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贵华:佛教入世的文化担当与出世的圣道坚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4 次 更新时间:2016-01-13 23: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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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贵华 (进入专栏)  

  

   我的报告实际是一个提纲,题目是“佛教入世的文化担当与出世的圣道坚守”。佛教具有文化的角色以及宗教本位的角色,必然对入世和出世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一 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我的思考的出发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国梦。这里不谈与政治的关系,仅考虑文化建设所参与的部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真正迈向未来而崛起,一定要有优秀、先进与健全的文化作为内在的精神力量,没有这样一个文化精神力量就无法支撑持续稳定与全面发展。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需要而且根本在于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但现今中国文化的现状难以满足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与历史的要求,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要知道一个大文化的重新铸型关键是其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大国、一个大民族的文化不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内核来发展,这样的文化必然是无根的,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获得稳定性,很难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但中国现代百年来的历史总体上看无异一个审判、批判传统文化的历史,到文革时差不多已摧毁了儒释道,文化祖坟已然坍塌。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有改变。这就需要来一场传统文化的复兴,否则中国的文化未来是暗淡的,更遑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2、儒、佛、道作为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文化主体融合的整体,其中儒佛道这三个文化主体构成了根干。这里主体是能在相当程度上自主发展的实体的意思。文化的复兴涉及到传统的传承,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作为传统文化三主体的儒释道应该如何恢复重建?能作为根干的传统文化主体,当属优秀传统文化范畴。这样的传统文化主体有双重身份,即,既是传统文化,又是传统宗教。作为主体性传统,必须具有四个层次的精神特征,即超越性、普世性、传统性与时代性。超越性指深度,不受具体的时空与历史、文化背景等的影响;普世性指广度,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普遍的适用性;传统性指历史上构成了漫长时期的延续,具有相当坚固的存在性;时代性指面向新时代、新环境、新问题,能够方便调适,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古代儒、佛、道三个主体文化都具有这四个特征,所以既是传统文化,又是传统宗教,差别仅在是否平衡具足而已。比如,儒家传统文化的色彩浓重,但传统宗教的色彩较淡一些,道家虽然两方面都具足,但其传统宗教一面是通过道教来体现,而道教与道家的关系并非完全一体,只有佛教作为文化与作为宗教的两种角色不仅是平衡的,而且是一体的。这样我们可知,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的角色体现在儒佛道三者中的情况不同,儒家是二者一体,但不平衡;道家二者平衡,但一体性不足;唯佛教一体性与平衡性兼具。儒道两家最先都是从文化角度开展出宗教性的,佛教则是从宗教角度落地本土化而获得文化性的,但最终它们都获得了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的两重性,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三大主体。

   总的来看,传统文化的文化性质与宗教性质是关联在一起的,包括道家与道教间也不例外。这两种性质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儒、佛、道作为传统文化主体,不仅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功能,而且体现了宗教传统的功能,带来直到近现代的中国文化的稳定延续。

   3、宗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形成

   佛教作为传统文化与传统宗教是以传统宗教为本位的,而且它的传统宗教的性质与地位是作为外来宗教实现本土化后转身而获得的。这就涉及到中国民族本有的宗教以及后来传入的其他宗教的问题。这意味需对中国的宗教进行区分,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即民族宗教、国民宗教与传统宗教。民族宗教指民族自己本有的宗教,国民宗教是指一切合法化的宗教,而传统宗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宗教。传统宗教与国民宗教都可包括从外传入但已合法化的宗教。中国道教是从民族宗教成长起来的传统宗教与国民宗教。中国佛教不是民族宗教,但是国民宗教,也是传统宗教,而象基督教等虽然是国民宗教,但既不是民族宗教,也不是传统宗教。

   民族宗教可以发展为传统宗教,进而成为传统文化主体,外来宗教也可转化为传统宗教,乃至成为传统文化主体,但其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逐渐融入这个新环境而落地生根,最终成功转型,正如佛教所经历的那样。

   如果从文化角度看,也存在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分类。一个传统文化主体的形成可以是民族文化或者民族宗教成长而成,在此过程中还可能有外来文化元素的不断加入,如儒道那样;也可能是通过外来文化或者外来宗教本土化后的转型实现的,如佛教那样。

  

   二 中国佛教的文化担当

   1、佛教自身文化主体性的重新确立

   进入近现代,中国遭遇千年未有的文化大变局,西学东扫,工业文明渐取代农业文明,儒、佛、道面临现代化挑战。尤其在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压制中,传统文化整体在意识形态性质上被判为负面存在,儒、佛、道各自的主体性与本位性都渐渐丧失,完全边缘化。改革开放后,情况渐渐有所改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定位方面,将儒、佛、道纳入了优秀文化的范畴,三者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意义得到肯定。

   从现今的存在状态看,儒、佛、道三家差别很大。就儒家来说,实际上在现代一百年来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地位,仅是一种优秀的文化资源,而非现实存在的真正实体。道家通过道教仍保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地位,不过道教实际已非常弱势,规模太小,情况不容乐观。相对而言,虽然在现代佛教的文化主体性地位已弱化,甚至在文革时几乎被中断,但通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得到了较大恢复,到现在这三者中,可以说真正只有佛教的文化主体性地位还较为稳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关键还得看对佛教的文化定位,看佛教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说,儒、佛、道三家的恢复与重建,应该以佛教为领头来开展。

