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儒学观与文化主张

——方克立先生学术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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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新儒学研究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

  

   作为中国哲学史家,方克立先生原来的学术研究重心是在中国古代哲学 ,尤精于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所作的系统深入的论述和阐释堪称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经典之作 ,另外,方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亦有十分精到细致的梳理和论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方先生虽然并未放弃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但对自己学术研究的重心却做了一些重要调整,开始转向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尤其是以其异常敏锐和富有前瞻性的学术眼光高度关注和重视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成为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和学术领域的一位主要领军人物 。

  

   现代新儒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术思想或文化思潮?方先生为何提出要重视对它的研究?这一研究究竟具有什么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在今天,尽管学者们在关乎现代新儒学的认识和看法上依旧充满着观点的分歧和论争,但这样一种文化思潮对于我们毕竟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学界的绝大多数人对它不但感到十分隔漠,甚至还处在一种懵懂不知的状态。1986年,方先生在大陆学界率先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并给它下了一个经典定义:"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相对于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来讲,现代新儒家所致力的目标是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他们"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一方面是汲汲于返本以接续儒家一贯相承的"道统"、弘扬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另一方面则又力图"开新"以融合、会通西学,谋求实现民主、科学的"新外王"事业,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时代的需要。这一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而在解放后断顿了30多年、实已成"绝学"的思想派别和文化思潮,能够重新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并引起高度重视,乃至成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门"显学",与方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在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中,方先生始终坚持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整体格局中,力求做到"同情地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力求对其作出客观、科学、理性、公正的理解和评价。而且,方先生一开始就意识到,"此一课题的研究有着学术思想史研究和现实思想斗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前一方面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后一方面的意义在研究工作开展过程中则显得越来越重要,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要想充分了解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仍然必须回溯到现代新儒学产生之源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激烈反传统"所引发的文化论争。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反思的日趋激烈,特别是新旧思潮之间斗争的日益激化,20世纪初的中国终于走到了一个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最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革命,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它也可以说是由中国现代新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一场"试图通过思想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 。依方先生之见,正是这样一场思想革命和现代化运动,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文化论辩和思想斗争,并催生出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三个派别或三大思潮,"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 。它们都是"现代中国思想斗争的产物",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思想派别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思想议题,就"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而展开的思想斗争和文化论战的产物。

  

   一再强调应立足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鼎足而三"的思想格局来研究、反思、总结和评价现代新儒家及其思想文化主张之是非得失、哲学贡献与理论困境,充分体现方先生的良苦用心与远见卓识。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初,在西化思潮居于文化论争的主流导向的精神氛围下,当时不少人由于缺乏基本了解而对港台海外新儒家以及他们"儒学复兴"的主张感到"很反感","认为在今天讲复兴儒学是十足的保守、落后、倒退,'是对历史的一个反动'",从而"把现代新儒学看作是同中国现代化完全逆向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认识在当时相当普遍,"反映在思想界,就有一派激烈批评新儒学、与其势不两立的观点,他们往往被称为'彻底的反传统派'" 。对于这种由于隔漠不知而导致的极端反感和敌视"新儒学"的思想观点,方先生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不同意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同中国现代化完全逆向的精神力量,甚至认为它是'反现代化'的观点。我认为上述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因此,"从根本上说",三个派别或三大思潮"代表着当今世界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和冲突",应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审视和反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三大思潮互相冲撞激荡,既有斗争又有联合,形成内外交织、色彩斑斓的思想斗争画面" 。在他看来,这三派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它们的认识和评价可以有所不同,而不应对其中的任何一派全盘否定。

  

   上述看法不仅阐明了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种视野宏大而开阔、视角独特而辩证的整体性的研究路径,揭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学术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事实上也特别传达了一种为现代新儒家正名辩诬乃至引导人们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这种学术文化思潮的深层用意。仅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方先生实是使大陆学界同情理解和客观评价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最公允平正的学术引领人。然而,学术研究不可能漂浮在没有立场、不辨是非、缺乏方向感的理论真空或真理雾化状态中,因此,尽管认为"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分析和评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方先生却力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现代新儒学思潮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研究。通观方先生十多年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学术成果,我认为可以将方先生的主要学术观点、立论要义和思想创见,从方法论的角度和意义总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整体性的思想史视野与研究路径。

  

   思想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某一种思想单线孤立地演进的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尤其如此。"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是方先生在宏观审视中国现代各派思想走向及其相互关系时提出来的。他不但看到了各派之"异"即思想分歧、相互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一面,而且注意到各派之"同"即共同的时代背景、问题意识以及目标、手段上的某些共同性,因此认为三派思想并非绝对互相排斥,而是也有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和建立起一种互动与互补关系的可能性。他认为,"研究现代新儒学不能离开这样一个总体的思想背景,不能离开中国现当代的其他思潮来孤立地进行研究,特别是在考察儒学的现代命运和未来前景时,不能不同时关涉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未来命运问题" 。因此,他在进行现代新儒学研究时,一开始就强调必须结合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把它放到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体联系中去考察"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宏观、开阔的思想史视野,方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它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大致同时产生,并在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发展。" 这"鼎足而三"的三个派别或三大思潮,都关切"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都有救亡图存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都力图向西方寻求真理,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出路问题,而又都想避免已经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借用史华慈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不过对同一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而已"。因此可以说这三派都是适应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推动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三派思想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化启蒙的真实内容"。

  

   在我看来,上述思想史的研究视野,明确提出并始终立足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其意义不仅在于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三大思潮并存的客观事实和它们之间对立互动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寓含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和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只有把它放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总体思想格局中,才能对其作出准确的定位,认清它的实质和发展走向;而且研究者也要把自己放到这一总体思想格局之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理论立场、视角和方位,从而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方先生对自己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理论立足点始终非常明确和自觉,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其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研究,目的是为了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中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因此,所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决不仅仅是一种对自身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简单宣示,它也不仅仅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深层次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两大思潮之间的交流、对话与互动。对方先生而言,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就意味着应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与现代新儒家进行对话,其间既有交流也有交锋,甚至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学术论辩。事实上,随着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大陆学界与港台海外新儒家的接触和交流、对话和互动也在不断深化,方先生文章中提到的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同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国际中国哲学会两年一届的年会以及海峡两岸越来越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都为现代新儒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交锋提供了机会和舞台。方先生的《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第三代新儒家掠影》、《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等文章,则在不同程度上记载或反映了这些交流和交锋的真实情况,应该说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料价值。

  

正因为现代新儒学研究本身即意味着两大思潮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所以方先生从来都不把现代新儒学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僵化已死的客观研究对象,而是反复强调"现代新儒家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活着的思想派别","现代新儒家思潮在今天还不能算是完全过去了的历史,它还活着,还在发展" 。他与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样一个仍然活着的、发展着的思想派别进行研究,其根本意义就在于这一研究本身即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两大思潮之间开展交流、对话、互动的经典范例。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陆学界对现代新儒学的重视和有关研究成果的大量发表,对于改变新儒学'寂寞孤怀'的命运发生了奇妙的戏剧性的功效,因为它在台港也没有如此受人青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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