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中国历史演进逻辑及现代化关键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16-01-18 00: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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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  

  

   

   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纵观中国历史,也是有客观逻辑的,是一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有机统一。历史总体是一脉相承的,只所以有今天这个模样,追根溯源,在历史的源头就有苗头。要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路径,答案也在历史中。

  

   一、从历史源头看,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可能更容易形成血缘性的组织

  

   从中国地理环境看,多山,不同地方环境差异大,这种情况不利于流动性,除非发生战争等为了逃命而流动它方;同时,加上自然灾害频繁等因素。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会更大可能产生家族血缘性组织特征。另外,由于制度变革具有路径依赖性,所以,到夏商周时代,中国的封建制也就更具血缘性特征,成为一种血缘封建制或宗法封建制而与西欧的封建制不同。

  

   二、中国社会为什么会走向专制主义并维持两千多年不倒

  

   (一)什么是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英语:despotism),又译为独裁主义、专制政治、专制、独裁等,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在此一制度下,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或支配力。专制主义多指政治专制,但有时也指经济专制、文化专制等其他方面。政治专制包含君主专制、政党专制等多种形式。

  

   Despotism的英语字源,来自古希腊语:δεσπ?τη?(despotes),原义为主人、拥有权力的人,跟古希腊语:κ?ριο?(kyrios)是同义词,也相当于是拉丁语:dominus。在古希腊时代,最早被用来指在一个家庭中的男性最高家长,他对于家中的奴隶拥有自然权力。古希腊人也用这个单字来形容古埃及的法老统治,在亚里斯多德著作中,称波斯大流士三世是一个δεσπ?τη?(despotes)。在1690年代,法国路易十四的政敌,以despotisme这个单字来形容路易十四拥有无限制权力的统治风格。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政府分为三类,即 democratic republics、monarchies 与 despotisms。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君主制(monarchies)是由法律给与政治权力,也由法律限制权力,这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君主。依照元首个人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想法来统治,不受法律限制,称为专制主义(despotisms),这主要以中国等东方专制王朝为代表。这个单字之后传入英国,成为 despotism,在此时,它主要用来形容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之下的所有人,都是君主的奴仆与奴隶。与绝对君主制是同义语。在18世纪时进而出现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这个名词。在19世纪后,欧洲学界将霍布斯等人对国家主权属于绝对、单一、不可分割、转让、不能被限制的看法,称为绝对主义(absolutism)。同时,对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与君主专制(despotism)这两个术语,发展出区别。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主要使用于欧洲近代史的君主制,而君主专制(despotism)则使用于亚洲等东方社会的君主制。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讨论欧洲时,就使用德语:absolute Monarchie、英语:absolute monarchy,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中就使用德语:Despotismus、英语:despotism。

  

   在中国古代已有专制这个用语,但是通常是作为动词,具有控制或决定之意,未形成专门名词,而且专制两字连用时,主要使用在形容臣下侵夺国君权力的情况。如:《左传》〈昭公十九年〉:“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 《韩非子》〈亡征〉:“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 《史记》〈穰侯列传〉:“昭王于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

  

   1866年,福泽谕吉译《西洋事情》,将 despot 意译为立君独裁。1872年,中村正直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译为《自由之理》,将 despotism 意译为霸政。1876年,何礼之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英译本译为日文《万法精理》,首次将 despotism 译为专制政治、专制。1899年4月2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引用何礼之的译法,提出专制政体一词。同时将 monarchies 译为立宪君主,而 despot 译为专制君主。同年12月1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蒙的斯鸠之学说》,将何礼之日译本中的三大类别,译为专制政体(despotisms)、立君政体(monarchies)与共和政体(democratic republics)。1901年,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称专制政体为君主有无限权力的政体。1902年《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开始译出何礼之《万法精理》。其中将专制政治(despotisms)定义为,君主一人有无限权威。专制、专制君主、君权专制或君主专制这些术语开始在中国流行。 但是跟在日语中的情况类似,这些名词在汉语中被认为是近义词,具体对应到 absolute monarchy 还是 despotism,一直没有定论。萧公权认为,专制这个译名为意译,可以被对应到专制主义,绝对君主制或独裁等。

