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儒学观与文化主张

——方克立先生学术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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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的真精神'有净化作用的功能',或者说'有一种澄清或厘清的作用'。" 这样一种看待传统儒家的态度和"五四"观正是他们开放的文化视野和健康的文化心态的体现。

  

   在谈及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时,方先生则对"大陆新儒家"的"复兴儒学"的口号和主张,以及"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之类的说法进行了评析,认为这一点体现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方先生仍然坚持他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希望能够"形成各种思想自由平等地讨论、对话、争鸣的良好的学术环境",认为"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观点,不能只提倡宽容,同时要提倡坦诚地正面思想交锋,但不要搞过去那种大批判。……要相信真理战胜错误是真理发展的规律,错误的思想只能用'百家争鸣'的方法来克服。"然而,正如方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文化选择和意识形态斗争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鼓吹'淡化'意识形态的人实际上仍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的企图',这只要看某些人批判激进主义的情绪和语言是多么'激进'就十分清楚了。" 而文化保守主义的这种"激进"的姿态、语言和情绪及其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企图",在1989年8、9月份刊发于台湾《鹅湖》第170、171期上的大陆学者蒋庆所写的3.5万字的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中表现得再鲜明不过了。

  

   方先生早就针对蒋文指出,"在今天,'儒学复兴'说决不只是为传统文化唱几声赞歌而已,它是针对中国今天的现实提出来的一种理论" 。但这一提醒并没有引起大陆学界应有的警觉和重视,故事隔多年之后,方先生于1996年又专门撰文评论该文,认为它"实际上是新儒家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故而被人称为"大陆新儒家宣言"。依方先生之见,蒋文"复兴儒学"的主张"绝不是淡化而是在极力强化意识形态",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一方面说"儒学绝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神圣天道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明确主张"儒学应取代马列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说到底,蒋文所谓的全面"复兴儒学"实不过是认为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儒学可以解决现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意识形态神话而已。方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其分析论述道: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除少数人文学科外,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不是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就是起阻碍或延缓作用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且积极地反作用于现实社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公开声明自己是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家都极力攻击这一理论,力图掩盖自己所主张的思想学说的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无例外地要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说成"神圣天道"或"普遍人性"的体现。现代儒学的辩护者也是这样。他们竭力否认作为古代自然经济和宗法血缘关系产物的,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和利用的儒家学说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愿意承认儒学曾在我国历史上起过维护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和阻碍它向近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也不愿意承认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的事实,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儒学作为一种"为己之学",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学问的"历久常新"的价值,并把这种个人的道德修养学说说成是"天德"在人心中的体现,即作为最高精神实体、"形上本源"的"神圣天道"在人心中的体现。这个"神圣天道",他们又说本来就是内在于人心中的,即所谓"道心"、"本心"、"性体"、"吾性自足"、"万物皆备于我"等等。这样,儒学的本质就被归结为一种发源于人心的道德心性之学,只要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变化气质,端正人心,就可以解决现实世界的一切问题,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问题。蒋庆的看法正是这样。……

  

   把儒学看作是一种宗教,一种所谓"道德的宗教",想依靠宗教信仰来解决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这种理论的根本错误是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它不愿意承认儒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却不能改变儒学(包括现代新儒学)归根到底还是要受社会存在决定和制约的命运,儒学和现代新儒学都抹不去它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印记。

  

   基于上述分析,在对蒋文作出全面评述的最后,方先生又重申了他的理论立场和对儒学本质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的一以贯之的看法。方先生之所以如此格外重视蒋文并在7年后专门撰文对它进行分析和评述,一方面是在此期间少有学者对其作出过有力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因为"有感于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在'文化保守主义话语'盛行的氛围下,'复兴儒学'的思潮大有滋长蔓延之势" 。的确,在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话语和思潮的兴起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由于学术环境的相对宽松以及思想的日趋多元化,"不但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大陆新儒家',自由主义西化派在90年代后期也很活跃"。事实上,"在90年代,以至到新世纪,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儒学和新儒学研究中也是这样" 。尽管到1996年底,方先生基本停止了现代新儒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仍密切关注着世纪之交儒学研究和新儒学思潮发展的新动向,并仍然深切希望中国思想界三大思潮之间的对立互动能够"出现健康的'百家争鸣'、良性互动的局面,促进学术研究正常发展" 。

