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雄飞: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16-01-12 16: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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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雄飞  

   雄飞: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二十世纪很牛的一本书。开篇即“牛问”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封建阶级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组织系统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朕即国家(rex et regnum)”式的封建等级国家只是在西方国家中才存在。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属于西方的专利。尽管从操纵权势、控制政权意义上讲,类似于“政党政治”的组织世界各地一直就存在。但就国家本身而言,拥有一个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只是在西方才有。

  

   资本主义——这种“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也非西方世界莫属。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最大限度的追求,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可以说,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马克斯·韦伯告诫说: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入门课中,应当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摈弃干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当然,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否则注定要完蛋。

  

   我们不屑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我们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这种“经济行为”,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以及在中世纪和近代,都一直存在着。“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断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为什么,偏偏是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且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方式,一种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方式。

  

   韦伯曾就东西方文化差异做过粗略的线性分析。中国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修昔底德的方法;包括印度在内,固然有马基雅维利权谋政治的前驱,却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的方法。他不知道,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关于“春秋笔法”的方法论堪称叫绝,足以与亚里士多德媲美。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他认为,虽然各种复调音乐在世界各地民族都一直存在,但所谓的“理性的音程”唯独西方独有。他可能孤陋寡闻,所谓“理性的和谐音乐”,早已在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古琴身上与世俱存。古琴音乐是不是以三个三度叠置的三和弦为基础的全音程构成的呢?尚无定论。建筑和雕塑方面也是如此,西方的建筑学技术基础确实来自东方,但东方没有解决圆顶问题。而且也缺乏那种对于一切艺术都具有经典意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类型。高等教育更没有可比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概括地说,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缺乏根本的推理的(Rational)概念。而这恰恰是希腊才智的结晶,也是科学之母。“rational”是韦伯在本书的基本术语之一。中文译为“理性的”、“合乎理性的”,韦伯的基本意思是从“理性主义”(rationnalism)引申出来的。与此相关的几个词“rationality” 中文译为“理智性”,“rationalization”译为“理性化”。韦伯所谓“理性”实际上相当于德国古典哲学中所谓“理智”即“知性”。韦伯认为,这种西方人引以自傲的“rational”,在其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诸阙如。

  

   按照韦伯的意思,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从根本上依赖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意味着它无比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毋庸置疑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的道路呢?完全因为,“rational”在中国,一直以来都付诸阙如。

  

   就韦伯研究的范围而言,除了儒教、道教,对中国是否还存在一个博大精深的墨教所知了了。更不知道,较之“资本主义精神”,中国文化早已存在一个更牛的“社会主义精神”。他对中国理性传统的置疑难免失之偏颇。但我们暂且搁置争议,尚且循着韦伯“理性化”的思路,从神秘的宗教力量对于西方文化形态的巨大影响中,找出(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何以没有在中国发生、反而“社会主义精神”古已有之、不绝如缕、且增且长的原因。我们早已习惯世界上姓“资”姓“社”两大阵营对立存在的阶级分析。资本主义事业因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现牛气冲天。社会主义阵营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蹶不振——除却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否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得而复失有关呢?

  

