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彦:公开死刑资料:联合国的要求以及中国的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6-01-17 21: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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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彦  

   可以看出,“死刑资料”与“死刑数据”的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死刑资料的含义更为广泛,包括了一切与死刑有关的信息;[39]而死刑数据的含义比较狭窄,专指有关“判处死刑人数、死囚人数和已处决人数”等实际数据的资料。因此,死刑数据是死刑资料中的核心部分。一国即使公开了大量与死刑有关的其他信息(如法律规定了哪些死刑罪名、对死刑案件有哪些程序保障),但如果没有提供或公开作为其核心的死刑数据,就没有满足联合国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

   三、公开死刑资料与减少和废除死刑的趋势

   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多项决议都宣示了减少和废除死刑的目标。1971年,经社理事会的第1574(L)号决议和联大的第2857(XXVI)号决议首次提出,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是逐渐限制可判处死刑的罪行的数目,以期在所有国家内废除此种刑罚,以充分保障《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所规定的生命权。人权委员会1997年决议表示“确信废除死刑有助于加强人的尊严和人权的逐渐发展”,“呼吁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考虑暂停处决,以期完全废除死刑”。联大2007年决议吁请所有仍保留死刑的国家“逐步限制死刑的使用,减少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暂停执行处决,目标是废除死刑”。而公开死刑资料,对于减少和废除死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公众意见与死刑的存废

   在联大于2007-2012年4次通过“暂停使用死刑”的决议之后,分别有58、53、53、47个国家以普通照会的形式,对决议表示了异议。[40]在照会中,这些国家声明它们“一贯反对任何暂停使用或废除死刑的企图,认为这违反国际法现有规定”,其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1)在是否应该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不存在国际共识;(2)死刑是对最严重罪行的一种重要威慑,必须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并在顾及受害者的权利和有关社区的安宁和安全生活的权利的情况下加以考量;(3)保留或废除死刑的问题以及哪类犯罪适用死刑的问题应由各国在充分顾及本国人民的感情、犯罪状况和刑事政策的情况下加以定夺;(4)就死刑的存废,每个国家都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设定的主权权利自由地确定了符合本国社会、文化和法律需要的道路,以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安宁,任何国家都无权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严格说来,第一点和第四点并非保留死刑的理由,而只是表明这些国家认为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各国可以各行其是;而第二点和第三点可以说反映了保留死刑的两个最主要理由,即死刑具有威慑作用以及公众意见或曰民意赞同死刑。抛开死刑是否对犯罪具有威慑作用不谈,此处需要分析的,是公众意见与死刑存废的关系。

   许多国家援引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在联合国文件中文本中对应用词是“公共舆论”)作为保留死刑的理由。在秘书长提交联大的报告中,就多处提到了这一点。例如,白俄罗斯报告说,该国于1996年举行的全民投票表明,多达80%以上的白俄罗斯公众赞同保留死刑;肯尼亚承诺废除死刑,但同时指出公众普遍支持保留死刑。[41]还有一些国家如科威特、利比亚、阿富汗等则援引宗教信仰的理由,表示废除死刑不符合伊斯兰教法,[42]而这种宗教信仰也与公众意见有紧密的联系。

   尽管有些国家的政府能够在多数公众仍支持保留和使用死刑时就暂停使用死刑甚至废除死刑,但在现代民主国家,公众意见绝对是一个无法无视的因素。问题在于,公众意见是如何形成的?能否加以改变?若能,如何加以改变?公众意见作为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多数人对某一事务或现象的大体相近的认知、判断、态度和情感,其形成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如一国的政治、文化、宗教传统等比较稳定的因素,也有如一国的政府引导、媒体报导、谣言传闻等比较临时的因素,“是交织着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统一体,具有相当的情绪性、不可捉摸性”。[43]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任何人在形成意见时,如果能对有关事务和现象的客观情况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其意见中就会含有尽可能多的理性和公允(尽管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理性和公允)。由此,就有了“知情的公众意见”(informed public opinion)的说法,即这种公众意见是在公众充分知晓有关事务和现象的客观情况以后形成的,这样的公众意见比起在未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公众意见,可能基础更坚实、看法更理性、态度更公允。

   回到死刑问题,以上分析意味着有关死刑存废的公众意见只有在公众充分知情时,即充分了解了本国使用死刑的实际状况时,才谈得上理性和公允,[44]才能成为民主国家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决策的合理根据。但在实践中,并非少见的情况是,一些国家诉诸公众意见作为保留死刑的理由,但这种意见却根本不是公众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奥尔斯顿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一个国家一方面援引公众意见,另一方面却有意向公众隐瞒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资料,这明显是说不通的。如何能说公众赞同一种他们几近一无所知的做法?”他接着指出:“如果公众意见对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么看来政府就应该促进对死刑资料的获得以确保这种意见是在尽可能知情后得出的。如果一个政府坚持对死刑作原则性的辩护,却拒绝向其人民透露适用死刑的程度和理由,这是不可接受的。”[45]不能不承认,在依赖公众意见作为保留死刑的理由与不公开死刑资料之间,的确存在奥尔斯顿所说的逻辑矛盾。因此,如果希望作为保留死刑的理由之一的公众意见站得住脚,这种意见就必须是在公众充分了解死刑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外,公众对于死刑的意见是能够加以引导的,但引导公众意见的最有效和合理方式之一,同样是向公众提供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尽可能详细而真实的信息(本国的以及其他国家的),从而使得公众意见的改变与其形成一样,是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公开死刑资料会导致的情况