  

   然而,三大思潮之间的交流对话、健康互动与良性循环"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才不至于使希望落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一种共同遵循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展开对话与交流,如果其中一方一旦朝着非理性、排他性、不健康的思想方向发展,就必然会破坏交流对话、健康互动和良性循环的局面,单纯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可能"促进学术研究正常发展"。美国学者包弼德曾说:"我发现思想的转变总是由于某些人劝说别人去相信,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有一种可能性比其他的更好。某种在一般时期内无足轻重的选择或许会持续地处在边缘,但最终走向中心。我还认为,为了证明那些被忽视的思想不无道理,学者们通过改变它们的形式来使它们与现实对话。" 我认为,借用、参考这话来观照、考察和反思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向是再合适不过了。如上文所言,早在90年代中期方先生就已意识到并提醒人们,要注意有一派"不是全面认同而是要'有异于'港台新儒家"的"大陆新儒家",进入新世纪后,这派"大陆新儒家"不但逐渐活跃起来,而且形成了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文化取向的自我标榜的"群体"。2004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有人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年"。诚如方先生所说:

  

   2004年出现了一股公开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大陆新儒学思潮,召开"文化保守主义峰会",创办标榜"儒家立场、儒学理念、儒教事业"的网站,大搞尊孔祭孔活动,推行读经运动,其代表人物还提出了以"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所谓"王道政治"方案,声称要用"儒化"的办法把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

  

   根据方先生的上述描述,也许有人会觉得"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认为不足与辩。然而,包弼德对于思想转变的反省却使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样一股思潮的兴起,因为他们企图努力劝导人们相信,在当今的中国,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儒化"是一种更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选择,信仰儒教比信仰马克思主义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性,儒家"'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儒家化的"现代仁政"优越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只有政治儒学或重新建制化的儒教才是一种能够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或"全能教义"。基于这种信念,他们在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一条全面"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用儒学(或孔孟之道)取代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儒教国家"的社会政治方案和文化路线。显然,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意在改变传统儒学和港台海外"心性儒学"的形式来使它们与现实对抗,而不是对话。本来少数大陆新儒家人物处在边缘化的对抗选择,在"文化保守主义年"里有意制造和激化的各种各样无谓的思想论争中,却使他们有了一种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的感觉,姑且不论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它的确已足以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它的存在和加强对它的关注与研究了。正因为如此,方先生以其一贯敏锐的思考和前瞻性的发展的眼光来反省和看待这股思潮,将其提到一个足以引起人们重视甚至令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倍感兴奋的高度来认识和界定它。方先生是如此评析这股思潮的:

  

   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从"五四"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它至少有两点"新发展":其一是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其二是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二者都表现为从精神学理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从个人修养领域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大力推进,力图积极实现儒学转化政治、转化现实社会的功能。

  

   方先生指出,大陆新儒学作为现代新儒学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即心性化、形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 。这样一种将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的诉求"表现了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化现实的功能的重视,表现了其积极有为的姿态"。遗憾的是这种"积极有为"并不是顺历史潮流而动,而是用到了相反的方向,其实质是一个"要与马克思主义争指导地位的问题,要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性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股大陆新儒学思潮甫一高调出场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引起了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先生的高度警觉、关注和深切思考,思想的交锋与论辩在所难免。《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和《大陆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就是他在病中对这股"崇儒反马"、"复古更化"思潮的观察与评析,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对其作出的最早和最有力的回应。在方先生看来,这股思潮不仅在政治上危害性很大,而且在学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是极其荒谬、武断和落后的,比如:

  

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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