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 蔡翠红:西方国际体系论探索——从科学行为主义到建构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7 次 更新时间:2016-01-11 21: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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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 (进入专栏)   蔡翠红  

  

   内容提要: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行为主义革命推动国际体系论的勃兴开始,国际体系逐步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研究重点。本文对国际体系理论主要的学者及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从卡普兰、辛格等的行为主义研究到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继而到基欧汉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体系观。这些理论流派对国际体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和观点,进而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国际体系论。

  

   国际关系的体系论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它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盛行于60年代以后。自此,国际体系(又称国际系统)成为国际关系学领域讨论的重点课题,从卡普兰的国际体系六模式到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体系论以及布赞与利特尔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论。

   一、国际体系的概念与特点

   体系又称“体制”、“系统”等。体系反映事物的整体性、联系性和层次性,一般指由若干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整体。体系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提出。罗伯特·利珀将体系定义为“一组以某种方式发生互动的单位或构成部分”,并称系统论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特定的“科学框架”。① 查尔斯·麦克莱兰则将体系定义为“部分或分体系的集合体”,任何体系均能“从一个状态变为另一个状态”,“任何体系都呈现为一种结构,其组成部分处于互动关系之中”。② 体系是一种“抽象的、描述的和理论的概念”,它提供一种广泛的“分析观点”。③

   国际体系又称国际系统。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系统是指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要求的社会系统,它包含一组客体以及这些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特性之间的关系。④ 而通常所说的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体系,主要指的是由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体系,尤其是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的、由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与协议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那些由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由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规范的抽象的实体,那些国际领域内各种行为体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对固定关系组合。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对国际体系还有其它不同的定义。如美国学者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把国际体系概念界定为一些不同实体按照一定控制形式、经常互相影响而统合的整体。他认为国际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一些“不同的实体”,可以是过程、结构、角色或角色的一些特征;二是具有“经常的互相影响”的特点,从偶然接触到经常的互相依赖;三是有某种规定行为的“控制形式”,既有非正式规则,又有正规制度。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是国际主要力量配置构成及这种力量互动关系的组合体。⑤ 建构主义流派则认为除了固定的力量配置结构外,还有观念的配置及其互动形成的动态结构。

   国际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示出六个主要特点:⑥

   第一,整体性。体系一般被界定为“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由若干组织和实体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拥有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时所不具备的新的整体功能。

   第二,层次性。国际体系呈现出多层次性,除了主权国家之外,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宗教组织等等,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是多层次的。

   第三,联系性。任何系统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各构成部分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互依赖性。不仅体系内部成员间存在联系性,体系与环境间也存在互动,这种互动是体系合理性存在的前提。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国际关系研究的就是国际体系的互动问题。

   第四,稳定性。均势体系、两极体系、等级体系、单位否定体系等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状态。体系理论强调冲突与合作并存,认为发展国际体系是确保国际社会趋于稳定的决定因素。

   第五,功能性。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维持体系的特定模式,适应环境的能力,达到目的的协调能力和促使体系的一体化过程。而国际体系的研究目的则是寻求存在于国际体系与分体系内的模式、原则与规律,从而促进国际社会的稳定与一体化过程。

   第六,相对性。体系是个相对概念。有些学者曾按“体系—单元”的模式归纳出三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常见的“体系—单元”,即国际体系—国家、国家—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一个人;在这种形式中,每一对的左侧是右侧的体系,而右侧则是左侧的单元。⑦

   “国际体系”不同于“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各自的内涵重心有差异,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均强调国家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体的中心地位和无政府结构的作用。国际社会学说由英国学派所倡导,可分成强调规则和规范与共享文化价值两派。⑧ 国际体系不以国际社会的存在作为它的生存的前提,而国际社会的诞生、发展则以国际体系的存在作为前提。⑨ 国际体系具有系统性,焦点集中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而国际社会不仅可以包括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也可以反映不同行为体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之间的关系。

   “国际秩序”、“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也有一定的异同性。一定的国际关系有一定的运行、管理机制,它包括一个主要由大国组合成的领导结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相应的国际法及其规则、处理国际问题的常规程序,这就是国际秩序。对国际秩序进行研究,也就是对大国力量结构进行研究。体系与秩序的关系是: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是一个跨历史阶段的,舍去各种具体秩序形态、特征的抽象概念和框架。⑩ 秩序是体系内的一种状态,所以它的影响和作用也将依附于国际体系,或是在国际社会范围内活动。同样,国际体系涵盖面要比国际格局广泛得多,国际体系不但有结构层次还有进程层次,而国际格局只是国际体系中“全球层次的中心结构”,即“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11)

