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 莫嘉诗 王斯福:可持续城市社区的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 次 更新时间:2016-01-13 10: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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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   莫嘉诗   王斯福  
小区早期规划停车位不够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随着入住率的提高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私家车的增多也成为居民和物业共同面对的问题。业主又提出建议减少绿化面积,将地面平整后改建成停车场,也同样被物业指出很难操作。

   小区维护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小区居民与物业公司的重要矛盾。开发商在小区规划时将小区外围商品房规划为底商,随着辖区交通的便利和经济的发展,餐饮业的发展为居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夜晚油烟的排放、摊位占道经营以及营业时间过长、饮酒过度带来的不安全因素等,影响居民正常出行和休息。在小区内部,矛盾则最集中在物业费的收取、物业服务的定位和基础设施的维护、建设方面:物业长期疏于管理,公共设施破损时需要很久才会发现并维修;而居民住房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时,物业公司的维修费用又要比成本费用高出一半左右,很不合理。据物业公司反馈,小区建成时期依照国家有关物业管理条例制定物业费用之后,再也没有过物业费的增长,物业费用偏低。长期的低廉的物业费用在当前物价不断增长的市场中给物业服务带来很大困难,尤其是小区基础设施需要全面维护整修、资金紧张、物业工资和收效低,难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物业管理人员也要面对居民拒交物业费用的现象,更增加了服务难度(物业人员访谈KM-LY-K3-2012)。而在居民反映的状况中,则认为物业费用已经足够整个小区的维护,居民不断缴纳物业管理费却根本没有看到物业管理有服务行动。双方在就此协商之后,物业公开账目,但还是无法达成一致。

   在居民与物业的矛盾之中,双方都意识到成立业主委员会可以是当前一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居委会成员访谈KM-LY-K2-2012)。物业提及资金匮乏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解决,其一是住户购房时缴纳的大修基金,其二是协商提高物业费价格。但是,依照当前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两项工作都需要业主委员会或小区内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后方可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业也表达了对于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支持。但业委会并没有成立起来,并且两次主要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一次是,居民们建了一个QQ聊天群,大家讨论集体向房管局提交申请。在线上线下的讨论后,一部分积极分子被选出来准备申请书,但是,在查看了相关政策后,参与者都很失望,因为他(她)们发现,只有项目开发完成——即使仍有小部分空地被开发商推迟建设也不能叫“完成”——申请才能被接受,也就是说即使该小区2006年就入住,还是不符合申请的条件。另一次的尝试是居民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有些积极分子认为大部分业主,尤其是外地来昆明居住的业主没有业主意识,以及“缺乏核心价值观”,同时“政府法律不支持,开发商不同意,业主主观也不统一”(居民访谈KM-LY-R1-2012)。而物业表示在很多管理问题上如果没有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人力争取绝大多数业主的同意,所以物业也支持业委会成立。针对业委会的问题,居民也与社区居委会联系,希望能由居委会出面组织。但依照相关规定,居委会没有权力成立业委会,居委会和业委会实际上都是居民自治的表达,居委会只能协调、监督,两者之间到底关系如何还没有定论。

   与城市中心的居委会类似,居委会和社区服务部门有大量服务事务要去承担,人员和资金又经常不够,还要大量承担行政任务。不同的是,因为城市边缘社区居民成员的复杂性以及物业管理的封闭式小区,使居委会的工作难以开展。一方面居委会抱怨物业不支持居委会的工作,因小区都带门禁,物业掌握了比居委会更详细的居民信息;另一方面物业公司则抱怨居委会什么事情都来找他(她)们,甚至计划生育的统计工作——物业认为这完全不是他(她)们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对于居委会来说,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某些工作正逐步向社区延伸或转移,但各职能部门在下放工作时往往经费和职能未到位,权责又不明确,没有体现“费随事走,权随责转”的原则。随着工作的下放,各职能部门的检查、考核、验收,造成基层社区工作的“行政化”倾向,导致了社区服务成为“副题”,主业成了“副业”,严重影响基层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开展和工作效率。在居委会看来,社区服务、基层社会工作都需要一支庞大的队伍,应当包括专职、兼职和志愿者三大群体,但目前的专职服务队和兼职队伍人数有限,志愿者队伍虽已建立但作用发挥受到制约,由于队伍小,人员少,同时社区居民又不配合,也造成“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下面的事情都是糟的”,应开展的服务开展不起来的局面(居委会成员访谈KM-LY-K2-2012)。

