年来重大的社会改革取向的“非逻辑的逻辑”。概而言之,实践感受习性引导和场域制约,与开放性习性和场域是同构的,具有“非逻辑的逻辑”的特点。

   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看,实践感来自场域和习性的同构,实践感是与“被客观化的同一历史的身体化”相联系的,即与身体化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有一定的关联。本文把这些实践活动看作是影响实践感的实践资源,并进而影响当下的实践。从经验分析的角度看,实践资源要比实践感更容易把握。

   从长时段的实践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实践感首先受到三种历史文化或三种传统的影响:(1)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即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经济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2)从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3)我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并且至今仍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家国文化”。(17)本文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最近十余年来改革路径的实践感受到哪些最核心的实践资源的影响,即影响最基本的、最需要完成的改革实践的实践资源。本文认为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众所周知,“文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离开宪法和法律,所谓的大民主将演变为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对于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不能通过所谓“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就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资源高度集中。我国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集中的实质即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集中。虽然三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权力和资源如何配置进行的,出现了相对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18),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仍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在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里,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不可能应付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崛起的围堵和挑战的,也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危机和重大自然灾害。因此,在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里,加强国家能力建设、资源和权力的适当集中是必需的。集中力量办大事(19),或许是中国现代化不得不选择的一条道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建设经验,已经证明资源高度集中对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

第三,社会主义理想的塑造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实践。尽管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但是社会主义仍然是国家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也是执政党孜孜以求的。在长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下,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已经成为民众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强烈诉求。但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并有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不论是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纠正市场化改革过度的偏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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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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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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