   二、从科学行为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国际体系理论的发展源于战后国际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国际组织的普遍出现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使得国际社会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不再是唯一角色,这一主要背景直接促成了国际体系理论的产生。

   其次,就方法论而言,国际体系理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科学方法论,尤其是体系论。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学派”逐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从而对传统的人文学科方法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著名的“行为主义革命”。(12)。

   与此同时,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体系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探索,引入了历史描述法、科学预见法、哲学规范法、合作冲突法、决策方法论、均势论及系统方法论等。(13) 因此,罗伯特·利珀于1972年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10年,体系论的研究方法广泛地支配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它帮助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强调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转向趋于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模式。”(14)

   行为主义革命造就了新一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主要代表包括莫顿·卡普兰、戴维·辛格、卡尔·多伊奇等。行为主义学派所主张的系统分析法使国际关系研究摆脱以往历史、哲学和法律式研究的实然倾向,使国际关系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即由单纯的定性分析向精确的定量分析发展。

   一些政治科学家首先对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盖布里尔·阿尔蒙德根据体系与环境的互动提出,每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中,国际环境对一国产生影响,反过来,一国对外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环境。他提出用输入和输出(15) 来表达上述两者的相互影响,并进而认为各种体系的输入和输出是可以比较的,这一比较研究构成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方面。戴维·伊斯顿也把国际政治体系看作稳定状态下的开放体系,并与社会体系相区别。(16)

   然而,首次将“系统方法”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而且还力图在这个基础上创建一套完整的国际关系的“行为理论”的是莫顿·卡普兰。在其名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卡普兰根据历史上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和同盟排列模式,归纳出六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模式:(1)均势体系,指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均势格局;(2)松弛的两极体系,指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3)牢固的两极体系,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对峙;(4)环球体系,指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的世界多极趋势;(5)等级体系,指大国称霸的局势;(6)单极否定体系,指出现一国的威慑力量足以影响和阻止别国行为的情势。此外,他还为每个体系模式设计了五套可用于计量和测定的内容:基本原则、变换原则、行为者类型变素、实力变素和信息变素,这些内容为体系理论提供了最优标准和依据。(17)

   1961年,戴维·辛格发表了题为“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戴维·辛格根据理论的“描述、解释、预测”这三项基本的功能,对所谓的“体系层次理论”和“国家层次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考察,(18) 正式确立了层次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对国际体系的结构成型和作用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其后来发表的《人类行为与国际政治》与《计量国际政治学》中,也大量采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借用数学、统计学的成果分析国际关系问题,进一步发展了其层次分析法。

   卡尔·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也是一种体系理论。在《国际关系之分析》一书中,多伊奇系统地提出了“沟通理论”的三个研究方法,即一体化论、相互依存论和博弈论。多伊奇认为,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在“一个整体的构成部分中间形成相当程度的相互依存”,(19) 是相互依存的单位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一体化具有四个方面要素:区域、范围、幅度和力度。

   一体化肩负的目标是在地区或全球层面上建立一体化、功能化的体系。70年代多伊奇还分别出版了《国际政治和数学方法》与《政治的数学分析》,运用数学原理分析了国际关系诸行为的体系、结构和特点。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体系的研究开始出现了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从而催生了新现实主义。如果放在国际体系的框架下考察,就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即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大的系统是双方理论的共同前提。

   查尔斯·麦克莱兰提出了“国际复合体系论”,认为国际体系“包含国际社会中各组成部分或单位之间所有的互动关系”,(20) 而国际分体系则是总的国际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国际复合体系包容特定功能的分体系;复合体系和分体系有着自己的运作范围;分体系的安排及之间的关系对复合体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体系的结构或过程的基本变化将会带来分体系结构、过程的关系的变化。(21)

   斯坦利·霍夫曼也同样强调体系的结构,认为国际体系是由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组成的重要体系模式,该模式由不同的结构决定。霍夫曼认为,国际体系大致上可分为变革型体系和温和型体系两大类:两极导致变革型体系;多极导致温和型体系。他还认为,最理想的是均势所造成的稳定体系——温和型体系的最高体现,而最重要的途径是发展国际组织。他提出,从变革型国际体系转向温和型体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体系能避免危机冲突;(2)体系能约束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扩张行为,推动裁军和维和;(3)体系能逐步消除世界政治所存在的“隔离状态”,增进各国的交流、沟通和合作。(22) 霍夫曼在分析世界政治体系的演变时,特别指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相互渗透和跨国社会与世界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的两方面趋势,并认为这是研究世界政治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肯尼斯·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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