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5 次 更新时间:2016-01-13 10: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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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益龙  

   【内容提要】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经验事实来看,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其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后乡土中国主要体现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及维续意味着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在于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关 键 词】乡土中国/后乡土中国/基本问题/未来出路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对乡村的“微型社会学”研究[1],还是宏观实证调查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是认识论规律使然,我们认识事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透过各种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二是学科传统使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的研究实践中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为农村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永恒而又变迁的议题,永恒是指这个问题需要永远留在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的心中,变迁是指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研究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思考和重新认识此问题。

   本文旨在结合“乡土中国”的理论传统并从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和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后乡土中国”概念,以此来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探讨面临的基本问题及解决出路。

   一、何为后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ideal type)概念。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

   费孝通构建的乡土中国理论,实际就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因此,乡土中国即指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确切地说,20世纪4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

   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为何是乡土社会呢?或者说,乡土性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费孝通赋予乡土性质三个主要维度:一是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二是社会空间的地方性,三是社会关系的熟悉性。

   由于乡土社会的主体——农民主要靠种地谋生,他们与泥土分不开,依赖于土地,同时又受制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4]所以,乡村里的人基本是不流动的。而且,“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5]

   事实上,乡土社会的非流动性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是农民的农耕生计模式,以及与这一生计模式相联系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形态。依赖土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摆脱土地空间的束缚,只能世代定居,一代代繁衍下去,很少有变动。

   乡土社会空间的地方性是相对于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为村落而言的,即农民聚村而居的现象和事实。乡土社会的地方性一方面反映农民的活动范围受到生活空间的限制,即农民的各种活动主要限制于村落之中;另一方面,地方性还表现为因生活空间的限制而产生较为孤立和隔膜的社会交往圈子,亦即以村落为边界的“社会圈子”。如果说农民依赖土地而进行的农业生产代表的是乡土社会的“土”的性质,那么,农民生于斯、死于斯的村落空间,则集中体现出乡土社会的“乡”的性质,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乡,这里的生活“乡里乡亲”。

   从社会关系性质来看,乡土社会是熟悉的社会或熟人社会,这与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呈现本质的差异,城市里的人与人之间即便相互认识,也不一定相互熟悉对方的底细,而在乡土社会里,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知根知底的,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6]在相互熟悉的基础上,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得以形成。

   乡土社会熟悉性的、信任的社会关系,反映出乡村社会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规矩的内生性,即乡土秩序所赖以形成的规则基础是在村落内自然形成的,村里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也就是礼俗规则。乡村秩序主要靠礼俗规则维持,村民与外在法律规则相距遥远并不熟悉,更谈不上依法理规则行事。二是规矩的习得性,即村民遵守礼俗规矩,不是靠专门的机构来灌输和施教,而是在亲密交往中经常性学习获得并遵守的。

   乡土中国理论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验现实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用以解释当时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经验现实并非静止,而是与时俱进的。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不可能性质保持不变。如今,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后乡土中国(post-earthbound China)已经来临。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

   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首先,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共产党领导、在农村推进的土地革命到1952年底除个别地区外已基本完成。农村土地革命不仅彻底打破农村以往的土地占有格局,而且伴随着土地所有制性质发生的变化,乡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社会的“土”的性质无疑发生了变化。尽管农民依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未改变,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显然已不同于从前。

   其次,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结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是要把个体农业生产改造为合作化的集体农业,也就是模仿苏联的农业模式。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已进入合作社,其中87.8%的农户迈进高级合作社。[7]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向了巅峰状态。经过人民公社化改造的乡村社会,不仅仅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从个体农户经营走向了集体经营,而且也使乡村社会空间的地方性发生转变,乡镇变为人民公社,村落变为生产队,村民变为社员,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还意味着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性质发生了改变。生活在村落里的社员的活动已经不仅受制于村落,而且还受国家计划和集体的制约。所以,村落从地方性走向了公共性和政治性,政治活动已广泛地嵌入到村落社会活动之中。[8]

   再次,发端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进,农业生产告别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体制,回归到个体农户自主经营体制。“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而且对农村社会内部的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集体经济中的平均主义关系和结构随着土地承包和个体农户的独立经营而发生了重大转型。”[9]而且,经营体制的改革也拓展到乡村社会生活领域,乡村社会生活的政治性逐渐褪色。尽管农村改革后的农业生产回归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但这个家庭经营已不再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小农生产,而是既有传统性又有计划性的家庭农业,因为农业生产依然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框架下进行的。还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乡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社会出现“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新趋势。[10]由此可见,一些地区的乡村社会,农业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乡村已演变为“亦工亦农”的社会空间。

   此外,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乡村社会迈入快速的市场转型期。在乡村,一个“市场社会”也在悄然兴起。[11]乡村社会的市场转型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乡村“大流动”的出现,即乡村从不流动走向“大流动”时代。随着农业集体和粮食配给制的终结,以及市场制度的兴起,一方面体制对农民行动自由的约束力减弱了,而市场给农民的机会增多了,于是大量的乡村劳动力为了更好的收益开始涌向城镇去“闯市场”[12],大批村庄也就变成了“流动的村庄”。[13]第二,农民与政府、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乡村主要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既受政府相关政策影响,另一方面又在响应市场需求。第三,乡村社会生活空间的分化。伴随劳动力的流动,乡村已不再是农民比较固定的生活空间,乡村主体已分化成两大类群体:外出流动群体和留守群体。对于外出流动群体来说,村落虽还是他们的家乡,但已不是其主要的劳动和生活空间了,他们需要在乡村和城市两个空间里来回移动。

   市场转型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14],从根本上改变了乡土社会结构。之所以说是根本性改变,是因为市场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民生产活动的性质,并打开了村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从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看,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具有后乡土性[15],后乡土中国就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和解释。

   后乡土中国是基于乡土中国理论和中国乡村转型与发展经验而提炼的一个理想型概念,“后”的涵义类似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后”的所指,即指一种类型的社会经过变迁和发展之后所处的阶段性质。后工业社会并非指工业的终结,而是指工业发展之后社会将以服务业为主。[16]所以,后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乡土的完全终结,而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型。

   有学者用“新乡土中国”来描绘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我在这里不用“新”字而用“后”字,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1)“新乡土中国”只是一种描述和提法,并没有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加以发展,尤其是把乡土本色与新乡土相提并论,存在着逻辑悖论;[17](2)“新”字有着“替代”的涵义,而与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的意思不太吻合;(3)“新”与“旧”相对立,将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经验概括为“新”的,难免有价值倾向和政治性意义。

   作为一种理论解释,后乡土中国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将当前乡村社会理解为后乡土性社会:

   第一,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和维续,使得乡村社会保留着部分“乡土性”特征,而没有彻底转型为城镇化的社会。目前,农村地区的广泛存在,而且它们与城镇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客观现实表明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性特征依然存在,只不过是部分地保留和延续着。因为乡村只有部分人口从事农业、部分时间生活在村落、部分熟人规则演变为交易规则。

   第二,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如果说封闭性、不流动是乡土社会的最突出特征,那么,流动性则是后乡土社会的典型表征。流动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乡—城之间的空间位移,而且还包含职业、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以及乡村社会空间的变动性。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很多问题都是与流动密切相关的,因而流动是理解后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现象。

第三,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在城镇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分化。无论在区域层次,还是在村落、家庭和个体层次上,乡村社会的发展水平、职业结构及阶层结构都有了较大的分化,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例如,在村落层次上,有些村落成为工业化的村落,有的成为“城中村”,有的在土地整理中变成了合并的新村,有的则成了“空巢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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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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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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