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彦:公开死刑资料:联合国的要求以及中国的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7 次 更新时间:2016-01-17 21: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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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彦  
[57]在这三个五年期内,中国的处决人数超过了其他有数据的保留死刑国家在同期处决人数的总和。[58]

   当然,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中国的绝对处决人数位居世界第一并不令人惊奇。但是,考察一个国家的死刑情况,除了要看其处决的绝对人数之外,还需要看被处决人数在每百万人口的估计年平均比例。从秘书长提交经社理事会的报告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在1994-1998年、1999-2003年、2004-2008年期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01、1.04和1.22,在保留并执行死刑国家中分别排在第7、8和6位。[59]尽管从处决人数在每百万人口的估计年平均比例来看,中国使用死刑的情况不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但在人口大国中,却是最严重的。在全世界除中国外人口过亿的11个国家中,目前有7个保留死刑,但它们在同一时期的处决人数在每百万人口的估计年平均比例都远低于中国,以下就是其中5个国家与中国的对比情况(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则因为在任何五年期中的处决人数都不到20人而未被收入统计表格):[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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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联合国文件表明,中国对这些报告中使用非政府组织的估计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本身作出任何评论。如果说这些数据低于在所涉期间中国的实际数据,则不好理解中国政府为何没有表示反对并公开实际数据,这不得不让人有反向的猜想。

   (二)中国公开死刑数据的障碍与利弊

   中国不仅从未公开死刑资料中最重要的内容,即任何时期有关“判处死刑人数、死囚人数和已处决人数”的数据,而且从未正式解释不公开的原因何在。

   中国为何从不公开死刑数据?有学者称,中国不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数据是“基于国际和国内等多方面原因的考虑”,[61]但没有明确这些原因和考虑有哪些。许多学者都提到一个情况,即死刑数据在中国是国家机密。因为官方从未正式宣布过死刑数据是国家机密,所以甚至可以说,连死刑数据是国家机密这一情况本身都是秘而不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第9条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按照上文介绍的世界范围内对国家安全的通行理解,公布死刑数据似乎难以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损害,除非对国家安全另有解释。因此,死刑数据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只能是因为其公布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然而,很难说公开死刑数据能够对中国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任何具体利益构成损害,唯一能设想的,只能是因为中国的判处死刑人数和实际处决人数都数量巨大,一旦公开将“令人震惊”,[62]可能“引起他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63]“被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恶意利用,给国家形象造成不良的影响”。[64]换言之,公布死刑数据所可能损害的国家利益,只能是国家形象。

   尽管公开死刑数据可能有损中国的国家形象,但也有若干有力的理由能够证明,公开死刑数据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不公开死刑数据反而“可能会招致各种不同的猜测,毁损我国的国际形象”。[65]这是个简单的得失计算问题。全世界都已经认定中国判处和执行死刑的数量巨大,只是不知道精确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遭到了两个方面批评:一是使用死刑的情况非常严重,二是在死刑数据上不透明。而如果中国公开死刑数据,则至少可以避免第二个方面的批评,并且“更能体现出我国对待死刑案件的合法、公开、透明,体现我们坚定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的决心和信心,也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到我们在死刑控制上取得的进步”。[66]当然,如果中国判处和执行死刑的实际数量大大超过国际社会的估算,第一个方面的批评可能会更猛烈。对于这些批评中的恶意攻击,中国可一如以往置之不理;对于这些批评中的善意评论,中国或者可以诉诸国情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能为人所接受的解释,或者可能需要反思如此依赖死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是否真的必要。可以说,目前不公开死刑数据的做法尽管可能出于维护国家形象的需要,但从长远来讲,不公开死刑数据的做法给国家形象带来的损害将会超过尽早公开这些数据在短期内可能造成的损害。另外,自2007年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以后,中国死刑执行数量已有较大幅度的下降。[67]基于此,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公开现在的死刑执行数量,“可能面临的国际压力也将明显降低,甚至有可能小于中国不公开死刑执行数量所面临的国际压力”。[68]因此,中国适时但尽早公开死刑数据对国家形象总体上是有利的。

   其次,公开死刑数据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还有助于公众监督中国的死刑使用情况。一方面,对于诸如死刑这样的重大法律和社会问题,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司法利益的情况下,公众应有充分的知情权,包括了解死刑的具体使用情况。另一方面,“作为司法机关采取的最严厉制裁手段,死刑的人数及政策执行情况,理应属于人民监督权的重要对象范畴”。[69]这种监督有利于“防止死刑执行数量出现过大的起伏或者反弹,进而更好地督促中国限制和减少死刑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而不公开死刑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各方对中国落实死刑政策的监督,不利于死刑制度改革的深入”。[70]实际上,就死刑问题,“监督权与知情权是紧密相连的,死刑监督权的实现乃以知情权为前提,只有公布死刑具体人数,民众才有可能对死刑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总体评估和有效监督”。[71]

