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 蔡翠红:西方全球化新论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 次 更新时间:2016-01-11 21: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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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 (进入专栏)   蔡翠红  

  


   内容提要: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热闹的话题之一。本文重点对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出现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全球化理论进行了介绍与探讨。他们分别是詹姆斯·罗斯诺的“全球化动力说”、赛约姆·布朗的“世界政体论”、托马斯·弗里曼的“全球化体系论”、肯尼思·华尔兹的“全球化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全球化比较观”、詹姆斯·密特曼的“全球化综合观”。同时,本文也归纳分析了全球化的不同定义、特点与动因等。

  

   “全球化”这个概念,是本世纪60年代由“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只是到80年代中下叶,全球化概念才在知识界、传媒界、商界和其它各界被广泛使用,全球化理论的探索也因此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冷战的结束又给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极大的推动。有关全球化的著述与日俱增,学派纷起,众说纷坛。由于西方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显然已捷足先登,因此了解西方关于全球化的种种理论可以为我们思考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提供借鉴,对于加深我们自身所处历史境遇的理解能有所帮助。

   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表述。经济学家多指世界各国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的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全球性的自由流动,或指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及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政治学家往往指的是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的最后形成及世界新格局的战略体现。文化学家多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不同文明的全球整合和知识体系的全球传播,或指人类利用高科技成果,克服自然界造成的客观限制而进行的全球信息传递和交流。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则更多关注的是全球性问题,认为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全球扩散。

   全球化作为一种现实运动,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全球化是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而广义的全球化则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注:孙嘉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现代化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在全球化动因问题上,西方学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单因论(如技术或经济),另一派主张多因论。单因论者强调某一特殊动因的首要性,多因论者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非连续的和偶然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注:岳长龄:《西方全球化理论面面观》,《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第86页。)一般认为,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推进的结果,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注:汪道涵:《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展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1999年1月30日。)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为全球化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两者构成了全球化的基本动因。

   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辩证过程,一种矛盾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的”。(注:A.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990年,第64页。)岳长龄教授曾分析了全球化讨论中一般涉及到的五组对立趋势,即普遍化与特殊化(Universalization versus particularization),同化与分化(Homogenization versus differentiation),整合与分离(Integration versus fragmentation),中心化与离心化(Centralization versus decentralization),并立与融合(Juxtaposition versus syncretization)。(注:汪道涵:《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展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1999年1月30日,第87页。)因此,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它是时间与空间互动的多维度过程,是参与者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是一体化与多样性、合作与冲突共存的过程,是概念更新、范式转换的过程。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并非一首田园牧歌,而是利弊都有。它既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普及,又包含风险和挑战,使“世界发展不平衡加剧,贫富悬殊拉大,南北差距拉大”。(注:袁明:《全球化大趋势的特点》,《世界知识》,1999年第2期。该文分析了全球化11个特点。)全球化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与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注:《全球化的利弊》,见《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4日。)

   何方教授也曾列举了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十个问题(注:何方:《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十个问题》,《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3期。),即全球化与一体化(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与区域化(认为是矛盾的统一)、全球化与民族化(认为全球化一方面使主权行使受到限制、主权属性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也使民族化加强)、全球化与市场化(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与信息化(两者犹如“风助火势,火趁风威”,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全球化与均衡化(全球化加剧不平衡—平衡的互动发展)、全球化与贫穷化(在促进改革世界经济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相互影响)、全球化与时代特征(全球化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推动力量,和平和发展是全球化的根本前提)。这十个问题为我们研究西方学者的全球化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框架。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全球化为一个辩证过程,同时也暗示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全球化要求其参与者作出一定的主权让步,特别是经济主权的让步,但这并不等于民族国家的消解。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可能带来民族国家的再生或“重新安排的国际政治空间”。(注:D.赫尔德:《当代政治理论》,1991年,第222页。)

   如今,随着全球化现象的日益扩展和这一概念的日益普及,对全球化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90年代中期,全球化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a buzz word),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詹姆斯·罗斯诺的“全球化动力说”