  

   (二)专制主义及中国专制主义起源的有关探讨

  

   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对专制主义就有论述,但涉及篇幅不大,只是在讨论王制的时候提及。在讨论王制时,亚里士多德将王制划分为五类:斯巴达王制、蛮族王制、民选总裁、英雄时代的王制和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制。亚里士多德认为,蛮族王制是一种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只有君主一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是奴隶。而且,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蛮族成法保证了专制的稳定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蛮族人天生具有奴性,只适于专制统治。

  

   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从气候、疆域、环境分析了东方国家之所以形成专制政体的原因。东方国家气候不是严寒就是酷热,人民不是好战就是怯懦,好战者喜欢奴役,怯懦者甘心被奴役;疆域广阔,利于专制;国土与外界隔绝,专制容易自保;土地肥沃,人们求安求稳,容易受专制统治;而且,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风俗(宗法制等)、礼仪(礼教)、法律都有利于专制统治。

  

   德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卡尔·魏特夫(1896~1988年)在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治水经济,治水社会最终导致了专制主义。按照魏特夫的分析:在农业环境中,相对于温度、阳光、土壤而言,水源是最重要的因素,灌溉是农业经济的核心。灌溉与大型防洪工程不是单独的个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大规模的一体化协作,专制主义即发轫于此。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行政权力。这样,专制主义与大型公共工程便产生了直接关联。大型公共工程包括与水相关防洪工程,水库,运河等,也包括与水无关的道路,宫殿,陵墓,城堡等建筑等。魏特夫认为秦始皇就是“治水社会”君主的典型: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掌权初期就开始建设巨大的治水工程;他在位期间,完成了非治水性质的公共的和半私人性质的巨大工程。他在消灭了所有反对他的列国诸侯后,就建筑了上述的驰道网,使他的官员、信使和军队容易到达他的辽阔帝国的所有地区。后来他加固了长城,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在东方社会中治水关乎生存和发展之根本而成为首要任务,治水工程必然导致庞大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专制政权的建立。魏特夫所说的东方,包括了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地区。

  

   1957年和1959年,А·И·久梅涅夫在前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文章也认为,正是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农业灌溉的形式不同于希腊罗马,决定了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性质。

  

   有观点认为酋邦模式是人类早期国家走向专制主义政治的重要原因。谢维扬先生主要利用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与其他成就,尤其是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弗里德的分层学说以及克赖森等人的有关早期国家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产生道路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源自摩尔根和恩格斯的部落联盟学说的部落联盟模式,一种是酋邦模式。前者是早期国家直接从氏族社会中演化出来,后者是这种国家从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出现的酋邦社会中演化出来。由部落联盟模式产生出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具有民主的性质,如雅典和罗马。由酋邦模式产生出来的国家,政治制度则是专制性质的,如中国等。中国早期国家由酋邦而不是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酋邦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分层的社会,拥有以个人性质的权力为顶点的宝塔形中央集权权力结构,它具有专制政治的特征。酋邦向国家转变之后,从它专制特征的权力结构中,发展出来了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政治形式。在酋邦起源与酋邦向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征服与吞并活动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是造成酋邦与通过酋邦模式而形成国家的社会不平等与权力结构专制化的最为主要的因素。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一方面原因在于东方社会是一种缺乏历史创造精神和发展缓慢的社会,东方社会存在“普遍的奴隶制”,东方社会由中央集权政府负责治水事业等等;但另一方面,根本的原因是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它的政治形式只能是以王权为中心的专制制度,东方专制制度还具有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村社制度。在这样的简单的生产方式下,村社农民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块土地和家庭的生活所依,而对于国家政权形式漠不关心。

  

   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考察了20世纪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的三条不同政治道路:一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二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三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摩尔在本书中从历史角度揭示了专制和民主的起源,他认为各个社会农业商品化进程的彻底程度、商品化冲击下地主与农民的社会角色变化,决定了一国选择议会民主、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道路。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索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结论一章中,她认为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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