   这个居委会的辖区内的另一个住宅小区则以“农转城”人口为主,是当地村委会和开发商之间协商之后村委会集资为所有村民建成的四栋楼房,一栋有电梯,三栋没有。住房分配采取随机的方式,分配之后很少有人将房子卖出或者租给外来人。旧的行政组织仍然存在,即传统自然村的三个生产队处理村民间的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居委会的负担。村民觉得他(她)们的新住房不如以前旧的房屋设置——以前的房子有很大的储物空间和生活空间,现在只有三室一厅是自己的。他(她)们说自己新的住房环境就是“住洋房,受洋罪”。但是,他(她)们很享受与邻居、亲戚们还住在同一个社区,附近的交通状况在改善,依山而建的地理优势也使这里的空气很好。

   与这两个小区相邻的涉农社区还维持着传统的居住方式,是第一次修路拆迁集体改建的住房小区,基本是由4-6层并排而建的房屋组成的,很多居民都把房间出租或底层的改为商铺。因为还不是像周围重建后的高层封闭式小区,这些村民担心他(她)们面临二次搬迁的可能。在这个社区里,当地的节日庆祝传统还保留着,一些老年人轮流祭祀土地神,神像放在村里仅存的一个小公园的大理石桌上,社区居委会也会为没有工作的农民组织免费的计算机培训班。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经济保障问题,因为靠他(她)们所学的这些基本技能还是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工作。他(她)们多以赔偿款和房屋的租金为生,但是他(她)们担心孩子将来的教育、工作问题,以及找不到工作才40多岁就闲在家里。村民们认为昆明城市化和改造是好事,是发展,改善了居住环境,但是反反复复强调希望政府不要再改造已经规划好的新村。

   (二)城乡结合部

   这个居委会正式成立于2004年,由七个自然村组成。和上面的案例不同的是,几乎一半人口是外来的租户,但他(她)们与房东的关系、融入状况都很好。在昆明的规划者看来,由于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人物和故居,这个区域可以发展成一种生态人文的开发模式。而当地的居民则为他(她)们自己建的房屋而自豪:“我们请了四川的一个师傅为我们盖房。整栋房子都是我的,那个时候就花了20万!一家是一栋房子,有些家还不止一栋”(居民访谈KM-BY-R8-2012)。征地补偿之后,居民被允许在原区域内建造自己的房屋,大多数居民决定至少要盖四层,他(她)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已经没有了,多出来的可以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房子建的面积更大也是未来再次拆迁补偿用于协商的筹码,因为现在的政策是按平米补偿(而不像以前是按家庭人数)。一些房子还有自己的院子,晚上居民和租客们可以坐在一起聊天。