   韦伯说:“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关于汉武为什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固然与其本人个性气质有关,但后人亦步亦趋沿袭旧规“祖宗之法”不能不说是国人集体精神的迷失。这是造成墨学瑰宝被束之高阁表面上“中绝”的内在原因。或者说与儒教千年流毒造成国人性格缺陷有关。从这个角度讲,韦伯关于“中国理性精神阙如”的分析不无道理。近代辛亥革命的发生与现代中国革命的成功恰好有着近现代墨学复兴的背景,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无论是革命党人的先行者孙中山,还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其革命实践都带有浓厚的墨教色彩以及深邃的墨学理路。其“政党政治学说”是墨学典型的成功经验。鉴于此,借鉴韦伯历史主义方法论,厘清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以“备世之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虽然韦伯本人也难以为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因为有了以上“导论”的主导,这个定义难免“先入之见”: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有别于经济传统主义的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它特别表现出浓厚的新教伦理色彩(气质)。显然,这个“概念”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有别于”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各地人民对资本主义的粗浅认识,套用马克思“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概念,那种认识是对“粗陋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后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为此韦伯不吝笔墨,大段大段地引用所谓“美国佬的自白”。而近代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奇迹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是默默无闻的新教清教徒前仆后继的历史。这正是韦伯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还“不揣浅陋”,对社会主义精神的认识更是“妄自菲薄”。虽然我们自诩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中国的事情喜欢讲“特色”,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却不甚了了。套用韦伯的教条做线性分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是相对于儒家传统经济主义的墨家理性经济主义的自我宣示。正像加尔文宗清教是对天主教改革的脱胎换骨,墨家是在“非儒”的论战中脱颖而出。虽然墨教要比清教早1600年,但墨教比清教徒的清苦自律有过之而无不及:墨教的创始人“以自苦为极”;其弟子禽滑厘事墨子三年,不敢问欲;其隔世弟子宋妍,为人太多,自为太少,“情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如此看似非理性的对人性的苛刻,换来了对经济行为的理性主义保证。“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弘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包括后儒“援墨入儒”的小康大同说,如此高调社会主义的精神告白,渲染着浓厚的墨教伦理“特色”。

  

   墨子法夏师禹,“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华夏古国多水患。中国自古是个治水社会,需要众志成城,天下为公。“教主”更应该为人表率、身体力行。所以墨教的“社会主义精神”师出有名。即便是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山崩海啸,天灾人祸,也依靠气壮山河的社会主义精神万众一心、力挽狂澜。相比而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遭遇强势飓风袭击应变能力“相形见绌”,资本主义精神因此蒙羞。昔日蒋家王朝,以驱逐强虏为名,决堤放水,不顾百姓死活。这种损失伦理底线的、颇具儒教色彩的传统的权宜之计,无疑为自取灭亡增加了砝码。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儒家儒教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维护封建道统的修修补补的补锅匠。另一方面,孔儒用封建道统奴役国人,如同让皇帝的臣民们背负沉重的黑锅,步履艰难。儒教与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暧昧不明,而且一直以来,在孔儒的思想观念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关于改造世界的伦理原则。人人安于天命,逆来顺受。宗教责任——如果儒教真的称为“宗教”的话,只能源于这样颓废的人生态度。孔儒保守消极的世界观集中体现在他及其弟子津津乐道的“君子述而不作”上。只阐述古代的美善之政,却抱缺守残、不肯“损益”、不触动封建帝王及其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

  

   而墨教从一开始就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虽然在伦理设计上第一时间都选择了“天命”,但墨教不同于儒教的命定论,而是“天志”。自然界的意志第一时间为人生奠定了理性主义的生存法则。天为贵为智,义自天出。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正是前资本主义及后帝国主义所为,天理不容。所以墨子倡导“有道相教,有力相营,有财相分”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毫之末,莫非天之所为也”。兼爱天下,义利万物,这就是墨教为我们设定的伦理价值标准。从“上天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意义上讲,“天志”这个概念,无论如何比孔儒的“天命”范高一筹。即便是西方新教改革的关键词“天职”也无与伦比。相对于价值观念,社会主义精神较之资本主义精神,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相比孔儒“述而不作”,墨教伦理具有一种创造世界的内在张力。而墨子“遍从人而说义”的精神更具有使徒的宗教气质。“摩顶放踵利天下”,百折不挠。其隔世信徒宋妍、尹文上说下教,周行天下,虽天下不取,仍“强聒而不舍”。墨教“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成为封建王朝自救或民间揭竿而起、乱世而治的“应急方案”。历朝历代的造反、起义以及改朝换代的革命、改革“变法”都与墨教意绪有关。也即因为此,皇权贵族统治阶级“投鼠忌器”,一旦天下“马上得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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