   1996年,罗斯诺发表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全球化的动力”(注:James Rosenau,"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Toward an OperationalFormulation",Security Dialogue,September 1996.),他文中列举了几种全球化的同义表述:世界社会、国际化、普遍性、全球主义(Globalism)、全球性(Globality)。罗斯诺认为,全球化最具有动态特征,体现一种强劲的动力。全球化的动力来自“条件、利益和市场”的扩散。这些跨国扩散的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人们的活动、商品与服务、观念与信息、资本与金融、机构的运作、行为的模式与实践。他还认为,全球化是对地域化(localization)的超越。地域化是国界的限制,全球化则是国界的扩展;地域化意指分权、分散和分解,而全球化意指集权、一致性和一体化。此外,罗斯诺概括出推动全球化的四种基本途径:(1)通过双向的对话和沟通机制;(2)通过大众媒介的变革性影响;(3)通过榜样的力量和效仿的过程;(4)通过机构和制度的同质化。而同质化往往又是沟通、媒介、榜样的互动的结果。罗斯诺强调,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动力必然会持续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逐步形成全球化运作的规范。

   2.赛约姆·布朗的“世界政体论”

   1996年,赛约姆·布朗的《变化中全球体系的国际关系》一书经修改后出了第三版。布朗认为,世界政体论(theory of world opolity)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它是人们摆脱国际关系中主要困境的需要。世界政体可界定为“处理和解决冲突、制定和实施规则的全球的结构和过程模式”,或“关于强制性的社会关系体系的世界结构”。(注:Seyom 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System,Westview Press,1996,p.5 and p.7.)如果说,全球化是对地域化的超越,那么,世界政体就是对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世界政体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它所涉及到的全球问题包括:从无政府状态到世界有序的治理、国际合作、战争与合作、财富与贫困、生态以及人权。(注:Seyom Brow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System,Westview Press,1996,第2-4页。)

   3.托马斯·弗里曼的“全球化体系论”

   1999年,在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全球化问题的颇有意思的争论。争论是由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曼的《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一书引起。凌志车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级轿车品牌,代表全球化体系,而橄榄树则意指古老的文化、地理、传统和社会的力量。凌志车与橄榄树表述的就是两者之间紧张的矛盾关系。

   弗里曼指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从这个意义说,“世界刚刚满十岁”。他认为,全球化并非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现象、一个潮流,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取代冷战体系的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弗里曼将全球化界定为“超越国界的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整合”。它正在创造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构建一个地球村。全球化也涉及到“市场、技术和国家的一体化”,它“使个人、公司和国家能更进一步、更快、更深入、更有效地接近世界”。(注:Thomas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Farrar Straus Giroux,1999,pp.7-8.)在弗里曼眼里,全球化就是自由化、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

   该书的有趣部分是冷战与全球化的比较。弗里曼认为:(1)如果冷战和全球化都是一种竞技,那么冷战可能就是一场柔道比赛,而全球化则可能是一场百米赛跑。(2)冷战的最大忧患是担心被你非常了解的敌人所消灭,而全球化的最大忧患是担心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的飞速变化——你的生活随时都可能被经济和技术力量所改变。(3)冷战体系的文本是条约,全球化的文本是交易。(4)冷战的标志是一道墙,将人们分隔开来;全球化的标志是世界网页,将人们联系起来。(5)冷战期间,人们依靠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热线联系,因为尽管当时世界被分裂为两大阵营,但至少两个超级大国在负责任;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依托因特网,每个人都彼此联系着,没有人专门在负责任。(6)在冷战时,提得最多的问题是“你的导弹有多大?”;而在全球化时代,提得最多的问题是“你的电脑调制解调器速度多快?”

同年,《外交政策》的秋季号以“全球化的双重性:托马斯·弗里曼和伊格纳西奥·拉蒙内特之间的辩论”为题,分别发表了两人的争论文章。(注:"Dueling Globalizations——A Debate Between Thomas Friedman and Ignacio Romone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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