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彦:公开死刑资料:联合国的要求以及中国的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9 次 更新时间:2016-01-17 21: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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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世彦  
在国际法中,这种义务首先源自一项人权条约,即目前已经有168个缔约国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其次源自一般法律原则。

   (一)信息自由与公开死刑资料

   根据《公约》第19条,缔约国有义务公开死刑资料。一般认为,第19条第2款规定的是表达自由,而“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对这一规定的传统理解是,与个人的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相对应的国家义务主要是一种消极的尊重义务,即不干涉个人享有和行使这一权利的义务,不包含国家公开信息的积极义务。但随着有关表达自由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现在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不仅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不干涉这一权利的享有和行使,还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证这一权利得到享有和行使,即负有公开信息的积极义务。联合国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的特别报告员阿比德?侯赛因(AbidHussain)就曾强调,“人人都有权寻求、接收和传递信息,这为政府施加了一项积极义务,即保证能够获取信息,特别是就政府所掌握的信息”。[22]负责监督《公约》实施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在其有关第19条的一般性意见中称,“为落实获取信息的权利,缔约国应积极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23]因此,目前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一项原则是,在现代民主国家,个人有信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或曰知情权(right to know),而国家负有公开信息的义务。

   信息自由之所以从仅意味着国家有不干涉个人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的消极义务,演化为还有公开信息的积极义务,是因为信息自由不仅对实现个人的表达自由以及其他相关权利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民主国家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任何公共机构(其核心是政府)掌握信息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非这些机构本身的利益,因此公众有权知晓这些信息,公众机构则有义务公开这些信息;第二,公共机构公开信息、公众知晓信息,有利于公众监督公共机构的运作,提高其效能和效率并在其出错时问责;第三,公众只有获得充分的信息,了解公共机构为何作出某种决策、如何实施这种决策,才能真正地、有效地参与决策,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24]

   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资料显然属于一种事关公共利益的信息,国家有义务予以公开,以便公众监督死刑的使用情况并参与有关死刑的决策。奥尔斯顿就提出,透明是对公正的最可靠保证,当国家取代个人报复而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有被滥用的风险,而公众监督才能制约国家不滥用死刑,才能保障死刑案件的公正。[25]

   《公约》第19条被解释为要求缔约国承担公开信息的积极义务,也就意味着《公约》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有权利要求国家公开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资料。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真实发生过。2004年,一位吉尔吉斯斯坦国民托克塔库诺夫(Toktakunov)向该国司法部局提出申请,要求获得有关该国判处死刑人数等情况的资料。司法部拒绝提供这一被吉尔吉斯斯坦法律列为“机密”的资料。托克塔库诺夫在用尽国内救济后,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来文,指控吉尔吉斯斯坦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19条第2款等规定享有的权利。2006年,吉尔吉斯斯坦告知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被判处死刑人数的数据已经被解密,并提供了2003-2006年判处死刑的人数等数据。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将有关数据解密,但人权事务委员会仍受理并审结了来文,其意见可归结为三点:(1)表达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得国家掌握的信息的权利,国家有义务或者向提交人提供所要求的资料,或者根据《公约》第19条第3款说明为何要限制这种权利;(2)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2003/67号决议和第2004/67号决议所持立场,公众对于获得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资料,有正当利益;(3)吉尔吉斯斯坦在没有作出相关解释的情况下,限制托克塔库诺夫行使其获得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资料的权利,这不能被认为是为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所必需。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是,吉尔吉斯斯坦违反了《公约》第19条第2款、侵犯了托克塔库诺夫根据该款享有的权利。[26]

   该案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向人权事务委员会解释为何要限制国民获得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资料。而一旦要解释,就只能诉诸第19条第3款的规定。与绝大多数权利和自由一样,信息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国家可以为了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者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而限制表达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显然,公开死刑信息不会有损公共卫生或道德,也很难想象会有损公共秩序——除非将民众可能就死刑问题表达的不满和愤怒看作是有碍稳定、影响社会正常运转的因素。那么,能否基于唯一剩下的、保护国家安全的理由,不公开死刑资料?

   奥尔斯顿指出,在相当多的国家,有关死刑的资料“笼罩在机密中”,有关处决或死囚人数和身份的数据并不公开。[27]他以越南、中国和印度作为例证,指出不公开死刑资料最经常援引的理由就是这种资料是国家机密,一旦公开就将损害国家安全。他认为,以国家安全的考虑将死刑资料规定为国家机密没有法律上的正当理由,因为《公约》第14条第1款明确要求缔约国公开死刑判决(具体论述见下一段),而且“有关司法工作的基本资料决不应被认为是对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28]按照多位国际法专家拟订的《关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各项限制条款和克减条款的锡拉库萨原则》,“只有在为对抗武力或武力威胁,保护民族生存、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而采取限制某些权利的措施时,才能援引国际安全作为采取这些措施的正当理由”。[29]如果说这一原则对国家安全的界定有些狭窄,那么多位国际法、国家安全问题和人权专家拟订的《关于国家安全、表达和获得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对于国家安全做了更全面的界定:“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的限制,除非其真实目的和可见效果在于对抗武力使用或威胁以保护国家生存或其领土完整,或者保护其应对武力使用或威胁的能力,无论这种武力使用或威胁是诸如军事威胁等来源于外部的,还是诸如鼓吹以暴力推翻政府等来源于内部的,否则就不是正当合理的。”[30]显然,将死刑资料列为国家机密的真实目的和可见效果并不是为了对抗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武力使用或威胁,也无助于保护国家和民族生存、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因此国家安全完全不能用作拒不公开死刑资料的正当理由。