   2、佛教作为现时代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

   中国文化复兴需要把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发展。在优秀文化中主要是指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但现时代真正能够重新塑造与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地位并保持发展势头的就是佛教。具有主体性地位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具备超越性、普世性、传统性与时代性,但在儒佛道三家里边,佛教最完整、最平衡地具备了这四种要素。

   首先,在超越性上,佛教以解脱觉悟的出世目标为内在趣求,不仅要证得诸法实相所摄的真实境界,而且要获得涅槃自在的理想存在,所以具有超越性是明确的。

   其次,在普世性上,佛教有影响广泛的精神建立,一是思想核心,即缘起与空的思想,二是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三是慈悲感恩的观念,这三方面使佛教的精神价值对人类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普遍意义。

   再其次,在传统性上,佛教进入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了,早已经落地生根,融化入中国的文化血脉中,成长为了一个不可分割与动摇的坚固传统。

   最后,在时代性上佛教也是无与伦比的。时代性主要指适应性。这可从两方面看。第一,中国佛教具有最为强大的融合性,毕竟圆融性是中国佛教的基本文化特色之一,这已经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了。因此,佛教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第二,超越性与普世性可显示佛教对变化的时代与环境的适应性,如要依据普世性观察,可以缘起与空的思想为例来简单说明。可以提出一个强表述:缘起性空的思想是适应时代性的一种最好的精神形态,为什么?因为从性空来说有出世性,从缘起来说有入世性,出世性与入世性是不二的,是一体的;性空具有批判性,而且是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而缘起思想有建设性,批判性和建设性这两者也是不二一体的;空意味的是亲切、直指的趣向,代表真实性、智慧性的一面,而缘起代表慈悲的一面,随应众生而显现;空又代表原则性,有原则的坚持在其中,同时缘起又有一种方便性,可以因时因地、因各种条件来方便的进入和方便的开展。所以佛教的时代性即因应性、适应性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最强的。

   佛教相对于儒、道在四因素的具备方面更健全一些。儒家文化在超越性与时代性方面有所不足,道家文化在普世性与时代性方面也类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佛教现今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主要的代表。换句话说,在古代儒家文化是儒佛道中的代表,但现时代在儒家文化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后,则是佛教了。

   3、中国佛教在传统文化中的担当

   佛教作为具有主体性存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整个中国文化复兴中,要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文化担当,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曾提出重新构建中国文化的新价值体系,这确实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心所在,在其中佛教应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复兴与重建中要发挥核心作用。

   具体来看,中国佛教应该承担起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弘扬者与守护者的重担。佛教自身作为主体性文化存在,理所当然要传承与弘扬佛教传统,要坚守自己的主体性与本位性,但作为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同时要领导、支持与守护整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中也寄望于佛教发挥这样的作用。中国佛教应该肩负起这个带头重任,引导全体优秀传统文化来相互配合,来整合资源和力量,在新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佛教在传统文化复兴中的担当。

   中国佛教以其缘起和合思想、智慧慈悲精神与圆融特色,能成为对世界各种文化的融合以及各种宗教的沟通的黄金纽带与可靠桥梁。中国佛教历史上在东亚就已经起到了这个伟大作用,对现时代来说这也是一个具有现实重大意义的可能。

   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开展中,佛教也要有自己的文化担当。我曾把人类文化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小文化时代、大文化时代、普世文化时代和整体文化时代。小文化时代是指文化的整体教化意识还没有形成的阶段,到文化的整体教化意识形成以后就叫做大文化时代,这样一种文化意识的出现是以整个人类作为教化视域的教化立场为标志的,也就是轴心文化的形成,特征是神和圣的文化。这其中,圣的文化是东方如佛教、儒家这样的文化,神的文化是西方的基督教这类文化。后一阶段是普世文化时代,这是科学人文的文化。西方科学文化讲人和自然的对立,人和其他生命的对立,是一种二元分立的文化精神,这明显不符合人类精神的发展趣向,也不符合人类生存的发展趣向。所以下一阶段文化是能超克二元对立的文化,可称整体文化,也可称广义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观待的是相对独立但又关联在一起的整体,强调生命、自然、精神是合一的。在未来的整体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必能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佛教其基本思想“和合缘起”观能直接体现整体文化的精神,更应弘扬自己的独特文化价值,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佛教对迈向未来的文化,对全球化的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建构,要有真正的担当精神,但这还需要自己在自信心与弘扬力度方面空前努力。

  

   三 中国佛教面向未来的开展

   1、反思传统中国佛教的弊端

   佛教自身的文化定位,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担当,最终当依赖于佛教自身面向未来的发展。只有充分发展了的佛教,才能承担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重任。但佛教面向未来的发展必须以反思传统中国佛教的问题作为前提。

佛教最初在中国传播的形态是民俗性质的,后来经过上层文化精英的提倡,在南北朝慢慢又形成了精英层面的佛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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