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后现代空间理论的维度及其限度

——读苏贾《后现代地理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6-01-18 10: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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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空间至关重要,揭示空间的重构是以何种方式遮挡我们对各种后果的认知,这对我们把握当今不断变化的社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苏贾,2004:95、143)。而这一点,在苏贾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型构上会有一个更为细致的描述与分析。

   三、空间的后现代性:晚期资本主义的时空路径

   晚期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与独特维度是空间而不是时间(Keith & Pile,1993:139)。在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下,资本和权力正逐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重构社会空间,重建其对社会空间的规划和统治。在这种全新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原有的空间理论和空间体验难免会受到扭曲。然而,后现代空间论者在体验这种全新的空间现象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反省精神,仍然试图将这一全新的现象纳入到原有的空间理论框架中去理解,其结果是当他们全身心置于全球资本和信息网络所构建的全新空间时,他们发现了一种严重的空间混淆感和无力感。正是基于这种关于空间的混淆感和无力感,在与詹明信等人对话的基础上,苏贾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解释后现代现象,并试图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逻辑,从而希望为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祛魅”。

   詹明信(Jameson,1974)认为马克思所谈及的生产方式远不只是一种物质层面的生产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看待问题的辩证方式,这种方式中包含着空间等多种异质成分。在对洛杉矶鸿运大饭店这种后现代“超级空间”的分析中,詹明信指出,在当前社会,随着跨国资本的全球布局、信息媒介通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通网络而占据全球,后现代空间的生产范畴已经成功超越个人的能力,个体已经不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自身定位,从而失去存在感。因此,詹明信(1997:507-510)主张对晚期资本主义空间构成中正面的、“前进”的因素予以适当评价,并需着重对地域感重新做好具体而实际的把握,需重建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在一个新的高度和一个更复杂的层次来分析“再现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后现代地理学》中,苏贾赞同詹明信的这种“认知绘图的美学”,并认为它是一种在文化逻辑和后现代主义诸种形式中体察权力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绘图法能力,它用一种更加敏锐的方法来观察空间是如何使我们看不到种种后果的(苏贾,2004:96)。詹明信的这种大量吸取当代诸种重构过程的工具性养分(例如福柯有关单元、等级和封闭的“监狱城市”理论)的后现代地理分析方法被苏贾所借鉴,在此基础上,苏贾希望发展出一个经验型和阐释性意义上的后现代地理学理论。这种努力反映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的最后三章,借鉴詹明信关于洛杉矶鸿运大饭店与“超级空间”的分析,苏贾通过对洛杉矶城市的区域重构和后现代地理学的解释,为空间理论的思辨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化案例。

   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之中,社会互动是基于情境定位的互动,因而在日常社会交往中,身体的共同在场对于社会系统的整合至关重要。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之中,交通工具的机械化与信息交流手段的多元化已经导致社会交往的空间形式发生崭新的变化,空间的“物质特性”正在压缩甚至消失。空间日渐成为一种流动的元素,时空分离逐渐使得空间产生“脱域”现象,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情境性的地域性关联中“提取出来”,这也使得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时空路径日趋复杂。随着时间的“压缩”与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社会互动出现新的情境定位。“虚拟在场”或者是“不在场”成为日常社会互动的常态,新的空间情境定位方式为空间的区域化和社会整合带来困难。全球化赋予身体以新的政治形式,并带来了身份、民族国家认同等诸多方面的困惑(Massey,1999:27-42)。因此,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如何从批判社会理论的角度进一步厘清与整合“共同在场”与“虚拟在场”、地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等关系,这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发展的重要挑战。这也就是说,如果需要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进行重申,我们还需要对时间进行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与反思。

   四、空间的时间面向:批判社会理论的重构

   社会系统的时空构造是后现代空间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在。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登斯分析和反思了戈夫曼等学者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误解,认为他们只是将时间和空间看做是社会行动的背景,而未能讨论社会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情境定位问题。因此,在借鉴赫格斯特兰德(T. Hagerstrand)时间地理学的“例行化特征”、“时空收缩”、“场所”、“区域化”等概念的基础上,吉登斯不再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做是行动的环境,而是围绕着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方向的延伸来构建结构化理论。

   苏贾认为,吉登斯不仅将权力注入到对地理学的创造性阐释中,还表现出一种将福柯、列斐伏尔等问题综合在一起的杰出能力,这种综合能力使得结构化理论首次提供了一种有系统的社会本体论,并能够维系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申。苏贾认同结构化理论对于“时间—空间”结合的强调,并赞同吉登斯将“时间—空间”关系直接与权力生产和统治结构的再生产紧密联系的分析路径。同时,苏贾(2004:229)也赞同吉登斯的区域化这一说法,他认为区域化表达了一种在场所中发挥作用的分配性权力和权威性权力,它们是空间/权力/知识的工具性的产物,为使权力的运作既成为空间性又成为时间性提供了基础。但是,苏贾(2004:238)认为,吉登斯几乎未曾看到当代关于社会理论与空间结构,以及关于社会与空间性的辩证关系的日趋热烈的辩论。因此,苏贾呼吁从经验角度,以一种更以空间为中心的方式,将批判社会理论应用于当今时代的各种困惑,比吉登斯更深刻和更激进地对批判社会理论进行解构和重构。