   在居委会的协调下,与村民进行城中村改造的谈判已经开始,这一过程预计在2017年完成——所有的房子将被拆除,村民会搬迁到一个新建的高层住宅居住,混合了拆迁安置和商业性住房的住户。前面曾提到,昆明搬迁政策中居民可以选择集体原地回迁,规划中也更多地涉及对居民的考虑,比如一些公开标语里提到:“规划使城市更有序”、“规划带来美好未来”。(15)从2011年开始的对失地农民的培训项目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教授农民新的工作技术,以使他(她)们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提高居民的“综合素质”;第三,创建和谐社区(居委会成员访谈KM-BY-JW-1-2012)。这些课程帮助参加培训的676人中有近400人找到了工作,虽然他(她)们的工作主要是清洁工作。一些青年劳力成为村里联防联保的成员,由赔偿款资助,但这只能维持到2014年底。村民认为,他(她)们不仅缺乏竞争力,年龄也受到歧视。“培训项目没什么用,不过是种形式,不是真的。要是来真的,我就已经找到工作了。”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工作意味着“职位提供者”,在一个机构里有一定的职务和地位,也有稳定的收入作为未来的保障。在当地,工作不被认为是经济需要,因为大多数居民可以靠租金为生。这种对工作的理解可以通过一位居民对他朋友所说的话来印证:“出租收入是额外收益,不是稳定的收入——出租不是工作……例如,他也没有工作——他有一辆丰田汽车但是没有工作!”(居委会成员访谈KM-BY-JW-1-2012)

   另一方面,“过去,我们(农民)的生活很困难。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居民访谈KM-BY-R182012),或者用另一位老人的话来说:“我从没想过生活变得这么好,之前我们吃不到肉,只有土豆”(居民访谈KM-BY-R13-2012)。现在交通便利,“很多地方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对于老年人很好,我们可以靠补偿款过后半辈子。年轻人就会比较困难,因为他(她)们还得顾孩子和家庭。”居民们对新的社区开发计划很失望。“一些人担心政府可能不会满足他(她)们补偿的愿望。但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想说服我们同意这个计划。今年年初,一些房地产公司的人带了10公斤的大米来我家,被我拒绝了,跟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的大米!”(居民访谈KM-BY-R17-2012)

   为了保持模范社区,以及配合未来社区开发改造的规划,居委会表示会建成“一个实验性质的综合服务部门,将会提供很多服务,包括新生儿护理,流动人口普查、户口登记和结婚登记等,以便保持动态的人口记录”(居委会成员访谈KM-JW-1-2012)。一位曾是党支部委员的居民说:“作为一名党员,我认为政府有自己的计划,肯定要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这一点我们都认同。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很担心政府的管理。贪污腐败的官员太多了。比如,农村投票选举人们花钱(买选票……)。这些人上台后,只会考虑为自己多赚钱,不会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今年建党纪念日那天(2012年7月1日),他们睡到中午,然后读了一些政策文献做做样子,你知道吗?下午四点,他们就都去市中心的酒店吃饭了。我没去。这也是居民抱怨政府的原因之一,街道办事处应该以年度报告来回应这些问题,但实际上只是一些官方套话,不会将真实情况报给上级。大多数老一辈党员都十分看不惯这些”(村主任访谈KM-BY-16-2012)。

   由于社区安全是由村里的民兵联防负责,警察不会巡逻,外来人口的安全没有保障,就像一对年轻夫妇所讲的:“这儿的人太多,而且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偷东西经常发生。上周我的自行车被偷了,我报了警,但警察说,像你这样的案子太多了,我们也没办法!他们让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没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所以我认为他们就是对我们有偏见,因为他们说自行车是被‘外地人’而不是‘小偷’偷走的。我就是外地人!但我的自行车被偷了。然后我去居委会看他们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因为社区内有监控录像,我想看,但他们只跟我说,‘下次记得锁好你的自行车’……然后,让我去找联防去要监控录像,他们不给,让我再去找派出所。警察再告诉我去找联防,因为我有权要求看这个录像,结果我再去,他们告诉我,负责监控录像的主任不在……我放弃了。没人可以解决问题,我白耽误了一天的时间,车子还是没找到……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向谁抱怨呢?”(居民访谈KM-BY-R1-2012)。另一方面,外地租户和本地居民的关系很好,被采访的外地人说,当地居民对他(她)们很“友好”、“热情”,他(她)们没有受到歧视,除了在安全问题上。

大多数被访居民和做生意的外地人都不希望房子被拆掉再回迁,即使是原地回迁。居民们对自己的房子很满意,外地人的生意也很稳定:“我们(老年人)不喜欢爬有很多台阶的楼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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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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