   (二)公正审判与公开死刑资料

   根据《公约》第14条第1款,缔约国有义务公开所有死刑判决。这是因为,“透明是公正和有效的刑事司法的一项要求”。[31]《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对包括刑事案件的所有案件的审理均应公开,但可基于某些理由或需要不公开;对包括刑事案件的所有案件的判决也应公开,但也有例外,即在案件有关少年的利益、诉讼有关婚姻争端或儿童监护问题时,判决可以不公开。显然,对于死刑案件,即使其审理可基于某些理由或需要不公开,其判决也必须公开,因为《公约》第14条第1款允许不公开判决的理由主要有关民事案件,基本不适用于刑事案件。对于所有判决均应公开的要求,奥尔斯顿认为,除了极为有限的事关家庭法事项的例外以外,不允许为了公共秩序、国家安全或司法的利益对这一要求进行任何限制,对于向公众隐瞒判决这一司法过程的最后痕迹,民主社会绝没有任何利益可言。[32]而当《公约》缔约国必须公开所有死刑判决时,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了死刑资料,尽管只是其中一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和罪名,而不涉及被处决人数),而且不是以整体统计数据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似乎已经没有理由不公开有关死刑使用情况的详细统计数据。

   (三)缔约国报告制度与公开死刑资料

   结合《公约》第40条和第6条,缔约国有义务提供死刑资料。《公约》第40条规定的是缔约国报告制度,根据其第1款,每一缔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一年内以及每逢人权事务委员会作此要求时,向该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明为落实《公约》规定的权利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些权利得到享有方面取得的进步。结合第6条(特别是其第2款),这意味着缔约国在报告中,应说明如何只对最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判决如何没有违反《公约》的其他规定、执行死刑如何经过了合格法庭的最后判决等情况,还应说明为减少和限制死刑采取了哪些措施,因为这属于在生命权得到享有方面取得的进步。显然,只有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死刑资料,缔约国才算就第6条善意履行了第40条规定的报告义务。在这一方面,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要求。该委员会在2010年通过的《各缔约国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0条应提交的条约专要文件准则》中,对于缔约国在报告中就第6条应提供的资料,提出了5项与死刑有关的具体要求,特别是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在报告期间所判处的死刑数目、执行的死刑数目、被判处死刑者的罪行的性质、年龄、民族出身和性别、处决方式、减刑或缓刑数目以及等待被处决者的数目”。[33]而在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缔约国报告的实践中,如果缔约国未提供有关判处和执行死刑情况的详细资料,该委员会必定会提出质疑和要求。例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也门的第二次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称,因为缺乏有关可能判处死刑的具体罪行和判处死刑之案件数目的资料,无法评估也门是否遵守了第6条;[34]在审议也门的第三次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要求也门提供关于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和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的详细资料。[35]类似地,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初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对于该国拒绝透露被处决和判处死刑的人数以及这些人被定罪的理由深表遗憾;[36]在对乌兹别克斯坦第二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针对仍缺乏该国判处死刑人数、判罪原因被处决人数的资料的情况,提出该国应当提供有关被判处死刑人数和被处决人数的资料,还应当定期公布这类资料,以供公众查阅。[37]

   在上述三项国家应据以公开死刑资料的义务中,除第三项义务即报告义务是由《公约》这一特定条约规定、只约束《公约》的缔约国以外,前两项义务可以说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寅)项含义之内的“为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按照国际法学界的通常认识,这样的共同于国内法律制度的一般法律原则构成国际法的渊源,对所有国家都有法律约束力。

   (四)公开死刑资料的内容

对于国家应公开的死刑资料的内容,联合国不同机构有多种口径。经社理事会第1989/64号决议要求的资料“包括判处死刑人数、实际处决人数、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人数、经上诉后死刑被撤销或减刑人数以及给予宽大处理人数”。联大2012、2014年决议所要求的是有关“判处死刑人数、死囚人数和已处决人数”的资料。人权事务委员会除了要求《公约》缔约国提供有关“所判处的死刑数目、执行的死刑数量、被判处死刑者的罪行的性质、年龄、民族出身和性别、处决方式、减刑或缓刑数目以及等待被处决者的数目”的资料以外,还要求缔约国提供资料说明“目前的死刑状况以及旨在进一步减少或彻底废除死刑的任何动议或计划”、“可判处死刑的罪行以及死刑对这些罪行的适用是否是强制性的”、“犯有可被判处死刑之罪行的18岁以下个人或孕妇的情况”以及“哪些法院有权判处死刑,采用的程序、就死刑上诉的可能以及寻求赦免或减刑的额外权利”。奥尔斯顿认为,公众必须在年度基础上获知: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被实际处决的人数、经上诉后死刑被撤销或减刑的人数、获得宽大处理的人数、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人数以及上述各项数据按罪犯被判罪行分列的情况。[38]可见,无论按照哪种口径,最重要的资料仍是联大决议所要求的“判处死刑人数、死囚人数和已处决人数”,如果还能对这些数据按罪行、年龄、性别等分列,则更为理想;其他方面的资料也是多多益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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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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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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