   与吉登斯力主一种时间地理学的观点与强调空间的时间性所不同,②苏贾强调时间的空间性,并试图重构一种更为深刻和激进的批判社会理论。然而,在探讨社会系统的时空互构关系之时,我们需要注意当代批判社会理论中关于时空关系的几点新变化,应该从一种具体的而非思辨的方式来探讨时间和空间的互构关系。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国家政权的大量出现,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空间扩张能力逐渐减弱,相对而起的是地理空间的重新定义及对边界的重视,世界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此,时间开始变得依附于“空间”及“空间”之上的民族国家,历史也因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重新建构。虽然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空间使得当今世界产生了新的空间逻辑,但是,因现代空间逻辑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地域社会、集团等并不会被全球化空间所消除,它们正在形成新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冯雷,2008)。换言之,当代批判社会理论虽然重申空间的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并不试图走向一种“反历史”的趋势,而只是试图将历史叙事空间化,从而赋予历史以批判和反思的视野。

   正是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时间和空间交织,并呈现出以多种时间和空间混合、交互作用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所以,要充分认识当代空间的逻辑,就必然要理解时间的逻辑。尽管赫格斯特兰德和吉登斯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时间地理学,但社会理论对于空间/权力的时间面向讨论还相当有限。因此,后现代空间理论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在后现代世界中以空间与空间逻辑为主导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时间性与历史的延续性等具体经验将以何种形式来展现?(詹明信,1997:433)换言之,在重申空间在社会理论重构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需要特别重视对时间意义的重构。如果社会理论缺失积极驾驭时间的能力,不仅理论本身会给人一种愈趋浅薄的历史感,而且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也将如同詹明信(1997:433)所描述的一样,不过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混成体”。

   五、结论与反思

   综上,在与列斐伏尔、福柯、詹明信、吉登斯等空间理论家进行对话的基础上,苏贾的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对于批判理论中的空间进行了重申,同时也对时间、空间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重新辨析。社会、权力、后现代性和时间等既是空间理论的分析维度,也是空间理论的经验实践,并在相互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整合的全球化空间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空间取向的阐释性人文地理学对社会理论的解放性意义,即它试图解构和重构历史决定论的束缚,并使社会理论能够灵活多变地、批判性地解读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在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是一个有着多重维度的分析性概念,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也正朝着一个拥有多个分析维度、具有鲜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综合理论体系的方向而建构,并试图发展出一个经验性和阐释性意义上的批判社会理论体系。

   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出于对当下社会独特的时间和空间体验,然而,作为一种体验,总会有其问题所在。除了上文所谈及的限度之外,苏贾(2004:186-192)也注意到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困境或短板所在:一是经验主义的短视,即看不到隐藏于客观表象的模糊性背后的空间社会生产;二是走得太远,走向了虚无缥缈的先验性唯心主义。因此,苏贾主张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不可捉摸的空间性进行重新聚焦。虽然有学者批评以哈维、苏贾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实际上是在适当地接受后现代主义关于当代空间的差异性、分裂、混乱等评论的基础上,对旧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批判理论的新表述,所以它是一种后现代空间论,并不能反映当代全球化空间论的真正走向(冯雷,2008)。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没必要走这么远。毕竟,后现代空间理论对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贡献显而易见。从后现代空间理论的维度及其限度来看,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们对全球化时代批判社会理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了如指掌,在相关争议问题的回应上也恰如其分。

   虽然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尚存不少问题和争议,但这并不影响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构型的价值与意义。我们不能将空间看做是塑造社会集团的活动赖以发生的无内容的空维度,而是必须将它和互动系统的结构联系在一起考虑,在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本质上不存在任何逻辑或方法论上的分野(吉登斯,1998:518)。作为一种关注城市空间构型和转型的批判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有其特殊的功能层面和经验层面的意义,尤其是一种探究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的意义。③因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区域地理发展极度不均衡和阶层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后现代空间理论去分析和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诸种问题,并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区域化发展模式,这或许才是后现代空间理论留给我们的重要课题。

   本文初稿得到韩俊红、王睛锋、石腾飞等师友的精心点评。在修改过程中,本文得益于《社会学评论》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谨致谢意,文责自负。

   注释:

   ①文军和黄锐(2012)认为,由于受到后现代建构论的影响,在考察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时,苏贾直接把空间转向作为一种新的(后现代的)政治规划,因此,他把批判的焦点置于对历史决定论的结构。这样一来,苏贾既没有去理解为什么会产生历史决定论,也没有分析历史决定论是否过时,而是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将这些在他的论述中自动取消。

   ②例如,吉登斯(1998:237)强调,社会互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时间中沉淀下来的,因此,只有通过考虑这些例行化实践的重复性特征,我们才能够充分把握它们的意涵。

③近来,有学者注意到了一种城市生活中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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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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