   第三,公开死刑数据“有利于正确认识死刑的功能和作用,为死刑威慑力的研究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72]死刑的威慑作用是保留死刑国家经常援用的理由之一,也是中国公众普遍相信死刑具有的效能之一。就死刑对于犯罪是否具有威慑作用,是否能遏制和减少犯罪,一直存在争论。然而,如果相信死刑具有这种威慑作用、希望死刑产生这种威慑作用,就越有理由公开死刑数据。[73]就死刑的威慑作用与不公开死刑数据,奥尔斯顿曾提出疑问:“先抛开有关死刑是否能遏制犯罪的实证数据不谈,保密有可能加强这种威慑效果吗?”他指出,当然可以主张说,潜在的罪犯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会设想最坏的情况。然而,即使可以认为罪犯会有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但事实却是,政府将死刑资料保密并不是为了让死刑的使用情况看起来更厉害,而恰恰是为了淡化死刑和处决的实际数目。因此,保密更可能有损死刑的任何威慑效果。[74]可见,在死刑的可能威慑与不公开死刑资料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死刑与犯罪率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作用,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也许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经验和规律。但无论如何,只有公开死刑数据,才有可能对死刑与犯罪率之间的联系、对死刑的威慑效果作出科学的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四,公开死刑数据有利于中国尽早批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75]中国在1998年签署该公约之后,迄今没有批准,但“正在继续稳妥推进行政和司法改革,为批准该公约做准备”。[76]如果说联大、经社理事会以及人权委员会要求各国提供和公开死刑资料并没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公约》缔约国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则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义务。中国一旦批准《公约》,就必须提交履约报告;如果报告中没有提供死刑数据,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必然提出疑问和批评。与其到时受到这种疑问和批评,或者被迫提供数据,或者仍拒绝提供数据而遭到更多的批评、形象更受损害,不如尽早自行公开死刑数据,表明中国至少在这一方面,的确在为批准该公约做认真准备。

   最后,公开死刑数据有助于公众对死刑问题的认识和讨论。现在中国的公众普遍赞成死刑似乎无法否认。有很多学者和机构对中国的死刑民意进行了抽样调查,这些调查无一例外都显示中国公众普遍赞同保留死刑。[77]这样的实证调查对了解中国公众有关死刑的意见有很大的价值,但都有一个不能归咎于调查本身的缺陷,即这样的调查都是在被调查者——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专业人士——对中国实际使用死刑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一个极为合理的问题是:如果被调查者获得了有关中国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的数据,了解了中国实际使用死刑的状况,调查的结果和结论会不会有所不同?[78]

   民意或者说公众意见的确是“死刑决策绕不开的因素”。[79]但是,“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尤其是在为废除死刑创造条件时,应当充分认识到引导死刑的民意具有重要意义”。[80]关于如何引导公众意见以推进废除死刑,有人提到了诸如加强法制宣传、启动死刑启蒙教育,推进有关死刑的司法活动公开化、透明化,完善刑罚结构、改革刑罚制度,加强媒体倡导、引导网络民意等措施;[81]有人提到了工具本位转换、政府责任主导、文化守成改造、学术取向转型等发展路径;[82]有人提到了多层推动、分类引导、自然过渡等路径选择。[83]但问题是,当需要被引导的公众意见更多地基于主观感受和情绪而非客观事实和认识时,如何能确保公众意见被引导到理性的、负责的方向?还有人提出,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学者负有开启民智、提升民意的重任”;[84]刑法学者应引导民意、启蒙政治、改造文化。[85]但问题是,在本身都不了解中国实际使用死刑情况的限制下,学者又如何提出有说服力的见解?

   奥尔斯顿在分析有关死刑资料的透明问题时,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在2003年给他的一项答复中指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本国人民的愿望,决定保留或废除死刑”,然后立刻评论说,“但显然,这种决定和愿望无法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形成”。[86]因此,如果中国希望顺利地实现“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目标乃至最终废除死刑,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公开死刑数据,因为这“能够提高公众对于死刑问题的关注度,同时有利于降低公众对于死刑的认同感”。[87]

   五、结论

   长期以来,联合国各有关机构都要求各国提供和公开死刑资料。这种要求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重大的道义力量,国际社会中任何负责任的成员都不能对其充耳不闻。对于联合国各份报告体现的有关公开死刑资料的重要性的意见,决不能将其当作秘书长的个人观点,也决不应将其当作某些国家、特别是被经常当作标靶的“西方国家”的片面观点,以国情为由不理不睬。

   最近几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已经减少并计划和承诺继续减少死刑罪名、修改《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等举措,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表明,“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不是空洞的宣示,而是切实的政策。能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中,充分认识公开死刑资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尽早公开中国的死刑数据,将是检测中国愿意为限制、减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而采取多大努力的一块试金石。也许在短期内,中国仍不会公开死刑数据,但“随着司法的日渐公开透明,尤其是随着中国适用死刑数量的不断下降,中国的死刑数据终将解密”。[88]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注释:

   [1]Capital Punishment, UN Publication Sales No. 62.IV.2 (1962).

   [2]第二次报告:Capital Punishment:Developments, 1961-1965;该报告后与第一次报告结集出版,Capital Punishment, UN Publication Sales No. E.67.IV.15 (1968)。第三次报告:E/5242and Add.1 (1973)。

[3]E/5616 (1975) (1969-1973); E/1980/9 (1980), (1974-1978); E/1985/43(1985) (1979-1983);E/1990/38 (199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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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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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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