   在一个保留死刑、公众意见也予以赞同但并不知晓本国使用死刑的实际情况的国家中,当政府公开死刑资料、公众知晓本国使用死刑的实际情况时,公众意见会不会发生改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问题。需要有实际样本,才能判断出,公众在知晓本国使用死刑的实际情况后,其意见是否会改变;需要有足够的样本,才能判断出,这种改变是否有一定的规律以及这种规律可能是什么。本文所使用的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决议、报告等文件都没有提供足够的样本,甚至少有实际例证。但从这些文件的某些论断中,仍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联大最近两次有关暂停使用死刑的决议不仅要求各国公开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资料,而且提出“这会有助于展开可能的知情而透明的国内和国际辩论,包括关于国家在使用死刑问题上所担负义务的辩论”。[46]因此,公开死刑资料的至少一个后果将是有助于保留死刑国家内部的辩论。只有在公众获得有关本国死刑使用情况的全面、详细、准确资料之后,任何有关死刑增减、存废问题的辩论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沦为完全受主观倾向和感性认识左右的空谈。秘书长在多份报告中指出,缺乏关于处决人数或死囚人数的全面数据对于开展辩论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阻碍,因此只有向公众提供与死刑相关的资料,这种辩论才能有意义。[47]秘书长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中还指出,“废除死刑对许多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只有在经历一个困难、甚至激烈的全国辩论时期以后,这个过程才会结束”。[48]可见,由于死刑问题极为复杂,即使国家公开了死刑资料,也很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充满争议的过程,才能废除死刑,更不要说在国家不公开死刑资料的情况中。

   认为公开死刑资料有助于公众对死刑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有助于废除死刑并非一家之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12年曾组织召开一次有关废除死刑的专家会议。会上,一些专家指出,只有更多的公开才能让公众对死刑的适用形成更有意义的观点。[49]挪威外交部长在为“国际反死刑委员会”(一个致力于废除死刑的非政府组织)2013年发布的报告《各国如何废除死刑》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人民越熟悉围绕死刑的各种事实,他们对废除死刑的抵制就越小。因此,国家在使用死刑方面表现出更大的透明度很重要。从长远来讲,这将促成基于事实的公开辩论。”该报告分析了13个国家废除死刑的过程,并总结了为减少和废除可以采取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公布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资料,包括被判处死刑者的人数、被处决者的人数以及他们被判处的罪名,以便公众充分知晓情况”,国家机构和公民社会能够开展有关死刑的“自由、知情的辩论”。[50]

   当然,公众意见本身就是难以捉摸的,具有情绪化、易波动、模糊性等特点,[51]与死刑的关系问题更为复杂。[52]即使死刑资料公开,也并不会必然导致公众意见会从赞同死刑转向反对死刑,因为公众对这些资料仍可能有取有舍、见仁见智,有些人可能会改变原先的意见,有些人则可能强化原先的意见。秘书长的报告也只是称,知晓死刑数据之后的辩论“有可能”导致废除死刑或走向废除死刑的步骤,[53]而没有断言这种辩论一定会导致废除死刑。《各国如何废除死刑》的报告尽管强调了公开死刑资料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即使获得了这样的资料,公众意见也可能出现剧烈的波动,特别是在对严重犯罪作出反应以及媒体广泛报导这些罪行时”。[54]无论如何,只有一国公开了死刑资料,并在公众据此就死刑问题开展自由、充分辩论的基础上决定其死刑政策,这种政策才具有尽可能大的合理性。

   另外,秘书长的多份报告还指出了其他一些相关信息的重要性:“为了这种辩论的有效和透明,同样重要的是确保公众能获得均衡的信息,包括有关犯罪情况以及在不采用极刑的情况下对其予以打击的各种有效方式的准确信息和统计数字。”[55]公众获得这些信息和数据后,就会更理性地认识和思考一些问题,例如即使从完全功利的角度、将剥夺生命当作一种可以接受的打击犯罪的手段来看,死刑与其他刑罚以及控制犯罪的手段相比,究竟有多大的效能和价值,而不会将死刑的存废问题简化成非此即彼的“赞同还是反对死刑”的问题。对于让公众更加全面地认识死刑问题,这些资料可能比有关判处死刑人数和处决人数的单纯数据更为重要,同时有助于拉近“法学精英”与普通民众在认识死刑问题上的距离。

   四、中国应尽早公开死刑数据

   中国从未向联合国提供有关任何时期的判处死刑人数和实际处决人数的数据,也从未在国内公开这些数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次上,中国不公开死刑数据的做法一直饱受诟病。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目标的情况下,有必要根据上述联合国决议和报告中对公开死刑资料的要求,审视中国的情况和问题。

   (一)秘书长报告中的中国死刑执行情况

由于中国政府从未向联合国提供或以其他方式公开过死刑资料,或更准确地说,有关判处死刑人数和处决人数的数据,秘书长的各份报告不得不使用来自其他渠道,特别是来自两个定期监测中国死刑使用情况的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又译“国际特赦组织”)和“释放该隐”(Hands off Cain)的资料。这也是这些报告处理本身未提供死刑数据的国家的死刑情况的惯常做法。对于秘书长报告中如此获得的有关中国死刑情况的数据,无从判断其可信度和可靠性,尤其是不同的组织得出的数据可能相差极大。例如,对于2008年中国的处决人数,“大赦国际”和“释放该隐”的估计就很不相同:前者估计处决人数为“至少1,718人”,后者估计处决人数为“至少5,000人”。[56]但无论秘书长的报告采用了哪一数据、其依据是什么,其中所给出的中国处决人数都是惊人的。秘书长提交经社理事会的每次报告都载有所涉五年期内,保留死刑国家的处决人数列表(以能获得资料的国家为限),其中,第六、七、八次报告载有中国的处决人数:1994-1998年为12338人、1999-2003年为6687人、2004-2008年超过8358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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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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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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